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的《變形記》從一個正常人一覺醒來變身為一隻巨大的蟲子開始，納博科夫提醒我們還試著圖繪出來，不是扁平蟑螂式的，而是鼓鼓的甲蟲模樣，而且並未發現有一對翅膀，整個世界遂拐入噩夢之中怪誕起來，光天化日之下一個「黑白兩色的故事」。但我們得注意，造成如此噩夢的化學變化，其實只有一個點改變，那就是主人公格里高利·薩姆沙這個平凡的小推銷員變成了蟲子，其他所有一切完全不動仍如日升月落照常運行。他的父母、他的妹妹、他家的幫傭乃至於所有人沒有尖叫、奪門而出或開槍打他，他們仍知道他是格里高利，毋寧只像是他染了某種羞恥的怪病或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醜事般對待他，比方說他父親曾用蘋果扔他，為的是把他給趕回房間里不要在客廳，其中一個蘋果還嵌進他蟲子身體里腐爛掉；而格里高利自己也「仍然屬於人的頭腦設想而由昆蟲的身體來行動」，他學著怎麼翻身，怎麼下床，怎麼使用他新的腳、新的身體和新的生理本能和需求生活下去。
卡夫卡真的冷靜到極點，冷靜到冷酷乃至於虛無的地步。這種冷酷或虛無對自己比對他者的成分多——小說書寫者之於他筆下、他創造的人物的情感，不管實際上和他本人相距多遠差異多大，除非他本來就設定要攻擊、影射某人，否則很奇怪地總有某種自省自懲的成分，也因此這樣的冷酷虛無往往包含著某種勇氣在內。
我們常說「視角改變」這話，但《變形記》可真的讓我們看到真正的視角改變是怎麼回事。這甚至已是活體實驗了，所有的東西都嚴格地控制不動，只放入一個異常的元素，那就是一個人變成了一隻蟲子這事，然後不眨眼地觀看並記錄下來由此發生的變化，每一個細節，每一個讀數……
如果所有人一起變化，每一個人都成了蟲子，那就不存在什麼視角改變了，那叫做演化，是昆蟲研究，像我們在國家地理頻道很容易看到的。
今天，卡夫卡不無諷刺地已經成為某種巨大的存在，或至少是內行人時尚名牌的存在，像觀光客到布拉格總要到此一游地買件有他名字或高反差肖像的T恤穿身上一樣，日本的大情調作家村上春樹也弄了一件披在他那本怎麼看也沒一絲卡夫卡的拙劣小說身上(卡夫卡若還在，可考慮告他妨礙名譽或加重毀謗)。但我們說，在如今這麼個習於胡思亂想的書寫時代，想像出一個人睡醒過來變成一隻蟲這困難嗎？或者說這哪一點獨特哪一點勇敢呢？顯然這不是可讓納博科夫、米蘭·昆德拉和加西亞·馬爾克斯等一干頂級書寫者驚異乃至於嘆服的理由。困難不在於人變成蟲(所以卡夫卡交都不交代何以至此)，而是人變成蟲然後呢？格里高利單獨地、切線般地由「正常」的世界飛離出去，而世界留在了原地，這個世界作用於他的引力因此有機地而且連續性地起了變動，但仍然存在，仍約束著他，時時試圖將他拉扯回經驗的、可感的、一般人的此一世界裡來。原來的平衡和穩定破壞掉了，我們初次察覺眼前的一切動起來了，而且察覺這原來就是動著的，並且從其移動中(不是劇變的，而是拮抗的，再加上卡夫卡彷彿用慢鏡頭播放它)同時察覺出脫離和拉扯這兩股力量的存在及其交互作用的震動痙攣，我們於是也發現了危險，因為所謂的平衡穩定就算不是錯覺，也只是暫時的、是脆弱不堪的。我們彷彿跟著格里高利從沉睡中醒來，儘管沒跟他一樣變成一隻蟲，我們的清醒帶著暈眩，出現了重影，好像疊合了人的雙眼和蟲子的複眼，因此真正怪誕真正恐怖的不是眼前有一隻「狗一樣大小的大甲蟲」，而是世界的模樣，或更正確地說，穿過這個模樣所顯現的某種真相。
由此，人何以變成蟲這個想像的、假設的前提好像也變得可說明了，至少可回溯可思索，不是科學性、生物基因突變的思索，而是人歷史的、生命基本處境的隱喻。
過去蘇聯還存在時，曾經拿國家之名查禁過某一本書，查禁的理由是「這本書寫得太真實了」——這真是個再睿智不過也堂皇不欺的理由了。不真實存在的東西可能會嚇到人(什麼不會呢？打個噴嚏不是都會嚇到人？)，但構不成恐怖和持續的噩夢，因為幻覺如博爾赫斯所說持續不了太久，露水般很快就蒸發無蹤，真實的東西才會釘住你不放。滿天神佛飛舞也不會可怕(噁心的成分居多)，除非你先讓人信它為真，而對於相信的人來說，一隻鬼就夠了。
這道理很難懂嗎？其實簡單得要命，所以說那些只會裝神弄鬼的拙劣書寫者，真正欠缺的並非自由和想像，而是對真實的東西無知無感。他們一樣能寫一個人睡醒過來變成一隻蟲子，但接下來就不曉得怎麼辦了，只好重複地加重劑量，更多人變成蟲或人變成更丑怪的東西云云，用加西亞·馬爾克斯的話來說，那不成其為想像，而是難看。
如果一個人一覺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了一個職業殺手呢？
博爾赫斯多年之後在為他自己年輕時日的第一本詩集寫新版序言時，帶著致歉味道地說，那個年輕的詩人擁抱的是「黃昏、鄉村和憂傷」，而現在，他喜歡的是「清晨、城市和寧靜」。
老年有一種怡然，這種怡然是一種自由的狀態，一種卸除了責任的狀態。這裡所說的責任，並非只是社會性的，六十或六十五歲退休，你繳了幾十年的稅或養大了兒孫，如今堂而皇之可以倒過頭來要國家或兒孫供養你照顧你云云。我們要特別指出來的是其中的生物性責任，物種演化和存續的責任，這種責任是某種生命本能的命令，還是某種內分泌的、腺體的制約，驅使你不顧一切地、不怕難看地、乃至於背反於你理知、美學教養或自我想望地得去進行種種義務，其中最沉重而且總多少帶著飛蛾撲火犧牲意味的莫過於傳種一事。老年，意味著演化機制的這部分責任已放過了你，你在這上頭已是個自由的人。你在街上行走，眼睛不必再搜尋獵物般地只看到寥寥幾名異性，有機會悠閑地、心有旁騖地、不帶行動目的地看見各形各色的人，看見這個世界較為完整也較為細緻的模樣；你的腦子也有了較大的剩餘空間，不必輾轉反側地總是想著各式各樣美麗捕捉陷阱的布置，如今你有餘裕可以想很多事很多人，包括過往擱置的遺忘的，就連做夢時題材都多起來了。高燒離開了，心思會清明起來；隧道症打開了，視線也寬廣起來。
說到底，老年並非自然的產物，而是文明的結果。基本上生物並沒有老年，只有責任已了的死亡，人類很長一段時日也沒有，因此這裡頭總存在某種緊張，即便到今天都還餘音裊繞。像中國，便在周代左右浮現成為一個極重大的思辨討論題目，甚至要為它的存在尋求功利性的理由，而不僅僅只是立基於道德性、人文性的寬容而已，比方說「三禮」裡頭便有多處強調老人豐碩生命經驗及其睿智的講法，足堪作為國家百科全書般的顧問，也因此我們的記憶形象、智能形象總是老者模樣。這相當程度來說是事實，因為人類文明的建構其複雜性已遠遠超過了自然的模樣，不僅需要更長的學習時間，也需要更寬廣自由的視野；也就是說，人類文明之所以成為文明，其實是某種生命直接目的以及相應於此的功利性作為的超越，因此文明需要閑人，連馬克思都這麼說，而老人正是理所當然的、連生物繁衍機制都已解放的閑人。
我最近又讀過一次福克納的小說《八月之光》，特別注意到小說中的海托華牧師一句自言自語：「天地之間，除了真理還有許多東西。」尤其是這句話中深濃的老年況味。人類文明的建構，不在於真理(究竟有沒有這麼好的東西我們到今天還不確定)，而在於這「還有許多東西」。這樣的想法，年輕人很難咽下去。
在過去的兩本凱勒殺手之書中，我們很容易感受到其中的某個緊張。我們(其實多少也包括書寫者布洛克自己)順著馬修·斯卡德的思維走下來，卻發現他變成了殺手凱勒，這是他一次卡夫卡式的夢境嗎？因此，白天斯卡德的某種東西，總成為黯夜凱勒的夢裡殘留，其中最形尖銳的，大概就是黏貼於其日復一日工作的道德基礎問題——斯卡德，再怎麼柔軟，再怎麼複雜，再怎麼多聞置疑，再怎麼把隸屬司法工作的追訴蒸化為某種生命本身的素樸報稱感平衡感(斯卡德因此一直存在著某種宗教情懷)，終究是個正義作為一種志業的人；而殺手凱勒卻在另外一邊。但他明顯不是徹徹底底背反或說無關的另一個人，比方說像格林《一支出賣的槍》里那個臉上有兔唇、心中一大塊不融之冰的同業「烏鴉」。作為馬修·斯卡德的夢境，正義的相關思索極大程度地被保留了下來，這使得凱勒這個人從他登場殺人的第一本書開始心裡便有著退休念頭，不知生，先知死，這是正義對他的不懈追獵，他只能用躲的，想法子拖延時日，包括籌措退休金的延退理由云云。其他書寫殺人為業的作家，尤其是新一輩的，也許可以不理會或壓根也不意識到如此道德困境，但布洛克不容易，他是博爾赫斯所說的，人怎麼可能可以不是個人道主義者。
除了真理，天地之間還有許多東西，除了正義，天地之間也還有許多東西——這樣巍巍顫顫的話，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