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來看書中的幾段話：
首先，是「馬其頓內部革命組織」的某牧羊人。他協助伊凡·譚納穿越希臘和塞爾維亞邊界，為的是譚納要去看他那個傳說中他日會成為馬其頓革命領袖的兒子——「國界？」他笑了起來。「什麼國界？」他雙手握拳捶著大腿。「國界？只因為希臘人和塞爾維亞人在馬其頓的心臟地帶畫了一條想像的線，就表示有一條國界嗎？只因為專制君王和壓迫者拉起帶刺的鐵絲網，設立了崗哨，就能構成一條國界嗎？」……「所以我們得找個地方，越過邊境會比較容易的」，他說。「我們就扮成兩個趕著羊群的傻牧羊人。山羊會懂什麼國界或帶刺的鐵絲網嗎？山羊只曉得哪裡有草就往哪裡去吃。」
其次，是米蘭·布泰奇，小說中前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內政部副部長，大戰期間的反抗軍領袖，戰後鐵托政府的重要組織幹部，也是極受尊敬的學者思想家，他寫了一本有關巴爾幹半島前途的書，譚納要把書連同作者運回美國。——「但戰爭總是與我們常相左右，我懷疑往後也會是如此。我知道過往的戰爭是什麼樣子。我一輩子都在研究歷史，譚納先生，而且我知道戰爭的成長模式，史無前例的大國投入史無前例的大型軍隊，彼此對抗。你知道那首詩《多佛海灘》嗎？那是英格蘭詩人馬修·阿諾德的作品。我還記得其中一句。『無知的軍隊在夜色中交戰。』所有的軍隊都是無知的，譚納先生，而且所有的戰爭都發生在靈魂的黑夜。現在我們的世界由巨大的國家組成，不是嗎？中國、蘇聯、美國、西歐共同市場、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大國和多國聯盟。多年前若有兩國交戰，尋求和平的人可以走五十里到另一個國家，這樣他就不必擔心自己置身於戰火之中。小型國家打小型戰爭，小型軍隊打小型戰役，世界仍持續運作。但想像今天一場戰爭發生在美國和蘇聯之間，或是美國和中國，或是蘇聯和中國。我們能走到哪裡去？躲到哪裡去？整個世界又會變成什麼樣子？」
然後，是伊凡·譚納自己想的。彼時他急於找出逃離拉脫維亞的辦法，遂只身前往愛沙尼亞的海港首府塔林碰運氣。這番感受和心思有點康拉德的味道——「塔林的港邊酒吧就像任何港口的港邊酒吧一樣。大家聊著女人和船，拚命喝酒，店裡有十二種語言同時在交談，而在這一切之下，是一種對法律和秩序的良性漠視。骨子裡，每個船員都是走私販子和無政府主義者。當一個人大部分時間都航行在開闊水域，身邊是來自全世界各地的水手，他就會學會不要太服從於地球佔四分之一土地的政府——出於某種神秘的理由，上帝覺得應該糟蹋掉這四分之一的地球，於是覆蓋上陸地。」
當然不止這三段，但先這樣。
這裡，我們把這三段話從完整的小說中割出來，或者說「解放」出來，單獨閱讀，如本雅明所說「我發動武裝搶劫，把這些句子拯救出來，讓它熠熠發亮」，是試圖多指出一種讀小說的方法，一種見樹不見林的讀法，一種在小說森林中也試著單獨凝視某一棵樹的讀法。
得簡單說明一下的是，讀小說有很多方法，多到你可以在概念上把它當無限多種好保護其開放性，因此意思上遂也等於是沒有方法。這裡，我們不是單獨標示其中一種，而是「多」標示其中一種，也許仍有一定程度的風險，但只要記得方法和方法之間不要彼此排斥彼此取代就行了，而且，誰說一次閱讀只能容納一種視角、節奏、焦點和心思呢？而且，誰說同一部小說不可以再讀一遍？
人其實可以遠比自己以為的要自由靈活多了，人其實只是常畫出一條想像的線，甚至架起帶刺鐵絲網限制自己而已。而這三段我們解放出來的精彩話語，恰恰好講的就是這個，人的心並不難比塔林的酒吧更寬廣，可以同時有十二種語言進行交談，可以「良性漠視」法律和秩序，可以做個縱橫四海的走私販子和無政府主義者。
這三段話語構成的一幅無政府的迷人無邊風景，一眼跳過，老實說，並不影響故事情節的正常進行，但博爾赫斯講得好，小說並非只是情節而已，尤其是長篇小說。博爾赫斯以為，短篇的小說往往是一段情節、一個特別的故事，但長篇小說最終真正呈現的，卻是某一個特殊的人物。就像《堂·吉訶德》真正呈現的是那位拉曼查的愁容騎士和他的隨從桑丘·潘沙一樣。往往，漫長、不免冒險的情節難保有不合理甚至失誤，塞萬提斯也有這個麻煩，但博爾赫斯以為，當他寫成了堂·吉訶德和桑丘·潘沙，這些瑕疵便只是專業文學者的職業性挑剔和識者的笑談而已。
一樣的，在我們此刻手中這個漫長的、系列的密探冒險故事中，真正精彩迷人的、真正有別於其他拯救世界的英雄密探故事的，最終仍是這個無政府主義者伊凡·譚納本人不是嗎？
這是我們這位閑著不睡覺的譚納老兄的第三個跨國冒險故事，由一段浪漫凄迷到掉眼淚的跨國愛情故事(愛情如吃草的山羊，不懂得國界和帶刺鐵絲網)引發，但愈往前走愈臃腫邋遢直至不可收拾，最終，原先要從波羅的海老蘇聯鐵幕裡帶出美麗女孩的最初意志得到貫徹，可也鬼使神差地順便以及被迫做成了一大堆其他事情，更好笑的是，出發時是譚納單操一人，回家時卻扶老攜幼一整個大旅行團，像《聖經·福音書》里耶穌誘拐漁夫彼得跟他走時所講的話，「我要讓你得人如得魚。」
然而，要將這樣一個滾雪球似的結果悉數歸諸命運，那也不盡公平，畢竟，最開頭的那顆小石子其實是譚納自己有意無意扔下去的——我們誰都曉得，作為一個身懷秘密任務的密探，過的理應是某種「減法」的人生，這正是他的道德困境和人生宿命悲劇的原因，勒卡雷一部一部了不起的小說所觸及的正是這個。他可能有家庭有小孩有朋友，而且理論上還非有不可，否則就容易啟人疑竇，容易從他想隱身、如水滴溶入大海的社會之中異常地浮現出來；也就是說，一具正常家庭的「軀殼」，既是他人性上的自然需要，還是個必要的掩護。因此，他的真正困難不在於孑然一身，而是在非孑然一身的狀況中狠著心(對親人也對自己)時時保持一種實質的、內在的絕對孤獨或說無情，有些秘密心事永遠不可以講，有些行為永遠得背著所有人去做，有些再自然不過的情感永遠有立入禁止的森嚴界線，不可以讓它自在地、放心地發展，否則不僅可能危及一次任務的執行，更可能刨根似的直接瓦解那個終極性也同時是排他性的情感和信念，那就是密探世界的上帝，你時時準備為它而死的國家怪獸云云。這樣子的自我減除、自我強迫的孤獨，尤其在一次任務的前夕，那一刻你什麼都得放下來，包括自己的命和所有他者的命，你的人生狹窄到只容一件事，陪伴你的只有鏡子裡頭的自己。
但我們看伊凡·譚納做了什麼？他想順便到馬其頓去看他不小心遺留在那裡的兒子，像我們正常人出發旅行時一樣，好不容易又花時間又花金錢跑這麼一趟，總要儘可能地利用甚至幫鄰居誰誰買個禮物回來不是嗎？
所以事情打從一開頭就「錯」了，在該運用減法那一刻，譚納居然使用了加法，未來因此全然改觀。
傳統密探的減法故事，可不只表現於我們上述的接受任務準備行動那一刻而已，那只是這個減法運算的正式啟動，它一樣會滾雪球般展開來，愈演愈暴烈，直到故事落幕的前夕才真正抵達高峰；而且，它也絕不會局限於、滿足於、運算於這個密探本人而已，接下來，它一個一個減除的，是所有旁及的倒霉他者，不管善惡是非，抵擋它的人得死，好心協助它的人死更快，因此，故事的最末尾高峰的運算答案，通常是最小的自然數「1」，也就是剩下這個密探本人一個而已，恍然如惡夢——好吧，好心一點的密探故事會多少再留點東西給我們，答案等於「2」，通常是個年輕的女性，衣衫襤褸、滿臉血污、驚魂未定但還是很美麗的女性。
於是，在如此英雄故事的表面框架底下，我們真正讀到的，其實是一個致命傳染病爆發蔓延的醫學實錄，書中的主人翁密探是自己已產生抗體的帶原者，是「傷寒瑪麗」，他所到之處、所觸碰之人總無一倖免；也彷彿是一則最嚴酷的優生學寓言，不分年齡、族裔、職業、性別，惟有那兩個長最帥最美麗的才能活下來，這裡的上帝是庸俗的，只看人外表長相的追星族。
這類的減法密探故事大行於近代，二十世紀的東西冷戰把整個人類世界轉變成超大型的病菌培養皿，讓它先是文字書籍、接著是連續影像的電影電視大行於世，但其實它的極致形式，我個人以為，它早在近千年前的中國已然完成，那就是傳統中伍子胥的逃亡故事。
春秋戰國之交，楚國大夫伍奢一家遭滅門之禍，只有次子伍子胥堅持復仇，不願赴難，向東逃往崛起中的下游吳國。如同伊凡·譚納，在這趟後有追兵的死亡旅程中，他也一路得到素昧平生的漁人農戶的冒死協助掩護，但個性褊狹而且多疑的伍子胥，擔心這些好心的人泄露他的行蹤，臨別時居然還要求他們保證封口守秘，於是便有人當場自殺於伍子胥面前，用死亡掩埋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