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中，一些領導幹部不敢面對記者，甚至把記者看作「麻煩的製造者」，面對媒體的採訪、詢問、質疑，往往不知所措，甚至緘口不言。一些部門在接待媒體和服務記者時，不知道記者需要什麼，把握不準新聞「賣點」，提供的服務既不適合記者的口味，也不符合組織採訪的初衷，效果適得其反。遇到敏感問題缺乏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一躲、二查、三封堵」，碰見記者採訪就推諉、扯皮，結果放棄了話語權，甚至造成了負面影響。不敢見媒體，見了媒體不敢說，張了口不知道該說什麼，成為很多領導幹部的「怪症」。一些領導幹部出現「怪症」的原因在於：
第一，認為與媒體打交道耽誤時間。毋庸置疑，但凡領導幹部，除專門負責與媒體打交道的領導幹部外，如果經常要專門騰出大量時間用於應對媒體，勢必會影響其日常工作的開展。
第二，認為自己的政績與媒體關係不大。有些領導幹部堅信：畢竟政績最終是要靠成績單來說話的，在踏實做事、多出成績和分心費神與媒體「陪聊」之間，孰輕孰重，他們心中自有判斷。
第三，擔心自己被媒體關注「過多」。有些領導幹部擔心媒體對己關注過多，易使自己滋生浮躁、盲目自大，遂不能沉下心來冷靜地審視自身短處，不能進行理性的思維和作出正確的決策。
第四，自己與媒體交流的能力有待提高。有些領導幹部自身文化素質不高，並且不擅辭令，個別人甚至連普通話都說不好，與媒體交流，無異於「雞同鴨講」，溝通都有障礙；或者，他們對於同媒體打交道缺乏經驗和技巧、對於媒體傳播缺乏系統了解、對於「新聞棒殺」的局面自感難以掌控……在上述情況下，與其公開「出醜」，不如退而藏拙，倒還能避免形象受損。
向公民及時公開信息是政府的責任和義務。但是，由於過去存在怕暴露「陰暗面」的落後觀念長期束縛人們的思想，一些領導幹部對社會上的不良現象、工作中的問題、失誤甚至自然災害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加以掩蓋，於是，一些領導幹部平時「躲」著媒體，「一不小心」見了媒體，乾脆來個「無可奉告」，然後「三十六計走為上」。
資料鏈接 「以公開為原則，以不公開為例外」
2008年4月28日，過去施行貨幣政策常「出其不意」的中國央行公開表示，未來央行政務將「以公開為原則，以不公開為例外」。這是在國務院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之後，央行相關負責人首次就此表態。
由於央行擁有大量備受關注的經濟金融信息，如何區分「可公布信息」和「不能公布的信息」，成為外界關注重點。對此，中國人民銀行政務公開領導小組組長王鴻章表示，需要社會周知的信息將在央行網站上主動進行公開，主要包括有：人民銀行的機構設置與職責、有關經濟金融政策法規、有關行政許可事項、有關經濟金融統計報告、人民銀行政務公開規定、貨幣政策、金融穩定、金融服務等相關信息。同時，對社會普遍關心的金融信息和政策，及時通過網站、新聞媒體等進行發布。
對於各級領導幹部，「無可奉告」應該盡量少說，原因在於：
第一，「無可奉告」這個詞在中文上所表達的意思，與英文的翻譯似乎並不完全重合。在中文表達上顯得更生硬、冷淡一些，有時，似乎還有「不屑一顧」的意思，顯得對提問人有點不恭敬。
第二，從加強宣傳的角度，多提供信息、多宣傳也是領導幹部義不容辭的責任。領導幹部如果經常對什麼事情不知道，或沒有把握、拿不準，以「無可奉告」一推了事，很有可能會被認為其對業務不精通，甚至瀆職。
第三，「無可奉告」這個詞本身有特殊含意，有時可理解為默認，暗含「我知道，但我不說」之意。以為說「無可奉告」，就是沒有表態，這是錯誤的。據一項研究表明，65％的人在聽到這一詞時會認為你實際上已經默認。
第四，在危機和突發事件發生期間，涉及危機或事件本身的問題，不能使用「無可奉告」這個詞。處於危機中的公眾對信息無限渴望，說「無可奉告」，會給人一種冷漠無情和不合作的印象，易喪失公眾信任。
美國著名社論作家、記者傑克·海敦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如果是一個敏感的問題（如果記者找到你的頭上那就很可能是這樣），那你就不要指望通過不予合作的辦法來隱瞞事實。出於自尊心，大多數記者會日夜工作，就是要把新聞挖出來——即使是從你的屍體上爬過去也在所不惜。」遇上了窮追不捨的記者，領導幹部或者新聞發言人的「無可奉告」將失去所有抵擋效用。因此，應對記者最好的辦法就是與他們坦誠溝通，如果確實是自己不知道的，也應該幫助他們聯繫到有關知情單位。
資料鏈接 戈爾的明智之舉
1987年參議員戈爾參加美國總統競選。在一次電視訪談中，主持人問起了他吸食大麻的問題。在眾目睽睽之下，戈爾尷尬地沉默了很久。事後，戈爾採取了一個補救辦法：和他的助手字斟句酌地擬定了一個講話稿，發出了自己理性的聲音，「如同與我同時代的許多人一樣，我的生活反映了時代的特徵。六十年代是一個變革時期，是一個國家成長、成熟、走出冷戰、儘力解決越戰問題和找回自己的時期。我們犯了錯誤，但是我們從這些錯誤中吸取了教訓。作為一個國家和作為一個人，這些經歷使我們更加強大。」戈爾發表了這個簡短的講話後，有人認為他會為此斷送前程，但很快地，一個參議員和一個眾議員也先後承認自己曾經吸食過大麻，輿論釋然了，戈爾也獲得了成功。
以前，對媒體提問三緘其口或打定主意不讓人聽懂自己的話、顧左右而言其他，是西方政要應對記者的常規武器，是公眾人物特別是政界要人或者他們的新聞發言人與記者們長期博弈中發明的一件政治技術產品。究其因，新聞的主要功能是傳播信息，是一種信息輸出活動；而宣傳的主要功能是傳播觀點，是一種觀念輸出活動。政界要人或代表政府立場的新聞發言人召集媒體，主要的目的是通過他們來輸出某種觀念，而媒體卻希望能夠充分披露信息。因此，面對媒體的窮追猛打，出於種種目的，公眾人物或新聞發言人有時迫不得已就頻頻用「無可奉告」來應對各路記者。
當然，過多使用「無可奉告」顯然是與「增加透明度，加大信息量」原則相違背的，但也不是絕對不能用。主要看在什麼場合，看面對的是什麼問題，不能一概而論。
「無可奉告」，就是對問題「不予評論」、「沒什麼要評論的」、「沒有什麼要說的」之意。「無可奉告」這個詞雖然現在許多部門發言人或領導幹部都很少使用或已不用，但「不予評論」、「沒什麼要評論的」、「沒有什麼要說的」之類的表態卻是新聞發言人常用的語言，不僅是中國新聞發言人也是外國新聞發言人常用的語言。此外，記者的問題是五花八門的。什麼樣的記者都有，所以什麼問題都可能會被問到。記者既會問一些正面的尋求信息的問題，也可能會問一些無聊和隱私的問題，或者完全就是想刁難一下被提問者。在這種情況下，用「無可奉告」應該說是正常的，並且也絲毫不違背「增加透明度，加大信息量」的原則。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必要「增加透明度，加大信息量」。
現在國內有些地方規定面對媒體時不準說「無可奉告」，出發點是好的，是想對各級領導幹部起到一種督促作用，但有點絕對化，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承認問題、缺點乃至錯誤，接受輿論監督和人民群眾監督，其實無損我們取得的成就，無損我們的根本制度，相反，只會促進我們工作的不斷改進和事業的不斷發展。事情既然已經發生，問題既然已經出現，政府及領導幹部不妨及時準確地通過媒體發布相關信息，告別「無可奉告」，勇敢地「說」出來，這對於獲得公眾的理解和支持，對於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改善政府與人民群眾的關係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都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