一九九五年美國推理作家協會找來十四名當前的頂尖作家，再次票選推理小說一百五十年來最好的男女作家、男女偵探、謀殺城市、兇器和藏屍地點等項目，結果我們所熟稔的夏洛克·福爾摩斯在男偵探一項屈居第二，創造他的柯南·道爾更在男作家一項摔到第三——第一名會是何方神聖呢？
答案應該說是雙料冠軍；此人是雷蒙德·錢德勒，他和他筆下的高貴私家探子菲利普·馬洛包辦這兩個第一。
這種結果，對推理類型方興未艾的台灣讀者可能頗驚訝，但對沉浸於推理小說一世紀半的歐美倒不會是什麼意外，比方說義大利的大導演費里尼便是其一。在一次正式訪問中，被問到喜歡什麼，費里尼的典型華麗答案是：「……九月……奶油杏仁冰淇淋……自行車上的漂亮臀部……火車和火車上的便當……空無一人的教堂……以及雷蒙德·錢德勒。」
這裡，我們有感而發的是馬洛。
近些年來，住台灣的人似乎不得不追問自己一個頗不舒服的問題：我們似乎已確定了自己是活在一個末世之中，這怎麼辦？
每個人也許都有他無奈程度不等的應對之道。比方說，更多的宗教和寬恕，更多的律法和報復，更多的犬儒和譏誚，更多的虛無和沉默，更多的逃避和移民云云。這裡真正想說的是，我們絕不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批發現自己身陷如此處境的倒霉之人，某種程度而言，人類對如斯處境還堪稱經驗豐富，不信，我們可以去問問孔子莊子，問斯多葛學派，問狄更斯或托爾斯泰，問福克納或錢德勒……
知道有別人和我們一樣慘，甚至更慘，並無意藉此得到麻醉劑好高枕放心大睡，而是說，我們可以當重新學習的開始，這樣的認知，讓我們多了學習的動力，學習的對象，和學習時的感同身受，歷歷在目。
菲利普·馬洛是誰？
馬洛是錢德勒筆下「從一而終」型的私家偵探，活在一九三四至五八年的犯罪世界之中，於洛杉磯開一家沒女秘書的一人偵探社，是一天才值二十五美元的廉價騎士，未婚，如當代美國推理名家格拉芙頓所說的「抽太多煙喝太多酒」，不介意挨揍，狀況需要也不介意出手打人，但善良、正直、敏感且高貴無匹——好，對台灣的政客和董氏基金會，學習的第一課來了，人貧窮、抽煙或喝酒不見得就不高貴，偽善、不義且胡言亂語才是，卓別林默片中的流浪漢如此，山田洋次「男人真命苦」系列電影里的車寅次郎如此，馬洛亦如此。
而馬洛同時也是推理小說史上的里程碑人物，是冷硬派私探的先驅者。
說到這裡，我們便不能不提一下所謂的「美國革命」——美國革命是推理小說在美國的一次大轉向，時間大致從二十世紀二〇年代開始，他們厭倦了傳統古典推理那種「一具屍體、一點蛛絲馬跡、人人看起來像兇手」的純邏輯遊戲，宣稱真實的人生、真實的罪犯和謀殺根本不是這樣子。他們要清理掉爐火邊安樂椅上動口不動手的矯飾貴族氣息，讓推理小說走到太陽底下的殘酷大街來。
這些帶種的作家起步於廉價的《黑面具》雜誌，卻成功在大西洋這一岸聳立起偵探小說的另一高峰，和推理原鄉的老英國岸然相望——其中，立於峰頂至今無人能超越的兩大宗師，一位是稍早的達許·漢密特，另一位便是雷蒙德·錢德勒。
問題是，好端端的為什麼漢密特和錢德勒等人要忽然激動起來，握筆如刀要進行如此暴烈的推理小說革命行動呢？
很大一部分答案不在推理世界裡，而是跟外在大環境有關。
香港的名家梁濃剛曾銳利地指出，錢德勒的小說總在一開始就明白揭示出，最好的時代已然過去，最好的美國已然過去，最好的價值已碎裂片片，散落在大街暗巷偶爾閃著寂寞的寒光，最好的人亦已碎裂片片，艱辛活下來的人皆已不再完整，皆已畸零了；島內的名家詹宏志更進一步指出，不止錢德勒的作品如此，事實上，這正是美國犯罪小說看待現實世界的方式，是半世紀來美國犯罪小說的哲學基礎。
換句話說，這是一組試圖在末世之中反覆思索，不打算簡單逃進書房的動人小說。
怎樣的末世呢？我們知道，若時間從二十世紀二〇年代算起，意思是人類才剛剛被一次世界大戰的大殺戮嚇醒，在短暫的復甦和瘋狂之後，馬上像坐雲霄飛車般沖向史無前例的全球經濟大崩潰，跟著又上演莫名死去八千五百萬人的二次大戰——其間，所有安穩的、你深信不疑的東西全沒了，人類過往對萬事萬物的基本理解和信念無不回過頭來猙獰地嘲諷你，人類得在怵目的文明廢墟中痛苦思索並重新定義：人到底是什麼？生命到底是什麼？家庭社會國家到底是什麼？
而這個末世的年代（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五〇年），正正好也是美小學說的史詩時期，是美國文學史空前絕後的高峰，貢獻給這個世界四個偉大的名字，除了錢德勒和漢密特，還有福克納和海明威——他們處於同樣的劇變年代，同樣感受人類的狼狽處境，也同樣寫出一部又一部格局壯闊且姿態強悍的小說來回應，差別之處在於，後兩者去拿了諾貝爾獎，前兩者流浪於謀殺大街罷了。
福克納在他著名的諾貝爾獎致謝辭中說：「我深信人不僅僅只是能忍耐，他也將得勝，人的不朽，不只因為他是萬物中惟一具有永不耗竭的聲音者，而是因為他有靈魂——使人能同情、能犧牲、能忍耐的靈魂。」
有意思的是，我們讀福克納深沉陰鬱到近乎絕望的一部部小說，在其間並不那麼容易找到如此光亮勇敢的聲音，這段話，倒像是為菲利普·馬洛量身定製的，是錢德勒創造這個人物的最準確註腳。
錢德勒在他七大長篇中專註地使用馬洛，當然是故意的——他不是想寫一個可供讀者有情感固定投射對象的迷人偵探而已，他是下定決心要打造出一個典型，如米開朗琪羅雕塑大衛像。
錢德勒從來不是逃離現實的天真之人，他不會不曉得社會進展的遲緩和人事的匆匆往往不成比例，世界要返正，信念和價值要重建，通常無不需要漫漫長日，正因為這樣，身陷其間的人才容易絕望，而且往往愈當真、愈持續思考的人愈容易絕望。
這裡，沒有什麼特效藥型的方便救贖，沒有易拉罐式的心靈改革，更沒有呼之即來的彌賽亞。
錢德勒本人在一篇論述文章《謀殺巧藝》中，明白揭示了這個心志：他所能提供給這個茫茫世界的救贖，只是出點力氣重建一個人，一個「英雄」，一個「完整的人」，一個「在他自己的世界裡，他必定是最好的男人；而對任何一個世界來說，他也會是個夠好的男人」。
然後呢？然後我們能拿菲利普·馬洛做什麼？錢德勒不再明白說下去，我個人的看法是，錢德勒沒希冀他來感動世界，追回逝去的美好流光，毋寧是急速冰凍般地把不絕於世的一絲價值留存住，讓我們不至於一無所有。
《聖經》所記敘的四十天大洪水之後，鴿子銜回了第一片橄欖葉，方舟上的諾亞老爺當然不能拿這片葉子來重建大洪水之後的荒蕪世界，但這卻是個訊息，甚至一個保證，告訴我們事情現在可以重新開始了。
也許就是這樣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