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的題目是採用拿來主義，出自美國學者吉特林（Gitlin）的書名。談「非典」報道以此開題，是因為這是我們媒介生存的真實環境，看「非典」報道也不能缺少這樣的眼光。
全世界在觀看，說明凡是地球上的重大事情，均在眾目睽睽之下，吉特林稱為是強光四射社會，一舉一動都難逃逸。既然全世界在觀看，每個人當然也在觀看全世界。「站在城樓觀山景」，或「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與現在相比，都太費勁了。在「第幾」「第幾」媒體泛濫的今天，人人都有不同的信息渠道，輕輕一撳，無限溝通。恰如法國學者勒莫所做的有趣比喻，社會像一隻蛹，「如同蛹的外殼是多細孔的，是內外可以相通的，我們所稱的社會實在性也同樣具有多細孔，消息可以通過各種各樣的網不斷地從一個層面滲透到另一層面，從一個群體滲透到另一群體，從一個角色滲透到另一角色，其結果是不斷地改變著社會實在性的內容，以潛在的方式向集體實在性注入幻想，構成活動人群想像的幻想。」當然，莫勒先生所說的「多細孔」和「網」，現在主要是由大眾傳媒所擔任了。按塔克曼（Tu）的理論，是大眾傳媒為現代社會構成了這多細孔的「新聞網」。
非典時期的醫護人員「網」的說法實在是好。由於是「網」而不是「毯」，儘管媒介縱橫交錯，越來越多，穿梭於網眼上的經緯線越來越密，試圖覆蓋一切新聞，但最終仍是「網」而不是「毯」。「大魚」不至於漏掉，一網打盡也頗有難處。關鍵性的問題是，這網撒在何處，如何織就，織補網眼的線（特約記者），張網的力量（記者）和網的骨架（新聞服務機構）怎樣分布，不僅關係到在空間上決定了什麼地方有新聞，而且也關係到讓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用塔克曼的原話，新聞網把秩序強加給了全世界。這當然是就宏觀而言。具體到每一條新聞，選擇現實中的哪些東西，使它們在一個新聞文本中處在何種位置，如何解釋等等，更是會影響人們對外界的認識和判斷。可見，新聞「網」所網住的是一個與各種信念、價值和行動有關的輪廓，是被建構了的或框架條理化了的世界。由此看來，全世界在觀看的，又是主要由大眾傳媒所引領的世界。可由於大眾傳媒的數量以及傳播技術發展帶來信息流通渠道的多元，任何一個大眾傳媒都不可能一手遮天，任意胡為。所以，全世界在觀看，通過多渠道看全世界，看大眾媒介所勾畫出的全世界，三者之間有一種張力，在動態中它們一起構成當前世界信息交流面貌。我們的「非典」報道，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中出現。
可是，面對「非典」的初起，媒介的表現居然是「失語」，讓我們無所看。
不報道或把某些事忽略不計，是新聞「網」中常常出現而且無法避免的現象。既然是「網」，當然不可能把所有事件都撩上來。它就只能像一道躁動不安的探照燈光束，而不是普照大地的陽光，把一個事件從暗處擺到了明處再去照另一個。話雖如此，可照什麼不照什麼卻也有章可循，不便肆意違背。更何況是在全世界觀看的年代，你不報道，別人也會報道。所以在今天，凡是重大的事件，凡是與社會、與廣大人民群眾有密切關聯的新聞，凡是廣大人民群眾應該知曉的事情，總是會被人們所傳播、所公開，這也正是俗話說的「紙里包不住火」。對於「非典」事件，媒介一開始是不報道，即通常所說的「壓」新聞。
「非典」病例2002年底就先後出現，2003年1月下旬，廣東省衛生廳為此作出了疫情通報，可廣東和全國媒介基本是沉默無語。直至流言飛布，人心波動，搶購潮湧起，廣東媒體才於2月11日正式介入並展開大面積報道，但這也僅僅限於廣東。就我們所看到的，在3月13日之前的《人民日報》上，基本就沒有「非典」的報道。如果說，因外界事實的無限性和傳播時空的有限性而對新聞有所選擇是客觀條件所致，那麼，壓新聞卻是主觀有意所為，體現出對該新聞意義的認識：或無足輕重，或效果不好。可從社會躁動不安乃至媒介最終不得不介入看，媒介對「非典」事件意義的這種認識顯然得不到民眾的認同。
不錯，民眾的竊竊私語而後釀致波瀾，與境外媒體和所謂的第五媒體不負責任的傳播有關，不過這也恰恰說明在全世界觀看背景下我們的失策。它不僅忽略了民眾信息渠道的多元，試圖以自己的一廂情願來降低「非典」事件的重要程度，從而導致其他媒體乘虛而入，而且更重要的以「失語」形式表現出來的「非典」意義界定，與廣大民眾對「非典」的切身感受不一致，不被人們所承認。2月11日廣東省衛生廳和廣州市政府的記者會，以及事後廣東媒體的大篇幅報道，在公開層面上是闢謠以正視聽，但其背後，又何嘗不是對自己「失語」的否定和對民眾判斷與感受的默認？「非典」是一全新的疫病，在認識上需要一個過程，是導致新聞報道尷尬的一個重要原因。除此之外，對突發性事件我們的習慣做法是「一慢二看三通過」，先要層層請示，待定下報道的基本調子，才可按此處理。甚至把突發事件報道簡單地等同於負面新聞不讓公開。此前不久的海城學生豆奶事件，遵循的就是這一原則。這種在過去比較封閉的信息環境中曾經有效，已經在前兩年，尤其是浙江千島湖事件中盡顯破綻的傳統處理方式，在「全世界在觀看」的信息全球化時期，「不僅不利於局面的控制和事情的解決，甚至會削弱黨報主流媒體權威報道的公信力，即使事後儘力彌補，群眾也將信將疑，可謂事倍功半」。
然後是「失真」。
在4月3日國務院新聞辦的記者招待會上，衛生部門負責人為中國「非典」疫情狀況做了這樣的基本結論：中國局部地區已經有效地控制了非典型肺炎疫情，積累了比較寶貴的預防和治療經驗。因此，到中國來工作、旅遊、開會等等是安全的。於是，「中國是安全的」、「歡迎世界各地人士來華旅遊」、「各地迎來旅遊旺季」等等報道、圖片在媒介中紛紛出現，一派風平浪靜、鶯歌燕舞的景象。這個結論以及順著這個結論帶來的大批報道結果如何，以後發展的事態已經得以證明，無需在此展開。報道的失真，不能說就是故意撒謊。4月20日國務院新聞辦的記者招待會上認定這是以下的原因造成：一是作為一種疑難病症，確診不易，有一個過程；二是醫院體製造成全面準確統計有困難；三是衛生部疫情統計存在疏漏。可就是如此，關於中國安全——這一所謂負責任的不留任何餘地的結論下得也是非常的不負責任。同樣令人失望的是，媒介缺少應有的反饋機制以便為政府決策提供依據，相反只能是一味推波助瀾。
恰也就是此時，來自不同渠道的關於北京疫情的消息在社會中沸沸揚揚，「從一個層面滲透到另一個層面，從一個群體滲透到另一個群體」，「中國是安全的」現實建構，早被化解得七零八落。當然，都可以把這些稱為流言或謠言。即便如此，值得我們深思的也不是誰相信了這些流言，而是產生流言的機制，是什麼導致了這些流言的產生和廣有市場？在漢語裡邊，一說謠言就馬上聯想到虛假。其實不然，否則誰都不會把謠言放在心上。「謠言之所以令人尷尬，就是因為它可能是真實的」。更糟的是，謠言之所以產生，「是因為有人相信這確是一個真實的消息，並認為這個消息很重要」。反擊謠言或流言的最佳方式當然是「真實」，可「一個信息的真實性首先是協議一致和委託核實的結果，它不會註明在真假辨偽詞典的某一頁上，讓每個人都能輕而易舉地去敲打幾下迷你電腦網路就能查出來。真實的概念，核實的概念，是源於社會的一致同意」，只有「群體所認為是真的，那就是真的」。所以，最終能否「撲滅一則謠言的問題歸根到底還是一個人的問題，相信什麼取決於由誰來說。沒有一個可靠的發言人，反謠言的戰鬥必然導致失敗」。這也就是說，社會是否認為這消息是真的，首先在於他們是否相信報告消息的人。消息來源的可信性比消息本身更重要。按此來看，說謠言止於媒介還是簡單化了些。媒介能否止住謠言，還要看它是否被社會認為是可信可靠的，是否有「能證明自己可靠性的東西，也就是說必須曾是這樣一個人，他每回說的事實都說到了點子上」。如果說，「誠意、透明度及迅速」，是防範謠言必不可少的條件，那麼，早期的媒介「失語」，喪失了「迅速」，隨之對「非典」疫情判斷失誤而導致的報道「失真」，使媒介一定程度上又失去了「誠意」和「透明度」。雖然4月20日後形勢大為改觀，但所帶來的被動有目共睹。於「全世界在觀看」的眼睛中，媒介的可靠性不可能不被打折扣，至於由此造成的深層次影響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最後是「失度」。
4月20日之後，用翻天覆地來形容媒介並不為過。無論是疫情通報的公開，科學防範知識的散布，還是有關黨和政府各項有力措施的報道，媒介都發揮了強大的作用。特別是通過對抗擊「非典」中典型人物的宣傳，進一步動員起全社會的力量，增強人們的決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