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地獄一樣燙、跟罪惡一樣黑、跟愛情一樣甜。」——先讓我們記得這句亞美尼亞人的俗語，據說他們是用這話來形容一杯好咖啡的，本書中，引述這俗語給我們聽的那位亞美尼亞八十歲的老外婆還說：「要是湯匙不能在杯子里直立起來，那麼咖啡就太淡了。」
喝！
記得這樣的話幹什麼呢？誰曉得，也許哪天你會要到某家廣告公司謀職，又正好有哪家飲料公司客戶有新品咖啡要上市也說不定——我的意思是說，幹嗎非要先弄清楚有什麼用途呢？有人收集郵票，有人收集錢幣，有人收集球員卡，有人收集書籍，也有人收集女朋友云云，要在這收集過程的漫漫時間和心思中藏放一個他日的、純功利主義的目的並不難，要催眠自己有一天靠這玩意兒飛黃騰達也盡可當個正當理由或一場私密好夢。但這些枝枝葉葉的胡思亂想而外，收集本身仍有一個以自身為目的的主幹，你就是喜歡它，尤其喜歡它在品類流行、琳琅滿目的萬事萬物中跳出來在你眼前的那種有緣感覺，不單單是而且先於某種佔有的慾望，而是某個想像力在第一時間被此物叫醒過來，上天垂憐，我們如今活在多沒想像力的一個現實無趣世界不是嗎？
瓦爾特·本雅明便是個收集者，收集珍稀的小東西，收集書籍，更收集別人說過的好話，他一直沒來得及寫成一本書很可惜，從第一個字到最後一個字全引述他人的話語組合而成。
收集者，通常有一個不見得自覺的原則，容易被誤解或自我異化為「獵奇」，一種蠻討厭的行徑。基本上，他尋求的總是那些異質的、獨特的、甚或直接講就是在空間和時間上皆屬遙遠的事物，以一個未知的、廣大的世界的勃勃好奇心所支撐起來，因此，它可被視為某種逆向的、是山走向你而非你走向山的旅行，一種化大千世界為芥子的神通挪移之術。收集物既是異質世界真實存在的證據，同時還是包藏著豐饒訊息的實質樣品，它和你原來熟稔世界的事物既相同復相異，差異的不見得是構成材料，一如一枚郵票仍是紙制的印刷著彩色圖樣或風景，一枚錢幣仍是惰性金屬鑄上某個肖像人頭並註記了文字，功能其實一樣也是相仿的，真正有趣的分別最是在於，在如此透明到看起來已翻不出什麼新花樣的相同材料和功能上頭，原來還可以這樣子來——相同部分的疊合，使得相異的部分跳出來，而且可理解。通過這樣子的收集物，你已然硬化到只此一種的世界被轉動了一下，萬花筒一般居然完全變一個新面貌了。
一個遠方的珍稀之物，帶來了不同想法、不同關懷、不同視角和想像的嘖嘖驚喜；琳琅滿目的收集品便像實體的百科全書般構成了一整個可能的世界，既顯示著某種誘人一探究竟的遙遠邊界，又因差異而顯示了它的廣大、深奧和危險，裝得進那些奇奇怪怪但被你惟一現實的世界宣告為不可能的想法，而且彷彿還是可行動可實踐的。
人有一種復活的感覺。
也因此，收集者的一生中遂有一個靜極而動的臨界點等在那兒。一開始，他是個閑坐在自己書房，用鑷子夾取、用放大鏡觀看異質世界事物的人，但兩個世界總在他專註不抬頭的時間眼角之外偷偷進行替換，如同白晝在不經意中轉成了黑夜，直到那一刻——在我個人通過閱讀收集的話語之中，說得最好的內舉不避親是朱天心的小說《夢一途》。小說中，兩個世界的更換是通過一次又一次的做夢收集的，建構一個「新家」、「新市鎮」，朱天心說：「種種，你有意無意努力經營著你的夢中市鎮，無非抱持著一種推測：有一天，當它愈來愈清晰，清晰過你現存的世界，那或是你將必須——換個心態或該說——是你可以離開並前往的時刻了。」
收集者，在此跨前一步而成為行動者。
讀小說的人想必都不難發現，布洛克本人大概也是個收集者對吧。比較清楚是他筆下的小偷羅登巴爾，從書籍、繪畫到錢幣無所不收，當然其中有執業維生的成分，但誰都曉得不只是這樣；殺手凱勒收集郵票，並因此才得以從倦勤的職業低潮期走出來，重新精神抖擻地殺人；馬修·斯卡德這上頭比較隱晦些，但他是那種看《紐約時報》訃聞的人，還讀宗教聖者的死亡大全之書，欣羨他們能找到那麼「多彩多姿」的各種死亡方式，事實上，整部《八百萬種死法》就直接是他大紐約市的死亡集郵冊不是嗎？
這裡，譚納收集的可有趣了，他收集的是全世界的革命異議小團體，包括泛希臘友誼協會、席里西安亞美尼亞復興同盟、愛爾蘭共和兄弟會和蓋爾民族會、英格蘭地平協會、馬其頓友誼同盟、世界工業勞工組織、自由意志主義聯盟、克羅埃西亞自由協會、西班牙國家勞工組織、反氟化聯盟委員會、塞爾維亞兄弟會、國際史丹塔法特兄弟會、納茲多亞斐德洛夫卡、和立陶宛流亡軍云云。按譚納自己說，「我對無望的目標有興趣……尋常官僚和警察顯然無法理解全心奉獻於一個毫無希望的目標是多麼有魅力的事。一群散布在全球各地，為數大約三百的人，他們全心全意追求一個毫無希望的夢想——像是要讓威爾士從聯合王國中獨立出來——你要不就覺得這美妙得令人心碎，要不就嗤之以鼻，覺得這一小撮人根本就是瘋子怪胎。」這個古怪的收集癖好，使得譚納成為紐約市郵差最痛恨的人之一，因為他一次總會收到來自全球每個奇怪角落、為數幾百的宣傳小冊子，得整袋整袋背給他。
還有，譚納也收集語言，除了西班牙北部一直想分離的巴斯克人語言對他一直有困擾之外，他精通的語言數目幾乎和他參加的異議小團體一樣多而且亦步亦趨。語言，既是打開每一個異質世界的門鑰，也自然而然帶來了它所由來的那個世界的思維方式、角度視野及其價值序列，這是任一位研究語言的學者都知道的效應。書中，譚納在遭到押解的飛機上看見愛爾蘭土地計畫逃亡時，他說的是，「我沒料到這兒這麼綠。到處是一片蒼翠，由堆起來的石牆劃分不同的萊姆綠、鮮黃綠和森林綠，灰色的道路像纏繞的細緞帶般在綠色的百衲被上蜿蜒。有一處霧氣籠罩的水域——夏濃河口？到處都是綠意，綿延不絕的綠意。我俯瞰這片土地，一件不尋常的事發生在我身上。我幾乎立刻就開始用濃厚的愛爾蘭口音思考。我幾乎立刻就成了愛爾蘭人，愛爾蘭共和兄弟會的一員。我們即將抵達的地方是我的勢力範圍，穆斯塔法一點勝算也沒有。」
譚納這兩個奇怪的收集癖好，書寫者布洛克賦予它們一個幾乎是可信但毋庸聽起來更神奇的理由，那就是譚納是個不睡覺的人，無法入睡(因此事後中情局調查人員對他進行疲勞審問時半點也構不成威脅)，原因是他年少參加朝鮮戰爭時遭炮彈碎片擊中頭部睡眠中樞受損，以至於從十八歲以後他就用一天大約一小時的瑜伽來替代正常人約八小時的睡眠。也就是說，他的每一天幾乎就是完整不打折扣的二十四小時漫漫長日，因此他有豐饒到已經是無聊的大把時間得填滿，徹徹底底和都會生活之中普遍患有時間貧乏症的人節奏不同，如同本雅明口中的漫遊者，他操持生活行當的姿態遂也完全不同，「無用」的革命團體及其目標、「無用」的語言。「無用」，但仍暗中存留傳遞的破碎訊息和知識，也如同大都會被人們棄置的垃圾般被他拾荒似的一一撿拾、分類並收藏起來——妙的是，譚納居然還因此找到一個維生的行業，那就是幫哥倫比亞大學或紐約大學的學生寫論文和報告，甚至出馬當槍手考試，這幾乎是嘲諷了。
我想，真正弔詭的地方也就在這裡了。大都會，人口最密集、生存競爭最激烈、生活節奏最迫促、人最現實無情、而且這些最極致之處已升高成為象徵的永恆束縛之地(不是那些生命大徹大悟的、以及沒徹悟但有錢有閑的人，爭取自由和個性時首先就得逃離它嗎？)，卻也常常是保有自由反抗心志惟一可棲息的隙縫之地，列維施特勞斯在半世紀前就準確抓到這個，他當時推出的就是紐約。他以為紐約是個處處留有「空洞」的地方，像愛麗絲的鏡子或樹洞一般，聯通著某一個不思議之國。
事實是不是如此呢？大概是吧。大都會總是率先反叛的核心之地，包括那些反叛它自身、點名攻擊它詆毀它的運動，比方說那種左翼下階層的、那種綠色環保的、那種素食的避世宗教的，乃至於像我們台灣二十年前蔚然成風的鄉土文學運動，通常都始發於大城市並在這裡尋獲它們的盟友。事實上，大城市做得還不止這些，大城市不僅孕生它們、支持它們、推進它們，還在它們未成氣候時保護它們，復在它們失利逃散時收容它們，一如一八四八年之前宛如「世界首都」(借用本雅明的說法)的巴黎，或一八四八年之後在歐陸幾乎已無棲身之地的倫敦。
然後就是紐約了，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紅色革命成功之後。
譚納這樣的人便是純紐約式的，難以想像，除了紐約之外，地球上還有哪一方如此奇特如此慷慨的土地，可能養得起像他這麼莫名其妙的收藏家。
小說家格雷厄姆·格林有一本年少時到賴比瑞亞這個奉自由為名的非洲國家的遊記，叫《沒有地圖的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