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我曾對新世紀以來中國文學的走向進行總體研究，發現近五六年的中國文學確乎發生了許許多多重大而深刻的變化，於是，就此撰文對「新世紀文學」進行了論述，此後，又與人合作進一步論證了「新世紀文學」的概念、審美特徵等問題。與此同時，我發現有許多學者和批評家對「新世紀文學」進行了積極的倡導和研究，他們或以文學的表徵為出發點進行研究，或以「時間」為邏輯起點進行研究，或以文學的格局變化為起點進行研究，張頤武、張未民都是其中引人注目的學者，張未民先生還就此申請了一個課題：「新世紀文學研究」。與學者和批評家們的積極姿態相對應，文學期刊、出版社或者以專欄，或者以叢書形式，紛紛亮出「新世紀文學」的旗號。《文藝爭鳴》專門開設了「新世紀文學研究」論壇，已經有一年多時間了，一大批學者和批評家紛紛撰文，從各方面論證「新世紀文學」現象，「新世紀文學」一時間成為文學界的熱點話題。當然，也有人對這一概念發出質疑，認為「新世紀」才開始五六年，就用「新世紀文學」的概念顯得過於草率，是過於偏重時間概念的表現。更有人懷疑這是否與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一樣，搞新名詞轟炸，以標新立異為務？
面對這樣的狀況，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對「新世紀文學」的概念進行一次徹底的辨析。此前，我已經在文章中論及這一概念的要義及生成，本文則要對「新世紀文學」進行進一步論述，或者說，這篇文章要討論的，是在文學發展史的視野中，「新世紀文學」的概念是如何生成的？它與此前文學史的分期概念的關聯如何？它產生的語境是什麼樣的？其構成如何？與世界文學的關係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一般認為，中國「現代文學」的時間段指1917年至1949年，「當代文學」是指1949年至今。而「新世紀文學」則指2000年前後開始的中國文學，大部分學者和批評家把它仍然歸入了「當代文學」的範疇，或者說，它仍然是「當代文學」的一個時期。然而，80年代中期，「現代文學」、「當代文學」的概念就已經受到了廣泛的質疑，代之而起的是有識之士提出的「20世紀中國文學」、「新文學的整體觀」等學術觀點，這其中暗含的是對於文學史上具體分期的否定和貫通曾被政治意識形態「阻隔」的「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學術期待。然而，如何真正獲得貫通，真正做到「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整體性研究卻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對文學史的研究來說，這也是一個可以重新發現的學術空間。新世紀之初，本文作者在論著中對80年代以來的學術思路進行清理後曾提出了「現當代文學是一個整體」的學術見解，在這裡，作者並沒有貿然取消「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概念，只是對這種人為性的分期進行再認識，即二者是一個整體。作者還將整體觀進行了具體化，把「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看作是一個整體，做到了從時間概念到內在精神上的貫通，對現當代文學一以貫之，並從「現代性的燭照(觀念)」、「民族靈魂的發現與重鑄(思想主線)」、「遊離與回歸(思潮演變)」、「『西化』與『本土化』的碰撞(文體)」等不同方面對這一整體進行了研究。這不同於人為性劃分文學分期的學術方法，因為其側重點在於文學史的整體性研究及對於這一整體具體共同特徵的觀照。
「現當代文學是一個整體」的學術見解正是「新世紀文學」概念提出的理論基點，有「現當代文學」的整體觀作參照系，我們就有可能從文學發展史的角度來探討新的文學現象。既然「現當代文學是一個整體」，「新世紀文學」又是「當代文學」的一個部分，那麼，從本質上說，「新世紀文學」的概念仍然屬於「當代文學」的學科範疇，只是它的概念具有明顯的針對性，大部分人在運用這一概念時主要是相對「新時期文學」而言的。「新時期文學」的概念已叫了快三十年，這個時間長度幾近現代文學，且當下的中國文學與「新時期文學」最初命名時的情形已經大不相同，若是一直沿用這個概念是不恰當的，用一個新的概念來取代它似乎是眾望所歸。這好比一個人，年紀小的時候可以叫他小名，當他年紀大了還叫小名，就不合時宜了。這時，提出一個新的階段性文學命名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誠然，「新世紀文學」是否會淪為一個僅僅倚重時間的概念是學界關心的問題之一，與此前文學相比，它除了單純的時間上的變化，有沒有了本質的不同？它「新」在何處？從這個角度切入文學史，我們就會發現，與「新時期文學」相比，「新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新世紀文學」的概念絕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時間概念，它更多的是從時間出發來闡釋文學的變化，而這變化主要是相對「新時期文學」而言的。
所以，「新世紀文學」這個概念不是哪個人給的，是歷史給的，是時間給的，是文學自身需要給的。而且，這是一個具有開放性的概念，2000年以來的五六年只是它的一個開端。「新世紀文學」的性質、特徵也將在其生成過程中一步步被發現、被構造、被展開。在這個意義上，「新世紀文學」並不是一個只概括這幾年來的文學現象的概念，它有待我們去論證，去梳理，去完善，使其更具有學理性和科學性。
(一)「新世紀文學」的準備期
將「新世紀文學」置入「現當代文學」這個大的整體，其生成過程就會顯現出較為清晰的形態。首先需要明確的一點是，這裡的「當代文學」概念具有時間上的寬泛性和學理涵義上的整體性。它與「現代文學」是一種「既分又合」的關係。作為「現當代文學」整體的一個部分而存在，文學自身的發展過程中並沒有產生斷裂，而是研究者們人為地對其進行了分割式的劃分。
在這樣的背景下對「新世紀文學」的生成過程進行考察，就應該從90年代開始。尤其是1993年至1999年，中國文學是以逐漸滲入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市場經濟為基礎的，這一時期的文學所處的歷史環境、文學自身的思想內涵、審美精神等，都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可以看作是「新世紀文學」的準備期，而這個準備期是可以而且應該包含在「新世紀文學」之中的。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中國社會開始在新的深度下，以市場經濟取代計畫經濟。此後，中國文學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市場化衝擊，文學體制也發生了很大改革，作家紛紛「下海」、文學刊物和出版社紛紛走向市場，文學已經不再屬於單純的精神領域，而是逐漸地淪為一種可以經過包裝販賣的商品。這對中國文學來說，無疑是一次翻天覆地的變化。賈平凹、陳忠實、路遙、高建群等陝西作家的所謂「陝軍東征」，王朔等人的電影劇本和電視劇本的走紅，慾望話語的張揚等等都是市場化與文學結合後結出的果實，「個人化寫作」更是產生了巨大影響。有關這一點，我在《新世紀文學初論》一文中已經做過詳盡論證，本文不再贅述。「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也對90年代的中國文學產生了巨大影響。當時，許多人眼裡的「西方」的物質和精神似乎都是一種優越的存在，於是，90年代初的中國作家往往把發達的「西方」的現代文學當作是中國文學發展的一面鏡子，而對「西方」的逐步了解卻使他們得到了另一種結論，那就是對於這面鏡子的失望和對於自身自信心的培養。這對於「新世紀文學」中國作家參與世界文學的信心和實踐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這也是「新世紀文學」的一個重要現象之一，我們將在後面專門論述。不同文化形態的顯現、不同文化立場的公開對抗以及知識分子的分化是90年代文學的另一特點。這一時期的文化形態已經是「大眾文化」、「知識分子文化」、「國家意識形態文化」三分天下，而人文知識分子也在這種不同文化形態的影響下開始明顯分化。1993年至1995年有關「人文精神」的討論就是表徵之一。此外，有關「知識分子」和「民間」文化立場的世紀末的詩學論爭也是這種文化合力作用的結果。
就文學本身來看，90年代長篇小說、散文成為文學熱點，1993年的長篇小說現象就是個典型的例證。相對於80年代，這一時期的文學更多地開始重述歷史，如劉震雲、蘇童、凌力、葉兆言、陳忠實、余華、張煒、李銳等人的作品都表現出了這一共同特徵。與此同時，都市生活與物質主義成為90年代文學的主要表現內容，朱文、張欣、邱華棟、何頓等作家是這方面的代表。
正是因為90年代文學與80年代文學相比發生了深刻變化，所以，90年代就已經有學者認為「新時期文學」已經結束，而「後新時期」已經到來，提出這一觀點的有謝冕、張頤武、馮驥才、王寧等人。這一觀點在當時的影響是有限的，但是他們的視域和努力卻是很有價值的。不論是「90年代文學」的稱呼還是「後新時期」的界定，都是對文學發展過程變化的體認。時至今日，回頭再看90年代的中國文學，我們會發現，不論名稱如何，這一時期的文學在文化語境和文學自身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