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俊
美國著名記者和作家、中國人民誠摯的朋友埃德加·斯諾，於1936年6月赴當時中國紅都——保安採訪歷時4個多月，至今67周年了。自1936年7月15日至1971年12月18日止，他曾多次深入訪問了毛澤東，尤其是1936年夏秋第一次到中國紅都採訪，是冒著生命危險、排除反動派各種阻撓與艱險來到當時革命根據地的。1937～1938年，斯諾把這次訪問記寫成《紅星照耀中國》一書在英國和美國出版（1938年2月中譯本在上海以復社名義出版時，為適應當時的環境，改名為《西行漫記》）。正如斯諾所說：「只是把我和共產黨員同在一起這些日子所看到所聽到而且所學習到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觀的、無黨派之見的報告。」此書的出版擴大了中國革命在國內外的影響。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和印度的柯棣華大夫等就是從中受到鼓舞，不遠萬里來到中國革命根據地的。這本書還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幾年後大批青年學生奔赴延安的高潮，許多熱血青年就是懷揣著《西行漫記》踏入革命聖地。因此，毛澤東對斯諾評價很高，他說：「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人像他那樣，把我們這裡的事公佈於世……我們將永遠記住，他確為中國做了許多好事。他是第一個為了建立統一戰線而作引線人和鋪路人的，我們是不忘記這一點的。」
1936年6月，斯諾由北京出發，經過西安，闖過艱難險阻的白區層層關卡，進入陝甘寧邊區。他是進入紅色區域進行採訪報道的第一個西方記者，很快他到達了當時蘇區臨時首都保安（即志丹縣），紅都人民列隊高舉標語牌，上面用英文和中文寫著：「歡迎美國記者來蘇區調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國革命萬歲！」當時在保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都一一同斯諾握手表示歡迎。
7月14日，紅都舉行了歡迎斯諾和醫學博士馬海德（即喬治·海德斯，美籍黎巴嫩人，後取此中國名字）的歡迎會，毛澤東出席了歡迎會，並即席講話。毛澤東給斯諾的第一個印象，如斯諾在訪問中所說：「那時候，他頗為清癯，身材比一般中國人高，稍顯佝僂，他目光炯炯，嘴唇寬厚，眉毛高聳，結實的下巴上長著一顆明顯的黑痣，勻稱的腦袋上留著長長、濃密的黑髮——蔣介石曾為這個腦袋懸賞25萬元，死的活的都成。」
7月15日，毛澤東接受斯諾的採訪，同斯諾握手時說：「這裡很窮，出無車，食無魚，不過我們以誠交友。」然後，毛澤東在回答斯諾關於蘇維埃政府對外政策問題的提問時，曾說：「我們幾萬萬的人民，一旦獲得真正的解放，把他們巨大的潛在的生產力用在各方面創造性的活動上，能幫助改善全世界經濟和提高世界文化水準。一個獨立自由的中國，對全世界將有偉大的貢獻。」7月16日晚上9時至次日凌晨2時，毛澤東對斯諾談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方針問題。7月18日、19日，毛澤東又對斯諾談了蘇維埃政府的對內政策問題。7月23日，毛澤東在同斯諾談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蘇聯的關係時說，共產國際不是行政組織；除起顧問作用外，它並無任何政治權力。雖然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員，但決不能說蘇維埃中國是受莫斯科或共產國際統治。9月23日，斯諾到革命根據地一些地方採訪後回到保安，毛澤東又接受了斯諾的採訪，主要談聯合戰線問題。然後，斯諾去前線部隊進行採訪。
到了秋末冬初的10月，斯諾從前線部隊再次回到紅都。這回毛澤東在斯諾多次而誠懇的要求下，進行了長談，一連幾個夜晚毛澤東對斯諾談了個人的經歷和長征問題。談話通常從晚上9時開始，一直談到次日凌晨兩點多才結束。每次談話前，都是毛澤東邀請斯諾吃辣椒饅頭，或者由賀子珍用當地的酸梅做成的甜食。這幾次談話，斯諾在訪問記中寫道：「在以後接著幾個晚上的談話中，我們真像搞密謀的人一樣躲在那個窯洞里，伏在那張鋪著紅氈的桌子上，蠟燭在我們中間畢剝著火花，我振筆疾書，一直到倦得倒頭便睡為止。」毛澤東同斯諾談話時，都由年輕幹部吳黎平當翻譯，當時在場的賀子珍也聽得津津有味。斯諾在《一個共產黨員的經歷》一文中寫道：「在毛澤東追述往事的時候，我注意到有一個旁聽者至少和我同樣感興趣，這就是他的妻子賀子珍。很明顯，他所談的關於自己和共產主義運動的許多事實是她以前從來沒有聽到過的。對毛在保安的大多數同志來說，也是這個情況。」毛澤東於1936年10月這幾個夜晚同斯諾的談話，是毛澤東惟一一次比較完整地談了自己的經歷。後來毛澤東回答蕭三關於斯諾寫他的傳略時，毛澤東說：「斯諾纏了我4個夜晚，以後我再也不願意談自己的什麼了。」可見，斯諾這次的談話記錄就更顯得彌足珍貴了。
在採訪中，斯諾感到毛澤東是個質樸、純真而頗具幽默感的人，把天真質樸的奇特品質同銳利的機智和老練世故結合起來。關於斯諾寫的對毛澤東訪問記，斯諾說：「我的訪問記是全部用英文寫出的，然後重新譯成中文並由毛澤東校正。他以對細節的準確性要求很嚴而著稱。」
1937年3月1日，毛澤東在延安鳳凰山住處會見了美國作家、記者史沫特萊，回答她對中日戰爭與西安事變提出的一些問題。3月1日，毛澤東把這次同史沫特萊的談話稿送交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並給斯諾寫了一信：「自你別去後，時時念到你的，你現在諒好！我同史沫特萊談話，表示了我們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驟，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請收閱，並為宣播。我們都感謝你的。」
1938年5月，毛澤東寫的《論持久戰》中，他引用了他於1936年同斯諾談話的幾個段落。其實，這是毛澤東結合抗戰10個月的經驗，把他那時同斯諾談話的主要觀念作了進一步有系統的發揮，寫成了《論持久戰》這部指揮抗戰取得完全勝利的光輝名著。
1939年9月24日，毛澤東在位於離延安幾華里之外的黃土崗上，一座「現代化」三居室的窯洞里，熱情地接受了再次來到革命根據地的美國記者斯諾的採訪，斯諾對毛澤東的印象是：「我再一次注意到他那不尋常的安詳，好像什麼事情也不會使他煩惱。他寬宏大量，同蔣介石的『暴躁』是截然不同的。」這次談話涉及範圍很廣泛。毛澤東回答了斯諾提出的關於陝甘寧邊區問題，關於抗日與民主問題，關於國民黨政府的階級基礎問題、關於中國革命問題、關於歐洲戰爭對日本等國的影響問題，以及羅斯福的外交政策問題、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分歧問題等等。當斯諾翻閱當天的報紙時，他倆又談了報紙上的新聞問題。
閑談中，毛澤東還對斯諾說，他曾想出國去跑跑，但是在他對中國的一切沒有了解之前，還不願出去的。雖然他曾涉足大半個中國，但中國還有很多「迷宮」有待他進一步去認識。中國同蘇聯一樣，「本身就是一個大千世界」。
沒兩天，毛澤東出席了歡迎國民黨騎兵第二軍軍長何柱國、美國記者斯諾和蘇聯朋友等宴會。宴會後，毛澤東又陪他們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禮堂舉行的歡迎晚會。
這次斯諾在延安逗留了10天。他多次同毛澤東在一起，除了採訪外，還常同毛澤東等人一起喝茶聊天或打撲克，有時竟一連幾個晚上輪換打撲克和打橋牌，甚至直打到次日凌晨。
1957年，斯諾把1936年和1939年兩次採訪，整理寫成《紅色中國雜記》一書出版。
1941年，因斯諾對「皖南事變」作了如實報道，受到國民黨反動派的打擊，被迫離開了中國。
1942年～1943年，斯諾再次來到中國，因美國聯邦調查局把他視為危險分子，環境險惡，他不僅無法再去延安，而且被迫遷居瑞士。
1949年10月，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人民推翻了壓在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遠隔重洋的斯諾非常想到中國來親眼看看毛澤東領導下的新中國。可是，美國政府進行了封鎖，斯諾這個願望無法實現，直到1960年，斯諾才以作家的身份，衝破重重阻撓來到了新中國首都北京，見到了闊別21年的毛澤東。
毛澤東在中南海家裡接見斯諾，久別重聚，再敘舊誼，賓主都感到十分快意，當時，我國正處經濟困難時期，毛澤東等帶頭不吃肉，不喝酒，同全國人民共患難，但對這位久別的、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來訪的真摯老友斯諾，還是破了點戒，設家宴招待了他。據斯諾在採訪記中寫道：「為了慶祝我們的會面，他和我對飲了少許貴州出產的烈酒『茅台』。他還拿出中國紅酒奉客，這種紅酒在華北的酒庄有售，售價為人民幣1元，數量不限。」這次斯諾對毛澤東的印象是：「毛澤東的體重較前大有增長，食量中等，吸煙數量卻較前減少了。作為一個近70歲的人，時常被報道『猝然去世』。」毛澤東對斯諾說：「我們很長時間沒見面了，這期間你沒有變，我們也沒有變。」
這次斯諾在中國停留了相當長的時間，通過對毛澤東的採訪，了解到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