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當然不是所有事）是一定會發生的，沒那麼難想到，未來的這一大片迷霧之中，總有一些明確無誤的東西，用人常識之眼就可以看得到，不必乞助那種江湖術士般的所謂趨勢學未來學，當然也不必靠水晶球，正如短篇《水晶球占卜師》所揭示而且不無嘲諷的那樣子。
有人還進一步說，有些事你知道遲早一定會發生，惟一的麻煩是，你說不準而且總是弄錯其確切的時間和地點，如此而已。
像凡杜森教授、也就是推理小說史上著名的「思考機器」的誕生，便完全是這樣子，我們（不盡然是事後之明）知道他這樣子的神探遲早會現身，而同時也很難想像他居然可以來得這麼早，才在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的整整一百年前，就由傑克·福翠爾把他給寫出來了。理論上，這才是推理小說書寫的曙光到清晨時刻，距愛倫·坡的《莫格街謀殺案》率先開發出推理神探的第一個原型、也才創造出我們這些推理小說讀者（博爾赫斯指出，是推理小說，尤其是愛倫·坡創造出了推理讀者），算算不過五十年時間，而且還是稀稀疏疏的書寫摸索時間，也就是說，思考機器現身推理小說史的真正驚喜，不在於他的誕生本身，毋寧在於他的「提前」，有了愛倫·坡的神探原型，思考機器的出現就只是個合情合理罷了，用思考機器自己的口頭禪來說，這只是邏輯，是2+2必然得到4而已，而且不是絕大多數時候，是永永遠遠等於4。
這個合情合理卻又提前出現的思考機器是怎樣子一個人呢？傑克·福翠爾給他費心取了個帶著貴族來歷氣味的不凡名字，叫Augustus S.F.X.Van Dusen，奧古斯都·凡杜森，但他從事的工作，尤其是他磐石不動的哲學信念，卻是完全棄絕蕪雜時間、追求非時間性純凈理性邏輯的硬邦邦科學。配合這個，他的個頭矮小，身體瘦弱，彷彿用進廢退般把沒用的肉體部分給縮到最小，便只剩一個腦袋誇張的碩大無匹，正面撐出一個幾乎是病態的又高又寬額頭出來，至於頭皮上的東西一樣同屬可有可無，傑克·福翠爾給他亂草般的蓬亂黃髮，既在形態上意味著他的主人絲毫無心料理，也在色澤上暗示著營養不良、自生自滅以及枯萎。
從凡杜森教授到成為思考機器，這是推理小說讀者一定得知道的一個掌故，封贈此一雅號的是連著統治西洋棋世界王座六年的蘇聯冠軍柴可夫斯基——凡杜森認為棋賽這種小孩子遊戲，就只是簡單的邏輯而已，他斷定一個有嚴密邏輯訓練但從未下過棋的人，可以打敗以下棋維生的專家棋士，果然在好事者的安排下，凡杜森輕易地擊敗柴可夫斯基，賽後，又沮喪又不敢置信的蘇聯棋王說了這段無數推理讀者可倒背如流的慨嘆之言：「你不是人，你只是腦子——是機器——一部思考機器。」
也比IBM的西洋棋機器「深藍」早到了近百年。
我們多解釋兩句何以說思考機器的出現勢所必然。一定有人看過改編成電影的《人骨拼圖》對吧？電影中，輕鬆躺那裡賺取片酬的丹澤爾·華盛頓演一個植物人神探，能活動的部分只剩腦子，以及得藉助儀器好把腦袋裡所思所想艱辛表達出來的嘴巴和手指尖（所以自由主義堅持思考自由必然得包含著言論自由，否則思考自由等於不存在，這是對的）。就推理神探的概念而言是什麼意思？很簡單，這就是所謂安樂椅神探的終極形式。一百多年前，有某一群人在小說中獨尊腦子，程度不等地嘲笑了我們身體的所有其餘部分，斥為無用，這個邏輯便取得了充分的前提，轟轟然開動起來，指向一個徹底躺著干如政府公務員的神探，一個獨立存活的腦子怪物。一個推理讀者要計較的只是，安樂椅神探的真正究極之人，不等到丹澤爾·華盛頓，而是思考機器凡杜森教授，否則就丟臉了。
有關思考機器第二件非知道不可的事，則是他的了不起短篇《逃出13號牢房》。和思考機器這名字的來源如出一轍，這事沒有犯罪沒有人死，一樣來自凡杜森的大話一句，他斷言科學和邏輯沒做不到的事，包括從嚴密無縫的死刑牢房脫身，於是，他身旁那堆有能力動用各種社會公共資源的無聊友人便又打了一個賭，真的就把思考機器送進了13號死牢之中看他怎麼插翅飛出來。當然，因吹牛而入獄的思考機器沒忘記交代他的管家，一星期後的這個時間備好晚餐，等他回來招待在場諸人。
還有，除了體型長相配合他思考機器這名字之外，傑克·福翠爾亦在他性格上下工夫——凡杜森教授全身幾乎只容一種情緒存在，那就是不耐煩，講任何話都帶著一股「你怎麼這麼笨」的無名火，我相信，這不是額外的性格點綴來增添文學書寫的風情，而是和他長相同樣的一體成型設計。凡杜森的壞脾氣其實不是針對特定的誰，而是整個開向不認識邏輯真理的蕪雜紊亂世界，這樣的壞脾氣，人類真實歷史上最明白的例子是卡爾·馬克思，鬚髮怒張的馬克思不是個講溫情講人道的人，資本主義的罪惡剝削對他而言只是歷史階段的必然甚至是必要，這事沒生氣悲憤的餘地，馬克思生氣，是人不認清在他看來那麼明顯的歷史規律和程序，他不恨人壞，他恨人笨。
這麼快就把安樂椅神探的概念推到究極，推到只剩一個大腦子，我想，這既是令人嘖嘖稱奇的驚喜，從另一面來說，尤其是從有為者亦若是的書寫層面來看，也是很令人沮喪的事。當然，這種「可惜我生得太晚」的感慨我們並不陌生，在面對很多先代的美好事物時總一而再再而三地油然而生，是我們人的基本處境之一，因此我們在感慨系之的同時也早就習慣了，不真的會激烈到像昔日的大征服者亞歷山大大帝一般。這個幾乎是病態的冷血馬其頓英雄，據說每看到他父親又打下一塊土地便焦急不已，生怕在他登基統軍之前，偌大地球再沒他可征服之地了，果然，日後他把握最有限的生命時間，一路不回頭地挺進到東方的印度河畔，不像個龐大帝國的野心締造者，倒像個不可抑止的瘋子探險家。
因此，有點弔詭的，思考機器的早早出現，反而是說明書中思考機器對科學和邏輯無所不能的制式詭辯其實是錯的。思考機器，一如到十八世紀就差不多絕種的純科學主義者，總把科學的無限能耐訴諸未來，認為這是一道不斷持續增強而且永無止境的無限寬廣之路，現在做不到的，假以時日悉數可能，然而，歷史經驗的判決告訴我們的卻非如此，事物的發展會走到極限，而且如招式用老，撞上生物學者所說的演化「右牆」，還往往比我們想像的來得早。
其實，細心的推理讀者，尤其是追逐精純理性、思考機器這個路數的推理讀者，很容易悲傷地發現，太快撞上演化右牆的，不僅僅是安樂椅神探此一概念而已，而一併包括整個精純理性的第一波推理小說書寫，它很快就被寫完了。
《逃出13號牢房》這篇沒人犯罪沒人死的精妙短篇，給了我們很好的線索，它再清晰不過地向我們揭示，最原初的推理小說核心，並不是謀殺，而是「難題」——太陽底下，地球之上，人殺人這種生物界最激烈最頻繁的同類相殘之事天天發生時時發生，我們看看報喟嘆兩聲就結束了，如昨日的報紙包明天的魚，除非它戲劇性地懸而未決，而且，同時還除非它顯示著某些可思考的蛛絲馬跡。因此，問題的真正關鍵不在於有人殺有人死，而在於謀殺之中所攜帶而來的謎樣難題，是這個東西抓住了我們，招引我們挑釁我們，讓我們不只以自然發生的情感相待，而是煞有介事且費力地動用到理性思考，是這樣，才讓推理小說從一般新聞報道中衝決而出，如昔日雅典娜擊破她父親宙斯的額頭吶喊而生。
可想而知，難題並不總是藏身在謀殺案件之中，它也可以是守法的、規矩的、善良無爭的，因此，在早期的推理小說中，我們會看到像《逃出13號牢房》這樣子不死人的作品，也會在比方說福爾摩斯和布朗神父的探案中看到諸如此類的作品，也就是說，謀殺不是原來推理小說的最大公約數，難題才是。
問題是，為什麼我們通常會習焉不察地混淆這兩者呢？可能該怪一開始的愛倫·坡就把這兩者搞成一團，讓理性難題首度出場就戴著莫格街的謀殺面具。但S.S.范達因敏銳地指出謀殺這一假面的功能，在他的《推理小說二十條法則》之中，他說，推理小說必須得死人才行，因為它要讀者花這麼大精神和一部小說拼搏鬥智，總得提供夠分量、夠吸引讀者不懈注意力的謎團，要怎麼收穫，先怎麼栽，謀殺，以它驚悚駭人的長相，繃緊閱讀者的神經，賦予理性難題某種麻解藥物般的奇魅色澤。
也恰恰好從S.S.范達因如此坦誠的告白之中，我們更加清晰地看到並見證我們已知道的事：一、謀殺果然不是原來推理小說的真正核心之物，它毋寧是一種書寫技巧的產物，是添加物調味料，是最簡便吸引讀者的東西；這也就等於說，如果推理小說的理性難題，能漂亮設計到本身就緊緊抓住讀者不放，那不用脂粉污顏色也行不是嗎？就像《逃出13號牢房》、就像福爾摩斯的《紅髮會》或約瑟芬·鐵伊的《法蘭柴斯事件》一樣；二、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