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領導幹部與「無冕之王」 一、「無冕之王」,隱性的權力

「無冕之王」的提法最早出現在19世紀的英國。當時,《泰晤士報》被稱為英國上流社會的輿論權威,主筆辭職後常被內閣吸收為閣員,地位很高。人們就稱這些報紙主筆是「無冕之王」。後來,西方新聞界泛指記者為「無冕之王」,認為記者享有凌駕於社會眾人之上的特殊地位。

權力,指一種帶有一定強制性的社會支配力量。權力通常以政治和法律作為基礎,並在政治法律所規定的範圍內行使。《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把權力定義為「一個人或許多人的行為使一個人或其他許多人的行為發生改變的一種關係」。由此可知,權力向來就是產生在人與人之間,單個人之間不可能存在權力。媒體權力的存在首先必須建立在媒體權威的基礎上。媒體權威的形成並不是靠強制力量,而是由它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力、擁有的受眾所決定的。缺乏媒體與受眾良性互動,媒體生存便處於危機狀態,媒體權力就會是無皮之毛。換句話說,媒體權力的存在必須由一定規模的受眾和良好的社會口碑決定。

媒體以一般大眾為其對象。受眾的廣泛性和高覆蓋率使得媒體對於一般事物的影響能起到擴音器和放大鏡的作用,能夠形成權力覆蓋或影響人數的擴大,有時甚至能調動更多的因素加入形成新的權力。一般而言,享有比較高的權威、規模較大的媒體的受眾相對比較多,它對某個事件或人以及社會的影響程度就會高出一般的媒體。

資料鏈接 媒體在信息傳播中的「擴音作用」

按信息傳播學來說,媒體權力主要包括信息採集權和信息發布權,從信息的收集、篩選到信息的過濾、公開,其間每一個環節都體現著權力對其的主導作用,因而這種媒體權力作為一種「隱性的權力」,就成了一種可供開發和利用的資源。

媒體擁有強大的社會權力的現象屢見不鮮。大眾傳媒通過所傳播的信息,影響著社會公眾的思想和行為,引導著社會公眾的注意和興趣,改變著社會各階層的力量對比,並在一定程度上支配著社會發展的趨勢,這就是媒體的權力運作的整個過程。媒體的權力有時候小到無法察覺,有時候則大到能推翻一屆政府。

資料鏈接 水門事件與媒體權力

1972年6月18日,《華盛頓郵報》和《紐約時報》都刊登了有關闖入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總部水門大廈的詹姆斯·麥科德的一條新聞。由於水門事件最初發生時是一條地方新聞,所以還未足以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正是後來《華盛頓郵報》的兩名記者鮑勃·伍德沃德和卡爾·伯恩斯坦通過深入採訪和調查,順藤摸瓜地查到了白宮辦公室那裡,並一連發表了多條消息,這才引起了公眾的關注。當白宮發言人對這些消息加以否認並加以反駁時,反而引起了公眾的更大注意。《紐約時報》的西摩·赫什,《洛杉磯時報》的傑克·納爾遜,以及《時代》和《新聞周刊》的撰稿人也加入進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丹·拉瑟同尼克松在記者招待會上幾度交鋒。後來發生了錄音帶事件,美國記者窮追猛打,證明尼克松在水門事件中向公眾、向他的支持者、向他的律師說了謊話,尼克松則在1974年8月9日黯然告別白宮。

記者,作為媒體的「代言人」,甚至本身可以被看作媒體的一部分,天然地行使了這種「媒體權力」,或「第四權力」,因而成為「無冕之王」。當然,記者行使權力的天然渠道就是實現信息收集和傳遞。

正是通過信息收集和傳遞,媒體(記者)的功能才能得到實現。信息本身可能具有權力關係,也可能不具有,但經過媒體的傳遞和受眾的選擇,信息的作用就可能會發生轉換。記者傳遞信息的重要程度及可能產生的影響程度的差異實現了信息到權力的轉換。記者能對政治和社會產生重要影響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他(她)可能左右媒體的議程設置。通過議程設置可能使人們在一個相對長的時間裡關注某個議題,也可以迅速地轉移人們的話題,從而產生不同的政治影響和社會後果。

記者作為「無冕之王」,擁有的「隱性權力」具有這樣幾個特點。一是這種權力來自精神文化方面,沒有直接的物質可分配,是一種軟性權力。但會影響到人們的選擇、抉擇以及態度。二是這種權力建立在真實、有用的信息的基礎上。如果長期散發虛假的、無用的信息,那麼這種媒體或記者必將失去受眾,最終喪失它的權力。三是這種權力呈現出一對多的散點性和開放性。大眾媒體所具有的權力存在於它與廣大受眾之間,是通過媒體發出的信息對受眾產生影響而形成,而不是一對一的關係。同時,這些受眾雖具有相對穩定性,但並不固定,而是開放式地形成受眾。四是記者在行使權力的時候,應該秉持公正、公平、公開的原則。當然,在現代社會裡不存在抽象的代表全社會的公共利益。所謂代表全社會的公共利益,無非是各個階層利益的平衡點罷了。五是這種權力存在異化和被濫用的可能,把這種權力置於社會所有公眾的視野里,時時接受來自公眾的監督,已是社會發展必然要求。

現實中,一些對記者是否會濫用這種「隱性權力」的爭論不絕於耳。比如,關於個人隱私保護與新聞自由的問題。一方觀點認為,有時可能粗暴侵入個人生活領域,干擾個人正常的生活秩序。另一方觀點認為,媒體是公眾的「看門犬」,為了公眾利益有權報道各種信息。

資料鏈接 黛安娜之死與記者追蹤

1999年,頗受世人矚目的黛安娜王妃於巴黎死於車禍,使英法兩國大為震驚,黛安娜遇難後,巴黎警方迅速對戴妃死因展開調查。最初調查指出司機保羅是酒後駕駛,每公升血液酒精含量達到1.75克。但是後來不斷有人證實保羅早已戒酒,開車當晚並沒有喝酒。

黛安娜的死使媒體與記者成為人們指責的對象。黛安娜早就指責過英國媒體對她的騷擾。這次車禍可以說又是為躲避記者追蹤超速駕駛而造成的。更令人氣憤的是,車禍發生後,記者沒有對傷者進行及時搶救,反而忙於拍照搶鏡頭。黛安娜的弟弟潘塞伯爵反應強烈,他非常氣憤地說:「那些鼓勵攝影記者不顧一切拍攝黛安娜照片的報業主編們,你們的雙手終於沾染了黛安娜的鮮血!」

需要指出的是,在資本主義國家政治集團的派系鬥爭中,在不觸及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問題上,在其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新聞記者有揭露、干預某些政治事務和社會問題的權力。但是一旦涉及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新聞記者的活動就要受到各種形式的限制,甚至被打擊、迫害。對此,我們要有極其清醒的認識。

資料鏈接 被撤職和解僱的美國媒體人

在2001年「9·11」恐怖事件發生之後,「美國之音」準備播報對塔利班領導人的專訪。美國副國務卿阿米蒂奇和一些官員馬上出動,與「美國之音」負責人舉行會談,要求禁止播出。但是十幾天後「美國之音」還是播出了奧馬爾4分鐘的講話,並將內容刊登在網站上。不久,美國之音代理台長被撤換。類似也有不少媒體從業人員因為批評布希被解僱。《德克薩斯城太陽報》的湯姆·卡廷批評布希沒有立即返回首都華盛頓;俄勒岡州《每日信使》的丹尼斯·馬克批評布希在襲擊發生後「倉惶逃跑」。兩家報紙在官方壓力之下解僱了以上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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