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全球範圍看，新聞發言人制度可追溯到一個多世紀之前。1904年2月，日俄戰爭在中國境內點燃。當年8月，日方為阻止記者赴前線採訪，將許多記者召集到中國長春，介紹戰況，這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的有文字記載的政府新聞發布活動。在美國，新聞發言人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總統新聞發言人。一般認為，19世紀30年代擔任美國總統的安德魯·傑克遜最早聘用新聞發言人。從1950年開始，白宮歷屆新聞發言人當中有85%是新聞記者出身或在媒體工作過；而在近30年來，這個比例幾乎是100%。據統計，如今的美國，各級政府大約有4萬名新聞發言人。稍有規模的企業都會設立專職的新聞發言人。
從中國的情況看，20世紀60年代，國家副總理陳毅曾舉行過精彩的新聞發布會。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開啟了我國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我國改革開放之後的政府新聞發布工作有了明顯的進步，政府新聞發布工作的重要途徑之一是利用政府控制的媒體進行常規的政府新聞發布。中國政府是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執行機構，中國各媒體是政府管控下的事業單位，是政府的耳目喉舌，必須宣傳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1982年3月26日外交部召開了第一次新聞發布會，此後逐漸確立起定期的新聞發布制度。
資料鏈接 解放前中國的「新聞發布」
1912年，民國臨時政府國務院於前陸軍貴胄學堂內特設「新聞記者招待所」，5月18日，總理唐紹儀與應邀到會的20多位記者進行了2小時的會談，這被認為是「中國記者招待會的濫觴」。抗日勝利前，南京國民黨政府舉辦過不定期的新聞發布，但以中共方面的周恩來在國統區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影響最大，吸引了眾多的中外記者。抗日勝利後，參加國共和談的中共代表團在南京梅園新村建立了新聞發言人制度，廖承志、王炳南、范長江和梅益等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一批新聞發言人。
2003年以來，以「非典危機」為代表的突發事件，使我國政府機構充分認識到及時發布權威信息對維護社會正常秩序的意義。2003年12月16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一年一度的新年招待會上，政府首次將各部委各自的新聞發言人介紹給新聞媒體，並公布他們的聯繫方式，激起了一陣學界關於突發事件中公眾知情權與政府政務公開、應對突發事件能力的大討論。似乎，新聞發布會是SARS爆發後公眾和媒體對於政府信息封鎖鬥爭的產物。
到了2008年，我國舉辦新聞發布會數量創歷史之最。2008年12月30日，原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王晨在北京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不包括奧運會期間舉辦的300多場新聞發布活動，2008年國新辦、中央各部門和各省區市人民政府三個層次舉辦的新聞發布會的總數已達1587場，大大超過了往年。
應該說，政府新聞發布作為一項制度建設，在中國的語境下承載了信息公開、執政能力等宏大話語，從新聞發布緣起、制度建設的推進以及近些年來取得的重大進展中，可以看出中國新聞發布理念的變遷與政治文明的滲透、共進。
建構責任政府的一個重要條件是政府一切行為都必須以公民為導向，通過行政公開與透明以及政府與公民之間的良性互動來提升政府責任能力。只有公民對政務充分知情，才能對政府行為進行監督、判斷和評價，從而為政府責任行政施加一種外部壓力。政府與公民的良性互動要求雙方將平等對話作為一種責任制度。通過新聞發布，使政府把行政管理過程及效果等各方面都公之於眾，使公眾有更深刻的理解和更深入的監督，這種透明度的壓力能使政府更加對公眾負責，從而建立起貼近群眾的有效溝通渠道，對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
資料鏈接 保障新聞發布質量的制度推手
2007年11月1日開始實施的《突發事件應對法》和2008年5月1日生效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無疑是規範和保障新聞發布質量的制度推手。在這兩個制度範本中，《突發事件應對法》把我國近年來突發公共事件新聞發布的重大進步上升為法律，明確指出政府在應急管理中的責任包括「公開應急管理信息，保證公眾知情權」，當國家發布三級、四級警報，宣布進入預警期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定時向社會發布與公眾有關的突發事件預測信息和分析評估結果；及時按照有關規定向社會發布可能受到突發事件危害的警告……《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將政府新聞發布的範圍和新聞媒體公開報道的界限作了明確的界定，為提高新聞發布的透明度提供了可操作的框架。
從某種意義上講，新聞發布制度已經成為政府「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新平台。新聞發布制度主動提供「政府想說的、媒體關注的、群眾關心的」信息選題，允許記者提及與發布主題無關但涉及本地、政府不想說而百姓想知情的信息，包括公開質詢政府公共政策的缺失、公共安全事件處置舉措的失當、政府工作的失誤，甚至是揭政府「傷疤」等。這就通過政府與媒體的互動，彌補了政府一方的「千慮一失」，也讓其在尷尬之餘開始良性的反省和覺悟。
目前，我國的新聞發布制度及其運行，至少出現了三大亮點。一是我國基本建立了各部委、各省市的立體新聞發布機制，有新聞發布場所，出現了一些較有水平的新聞發言人，有關方面備有具體應對舉措；二是培訓工作卓有成效，各地各部門設立了上千名新聞發言人，這為政府公開透明增色不少；三是新聞發言人的工作有效引導了輿論，各地各部門開始嘗到信息公開的甜頭。但是，我國新聞發布制度在不斷進步中也暴露出一些問題，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有些人還把新聞發布人制度當成一項門面工程。二是新聞發言人的語境處理還普遍有待提高，大話、套話、空話太多。
從中外的歷史實踐中我們看到，新聞發布制度的設立，不僅可以更有效地協調與媒體的關係，利用媒體的各種功能來推動政府工作，有利於政府職能的轉化，而且可以促進政府和國家形象的提升，在更大程度上發揮政府的政治影響力、促進國家形象的改善。但是，同西方國家相比，我國的新聞發布工作還處於學習和探索階段，還很不成熟。但是，新世紀、新階段、新目標、新任務對我國各級政府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必將推動我國政府新聞發布工作不斷躍上新的台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