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是一個信息社會、公眾社會，政府形象對於社會穩定和發展，特別是對於推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有著重要意義，而媒體在這方面有不可替代的責任。隨著社會的進步，特別是信息時代的到來，媒體有時可以起到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作用。
政府需要「形象」，需要「梳妝台」。政府形象是指社會公眾按照一定的標準和要求，對政府實施公共管理的活動和效果的綜合認識後所形成的整體印象的評價。當今社會，媒體已經成為政府的「梳妝台」，對政府形象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從政府公共管理的角度來看，政府、媒體、公眾是構成政府公共管理實踐的三個基本要素，政府是主體，媒體是手段，公眾是客體。政府進行公共管理，其本身就是政府運用媒體與公眾進行雙向交流、溝通，以期達到理解、認同與合作的活動。政府公共管理以在公眾中建立、塑造和維護政府的良好形象為目標，以傳播溝通為手段，既要將自身的作為和形象通過媒體展示在公眾面前，贏得公眾理解和支持，又要通過媒體輿論彙集民智、吸納民意，不斷調整和改善自身的決策和工作。
從媒體自身變化對政府工作影響的角度來看，在媒體高度發達的今天，媒體是政府與公眾之間建立良好關係最重要的信息橋樑，保障這座信息橋樑的通行暢達和信息傳遞的準確、高效，是政府贏得公眾支持和信任的必要條件和基本途徑。我國媒體的運行體制，已從過去以傳者為中心的、單一的媒體事業形態，逐步向以受眾為中心的、積极參与市場競爭的媒體產業形態發展；媒體的覆蓋空間，已從過去受制於行政邊界的局部性、區域性覆蓋，發展到藉助於衛星和互聯網的全國性乃至全球性覆蓋。媒體對公眾的影響力已經滲透到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因此，政府必須主動協同媒體，充分發揮媒體的信息傳播、新聞監督和輿論引導等社會功能，藉助媒體的傳播力和影響力，樹立和鞏固政府形象，實現政府以人為本、為民謀利，科學發展、長治久安的工作目標。
進一步講，媒體是政府的「梳妝台」，主要表現在政府常規管理和危機管理中。具體來說：
第一，媒體是政府形象展示的平台。媒體是一座聯繫群眾和政府的橋樑，上情下達，下情上達。媒體有自己的一套文本建構準則和表現事實的話語形式，弘揚主旋律和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主旨的宣傳報道體系就是這種文本規則的現實體現。一般來說，公眾了解政府和感知政府的進步形象更多地是通過媒體中介來實現的。政府每一項政策方針的出台，媒體不僅是信息發布者，也是信息解釋者。比如，從每年「兩會」期間的代表提議到政府重大法規的出台，以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為代表的許多媒體無不採取各種生動活潑的形式進行積極的宣傳。多家媒體通過對國家政府中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的解讀折射出的是中國政府政治體制民主化進程的日益發展，維護的是政府民主進步的形象。
資料鏈接 徐寶璜論媒體的最高境界
徐寶璜是最先在國內開設新聞學課程的大學教授，他所寫的《新聞學》一書，也是中國最早的新聞學專著。媒體之最高境界依徐寶璜在其所著的《新聞學》一書中所說應為：「彼如預言者，謳國家之運命；彼如裁判官，斷國民之疑獄；彼如大哲學家，教育國民；彼如大聖賢，彈劾國民之罪惡；彼如救世主，察國民之無告痛苦，而與以救濟之途」。松本君平、休曼、徐寶璜、邵飄萍著：《新聞文存》，中國新聞出版社1987年版，第283頁。
第二，媒體的輿論監督促進政府形象的完善。媒體應當承擔輿論監督的職責和義務，闡發和傳播具有聚合力的思想體系，自覺地監督和完善社會輿論對政府形象的不良反饋。媒體的這種輿論監督功能既體現在對社會輿論的正確引導上，也體現在對政府自身不足之處的預警功能的啟動上。一方面，媒體對社會輿論要進行正確的引導，積極促進社會的團結與和諧，它的這種功能主要體現在對社會輿論動向的準確把握上。另一方面，媒體對社會不良現象的輿論監督是媒體應盡的職責，也是對社會不良傾向的一種過濾。媒體這種輿論監督職責的履行本質上是為政府幫忙而不是添亂。政府作為國家行政機關主要的職責就是管理眾人之事，媒體所履行的主要職責就是關注眾人之事，發揮輿論的監督和引導作用，在這個層面上，兩者更加體現出相互聯繫與相互促進的關係。
第三，媒體協助政府在危機管理中塑造形象。政府形象的傳播不僅僅依靠政府形象的日常塑造，在重大危機或突發事件應對中，政府的規劃能力，調配資源的能力得到集中體現，政府影響力和號召力也得以集中反映。如果處理得當，政府形象可以得到極好的提升；但如果處理不當，原來良好的政府形象極有可能毀於一旦。長期以來，我國媒體在「危機傳播」中常常持非常嚴謹的保守態度，事實上是把社會穩定與公民知情權擺在了完全衝突的位置上。大多數突發事件在現實生活中經常表現為「天災人禍」，政府對這類事件的處理相當慎重，唯恐造成人心惶惶和社會動蕩。事實上，政府如實公布一些有關災情的詳實數字與相關處理措施，非但不會造成社會秩序的紊亂，反而表現出的是人民的眾志成城和一個務實的政府形象。
資料鏈接 計程車停運之後
2008年11月3日上午，重慶主城區8000多輛計程車集體「停運」，形成了引人關注的突發性公共事件。當天下午4點半，重慶市政府便召開新聞發布會，重慶市交委副主任梁培軍向社會公布了導致此次主城區計程車罷運事件產生的四大原因，一是計程車企業與駕駛員利益分配存在矛盾；二是主城區計程車存在加氣難問題，未得到徹底解決；三是計程車租價結構不合理；四是非法營運車輛擾亂正常秩序。隨後，政府立即採取了處置措施，並向市民道歉。重慶市計程車罷運事件開始緩和，當天1000多輛計程車開始投入運營。3天內，重慶市政府充分尊重社會各界的知情權，及時向社會和媒體發布信息，連續開了4次新聞發布會。隨後，重慶市委主要領導邀請重慶計程車司機和市民代表進行交流、座談，並通過電視、廣播、互聯網進行現場直播，開啟了黨委政府應對公共事件的新方式。
與以往處置某些群體性事件的方式不同，重慶市委市政府在這次危機處理中，並沒有著重「抓黑手」，而是以最大的善意理解計程車司機的行動，緩和矛盾。在巧妙的政治智慧作用下，以計程車司機「非暴力不合作」為開端的罷運事件，最終波瀾不驚，以平和的方式告結。這種透明度不僅贏得了市民的稱讚，也獲得海內外媒體廣泛好評，政府形象得到了極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