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幹部接受記者採訪，除了事先準備，還得了解記者提問的特點，回答提問還要把握一定的原則。
記者的提問往往有如下特點：其一，涉獵問題的廣泛性。談話一般有個「話題」，但記者的提問則很容易漫無邊際。從轟動全球的國際事件，到使你面紅耳赤的生活隱私，沒有一樣不是記者所關心的。其二，發問的突然性和要求回答的及時性。首先，記者居於主動進攻的位置，在更多的情況下，你是要隨著記者的意圖走的，一問一答的形式，使你不可能有一個系統而嚴格的思維程度。其次，記者的提問往往是很突然的，帶有明顯的跳躍性。一個問題和另一個問題完全可能是毫無關係的，這使你摸不清記者在想什麼。再次，對於對方的問題，要求你必須迅速地作出反應，對此你根本無法充耳不聞。可以說，迅速準確恰到好處的回答，是「征服」記者的關鍵。其三，可能帶來心理上的壓力感。多數人在記者面前都會感到局促不安，記者的態度、表情、語氣，再加之某些場合下攝影器材在你面前近於「無理」的晃動，集合起來對被提問者的心理構成一種強大的壓力。因而，對於一位初次接受採訪或者經歷不多的領導幹部來說，在這種場景中驚慌失措，語無倫次，或舉止失當等都是不足為怪的，被提問者應當設法從主觀上減輕或解除這種壓力的作用。
領導幹部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應力求把握以下原則：
第一，客觀性原則。領導幹部必須清楚，如果他對記者撒謊，就會連累記者，導致記者向公眾撒謊的惡劣後果。領導幹部不講真話，就會失去民心，媒體不說真話，就會失去存在的合理性。在回答記者提問時，領導幹部可以採取一定的策略，增強回答的客觀性。一是利用可靠信息來源和引語，增強權威感、增強客觀性。在回答中交待信息來源和大量使用引語的風格，會使新聞報道顯得更加客觀。比如，直接引語和間接引語的大量使用是西方通訊社運用最多的新聞修辭手段。二是運用相關數據，增強準確性。要知道，「新聞話語的修辭還通過確切數字所隱含的精確性來強烈地暗示其真實性。」而且，真正重要的並非數字的精確性。「而是通過數字表現出來的事實。」三是通過爭論中的多方觀點呈現，增強公正性。因為主觀臆斷和發表自己的看法歷來被視為報道的最大禁忌。
第二，政治性原則。領導幹部在接受媒體採訪、回答記者提問時，一般代表政府的聲音。因此，遵守政治紀律、把握政治底線、嚴守政治秘密，就成了領導幹部接受記者採訪的一大注意事項。
資料鏈接 錢其琛的簡短髮言
1982年初，中蘇關係開始醞釀某種變化。那年的3月24日，勃列日涅夫來到烏茲別克共和國首府塔什干發表長篇講話，承認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強調了中國對台灣的主權，並表示願意改善對華關係，建議雙方磋商，採取一些兩國都可以接受的措施改善關係。鄧小平同志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講話所傳遞的信息。當時，中美之間有關美國售台武器問題的會談取得了進展，「8·17」公報——中美之間三個公報中的第三個公報——即將簽署。中美兩國關係的新框架可以說基本確立。看來，由於蘇聯入侵阿富汗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全球範圍內與美國的爭奪日趨緊張，蘇聯已感到力不從心，不得不實行戰略調整，而緩解對華關係正是其中的一個重大步驟。這在客觀上為中國調整對蘇聯政策提供了機會。很快，鄧小平同志就打電話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對勃列日涅夫的講話做出反應。那時，外交部還沒有正式的新聞發布會制度。當時錢其琛就任新聞司司長，正在考慮設立新聞發言人，此事便成了外交部建立發言人制度的契機。3月26日，七八十位中外記者受邀來到外交部主樓門廳內，站在錢其琛周圍，聽他發布了一則簡短聲明：我們注意到了3月24日蘇聯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發表的關於中蘇關係的講話。我們堅決拒絕講話中對中國的攻擊。在中蘇兩國關係和國際事務中，我們重視的是蘇聯的實際行動。聲明念完後，沒有提問就結束了。出席發布會的蘇聯記者當場豎起大拇指。這個特殊的新聞發布會後來引起了在京的中外記者的關注。雖然這次發布會在形式上沒有現在的發布會正規，但是從政治和外交角度來說，它緊跟了中央領導的決策，順應了最新政策的走向，是非常正確的創舉。
此外，領導幹部在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他和上司以及記者的關係的性質會完全顯露出來。所以，在回答記者提問之前，領導幹部必須要知道他的角色允許他說什麼。政治性原則的另外一層涵義在於：要統一口徑，與領導和上級保持絕對一致。
資料鏈接 相衝突的赦免信息
尼克松因「水門事件」醜聞而辭職後，福特成了總統橢圓形辦公室的主人，他向全國聲明：「我們全國性的漫長噩夢已經結束。」前眾議院議長和長期擔任國會議員的福特決心要恢複總統的信譽，並發誓在他擔任總統時的所有活動中要襟懷坦白，辦事公正。福特的新聞秘書特霍斯特說：「儘管尼克松和福特二人關係密切，福特大概不會赦免對尼克松的刑事起訴。」但福特在他上任一個月後就簽字赦免了尼克松。這一決定顯然與特霍斯特早前發布的福特不會赦免對尼克松的刑事起訴的信息相衝突。特霍斯特立刻宣布辭職。在離開白宮的時候，他對同伴說：「我打算清理一下文件，從此銷聲匿跡。一個小時前我把辭職信交給了總統，他接受了。」
第三，主導性原則。媒體和評論不能決定受眾怎樣想，但在讓受眾想什麼上卻可能十分成功。受到某種議程影響的受眾會按照該媒體對這些問題的重視程度調整自己對問題重要性的看法。領導幹部可以有意識地利用這一功能，主導整個採訪的進程和內容，引導媒體和記者將關注的焦點投向自己預設的話題。
主導性的原則還包括領導幹部要善於駕馭複雜的採訪場面。比如，在非正式走廊上的採訪中，如果你被一群記者包圍——向你遞話筒，提很多問題。如果你準備充分，希望在電視上露面，你只要把話題確定在核心問題上就行了，當然你也可以保持沉默。你可以挑選一個能答的問題來回答，以此控制場面。眼睛看著提問的記者，不要管周圍的攝像機和錄音設備，只需對著提問的記者說話。聲音要比提問記者低1個分貝，說話時要面帶微笑，安靜從容。
第四，技巧性原則。有人認為，現在提倡公開透明，只要說真話、實話實說就行，不需要什麼技巧。這種說法太偏頗，有時候說實話也是需要技巧的。因為有些提的問題是沒有實話可說的，或很難說清楚的，只是想「刁難」一下你或考一考你的智慧。在這種情況下，對於領導幹部來說，一是將你認為最重要的、最想表達的信息先說出來或突出出來，然後再說次要的，這樣能讓記者準確地理解你的意思，否則，如果你的核心內容不突出，讓記者不明重點，可能就會出現誤報或不準確的報道。二是在敏感時期，表態要十分謹慎。比如，一些行為或政策在受到公眾廣泛質疑或批評時，你在接受其他問題的採訪時表態也要慎重，以避免引起誤會。三是說話要留有餘地。面對有關批評和指責，出面表態時說話不能太絕對，要給自己留一些餘地。四是學會幽默與詼諧。幽默是一種潤滑劑，能活躍和改善氣氛，消除記者對立情緒。面對媒體，幽默是最好的外衣。越是尖銳的問題，越是要用幽默感把它化解掉。但需要注意：幽默雖然作用很大，但不能強求，幽默不能太多，在危機期間面對媒體和公眾不能幽默。五是注意言多必失。採訪回答應簡潔明了，根據提綱或口徑回答完問題就要打住。不要沒完沒了地解釋、發揮。對新話題，由於事先沒有準備，容易出錯，並且易引出新的問題。
資料鏈接 周恩來妙對
一次，周恩來接見美國記者，對方問：「總理閣下，你們中國為什麼把人走的路叫馬路呢？」他聽後說：「我們走的是馬列克思主義之路，簡稱叫馬路。」對方又問：「總理閣下，在美國，人們都是抬頭走路，而你們中國人為什麼都低頭走路呢？」周恩來微笑著說：「這個問題很簡單嘛，你們美國人走的是下坡路，當然要仰著頭走路，而我們中國人走的是上坡路，當然要低頭走路。」
第五，友好性原則。領導幹部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要儘可能地理解媒體、善待記者，要和記者交朋友，不要得罪記者。領導幹部一定要克服輕視記者、蔑視媒體、迴避採訪、盲目應對等錯誤做法，要坦誠、自然、客觀地面對記者。不要給記者上課，因為記者不是你的學生；不要給記者作報告，因為記者不是你的部下；不要敵視記者，因為記者不是你的敵人；要以平等的態度面對記者，因為記者是你的合作者。要及時回應記者的來電來訪，儘力提供記者所需要的背景資料，利用事實來抓住記者的注意力，以事實為基礎答覆記者。要盡量不使用「無可奉告」之類的語言，不當眾拒絕某位記者的提問，不公開表達自己的偏見。不要企圖控制記者，而是要控制自己的言行。而且，要為媒體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