慾望話語的書寫從新時期一開始就有，它經歷了一個複雜的發展過程，即從需要到慾望，從情感到基本生存慾望到貪慾、肉慾、縱慾，從政治遮蔽下的審美化的慾望敘述，到客觀化慾望敘述(如新寫實、蘇童、賈平凹等)，再到本體化慾望敘述(《廢都》之後的慾望文本)，以及美女作家的身體寫作、「下半身」、「肉身化」等。在本書的寫作中，我們沒有延用慾望化寫作的提法，而是將1993年《廢都》出現之後的慾望化文本稱之為「慾望本體化寫作」。對思潮的描述，不以作家群來劃分，而是以文本來劃分，因為並不是每個作家的每部作品都以慾望為核心來展開敘述，所以我們更願意說某位作家的某個文本，而不給作家定性，某某就是慾望本體化寫作的作家，因為作家的創作傾向和風格是不斷發展變化的，簡單定性對作家是不公平的，比如賈平凹的《廢都》是寫慾望的，談慾望化寫作大多會談到他，你能將他劃入「慾望化寫作」的行列嗎，顯然是不現實，也不符合實際的。同樣是寫女性生存體驗的，林白的小說是私語化小說，也可稱之為慾望本體化寫作，但張潔的《無字》也寫了女性個體的生存體驗，某些敘述還有作家生活的印記，敘述中也不乏女性的身體體驗，然而小說豐厚的社會生活內涵和文化底蘊，嫻熟的敘述技巧，富有節制的敘事風格，都使它無愧於評論界給予的高度評價。因此，我認為用文本的敘述主體(如慾望)和風格(私語化)來選取分析的樣本更具有科學性，對作家和文學現象來說也更公正一些。
慾望本體化寫作被作為一種文學思潮來對待並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某位批評家的一時判斷和解讀，這類作品在1990年代的大量湧現的確具有思潮的特點。在對這一文學現象進行細緻描摹之前，我們有必要對其產生髮展的社會文化背景做一個必要的回顧和追溯，因為任何文學現象的產生、繁榮或泛濫都有其內在的規律，不是某幾個人「振臂一呼」就會「應者雲集」的，沒有適合的土壤，是不會長出參天大樹的，同樣，不經風霜雨雪，也不會有天邊燦爛的彩虹。所以，我們要尊重文學的內在生態系統，尋找其發展規律，引導而不是苛責當今的文學。
20世紀90年代以來，鄉村文明形態逐漸退出社會文化的中心位置，都市不再是純粹的政治文化中心，而成為經濟與消費的中心，都市的政治色彩淡化了，物質力量正在成長為都市生活的支配性力量。都市也逐漸成為文學敘事的中心，每一個大都市幾乎都有自己的「代言人」，特別是「新生代」和「70後作家」紛紛以都市為寫作對象，將敏銳的觸角伸向了都市的各個角落，捕捉到了都市生活的生存鏡像，並對之進行了細緻的描摹。比如，王安憶、衛慧筆下的上海，邱華棟筆下的北京，張欣筆下的廣州，賈平凹筆下的西京(西安)，方方、池莉筆下的武漢，何頓筆下的長沙，蘇童、范小青筆下的蘇州，等等，每個城市都有自己的獨特的品格，這也從一個側面表現出都市文學的「地方性」特徵。
1990年代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商業浪潮引發了一個全民「下海」經商的狂潮，這股浪潮激發起人們前所未有的對於金錢和物質的強烈渴望，人們恍然間明白了物質和金錢的意義和作用，它們也可以作為生命能量釋放的途徑，作為生命價值的確證，於是，對物質和金錢的追求迅速成為人們普遍的價值追求。事實上，「獲利的慾望，對盈利、金錢(並且是最大可能數額的金錢)的追求，這本身與資本主義並不相干。這樣的慾望存在並且一直存在於所有人的身上。」(1)在計畫經濟體制下，人們對物質和金錢的慾望被政治熱情所壓抑，始終潛伏在人的潛意識之下，人們誤以為國家利益絕對高於個人利益，個體的人是不存在的，集體的人是不應該為個人謀福利的；1980年代，改革的熱情遮蔽了人的個體欲求，人們懷著對現代化的美好憧憬，以為實現了現代化，個人的欲求就會無條件地、順其自然地得到滿足；1990年代，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才使人們徹悟，原來個體的生命欲求要靠自己去爭取，於是，「獲利的慾望」空前膨脹起來。洪治綱說：「在一個慾望極度膨脹的時代，都市生活總是首先被推上紛亂而無序的現實境域。」(2)都市作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和消費中心，不僅滿足了人們對物質的基本需求，還不斷通過媒介和時尚的誘導創造出新的慾望，國家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在一部人看來就是國家對私有財產的承認和保護，這無疑為某些人的發財夢、發家夢的實現給予了政策和法律上的保證，從而激發了他們巨大的生命潛能，許多人，尤其是那些被現行體制邊緣化的人懷著發財致富的野心，湧向都市和「開放城市」淘金，深圳幾乎在一夜之間拔地而起，一座現代化的都市在一群冒險家的懷抱中茁壯成長，當然也成就了一大批新型的成功人士和商界精英。深圳的示範作用是巨大的，發財夢與都市夢成為一對孿生姊妹，成為慾望生成的中心地帶。於是，作家們充滿智慧地選擇了都市作為自己創作的背景，並把物慾與性慾作為向都市腹地挺進的兩條捷徑。
齊美爾的「貨幣哲學」十分重視現代性與貨幣經濟和都市生活的關係，他認為大都市的生活是現代性的關節點，成熟的貨幣經濟是現代性在整個社會的擴散根源，二者相互糾結，分別代表現代性的強度和廣度。他說：「分析貨幣是為了抽繹出整個時代的精神。」(3)他的哲學研究集中體現在都市生活和貨幣經濟的發展對人們日常生活經驗和內心生活的影響上，對現代性的研究偏重於審美和內心體驗的層面，他認為現代性的本質是一種心理主義(4)
1990年代的都市慾望敘事，其話語模式可追溯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新感覺派」和張愛玲的小說，王安憶對上海「懷舊式」的敘述，復原了老上海曾經有過的國際化大都市的繁榮與輝煌，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作為亞洲最大的商業、金融、文化中心，引領著亞洲的時尚潮流，中國作家對都市的幻想總是難以超越老上海的輝煌與光榮。1990年代的都市是一個物化了的慾望世界，它「企圖將世界上一切有形的、無形的、物質的、精神的，都統統納入市場機制的交換機制中，並把它們放在金錢的天平上來衡量，最終也將導致人本的物化和異化。」(5)都市在作家們筆下被最大限度地「符號化」了，充斥於都市小說中用來吸引眼球的都市象徵物是：高樓大廈、超級市場、高檔酒店、寫字樓、酒吧、茶樓、咖啡館、KTV包房、桑拿房、美容院、專賣店、股票交易所、高級別墅、公寓、出租屋、汽車、地鐵、計程車、立交橋、電視台、網吧、手機、度假山莊、高聳的廣告牌和閃爍的霓虹燈等等，都市中四處遊盪著的是暴發戶、貪官、成功人士、都市白領、中產階級、冒險家、小資、美女、帥哥、吸毒者、賣淫者、黑幫老大、小弟、保鏢、性無能者、施虐狂、強姦者、洗頭妹、下崗職工、網蟲、酒鬼、民工、保姆、無業游民等，這些人構成了都市的主體，單是上述符號就足以構成一個龐雜的話語體系。都市是一個物化的存在，它滿足了人們對慾望的豐富想像，追求物質享受成為一種價值追求和生活潮流，都市就像一個慾望的祭壇，物是唯一被崇拜的神靈，為了物，人毫不猶豫地把自己的肉體和靈魂作為犧牲來獻祭，最終被無所異化，成為物質的奴隸。對物的崇拜集中體現在對金錢的盲目崇拜上，馬克思說貨幣「把堅貞變成背叛，把愛變成恨、把很變成愛，把德行變成惡行，把惡行變成德行，把奴隸變成主人，把主人變成奴隸，把愚蠢變成明智，把明智變成愚蠢，因為貨幣作為現存的和起作用的價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和替換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換。從而是顛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性質和人的性質的混淆和替換。」(6)金錢成了都市話語的核心，金錢＝物質，「在物質時代，女人追求物質，男人在創造物質」。(7)物不再是生存的手段，而成為生存目的本身。面對物質的誘惑，人們在掙扎、困惑、迷茫之後，自覺或不自覺地墮入物質或金錢編就的「鐵籠」或「金屋」，成為金絲雀、「小臟孩」、單面人。
廣西作家凡一平的小說《女人漂亮 男人聰明》就是對物質世界的絕對認同，人物的命運總是被金錢所左右，自由、理想、個性、愛情、尊嚴這些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倡導的價值追求都成了金錢的附屬品，主人公宋揚說：「我連愛情和榮譽都不要了，再不要錢，我就太傻了。」在他看來，金錢就是「一般等價物」，可以用來交換一切，包括自由、理想、個性、愛情、尊嚴、青春、美貌、身體等。只要交換雙方認為兩者「等價」，就能成交。上海作家唐穎的《麗人公寓》寫了一個年輕漂亮、精明能幹、矜持自尊的都市女性寶寶由鄙視為錢出賣自己的女孩到心甘情願做了金錢的俘虜這樣一個成長墮落的故事。寶寶對富商安迪的熱情最初是謹慎地保持距離，最後安迪吸引她的是成功男性的魅力，這種魅力源自於他的富有，源自於他花錢的方式——為她買價值20萬美金的公寓。純粹為錢出賣自己的女人是讓人鄙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