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家族文學與當代文壇的許多其他作品一樣，經歷了藝術創作方法的巨大變革。如果對此做一宏觀考察，我們可發現其基本線索是，純粹的現實主義、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糅合、各種藝術手法的相互融合等。就具體修辭方法而言，敘述、議論、抒情、描寫、象徵、誇張、擬人、通感等手法均顯示出了各自的作用，使得家族書寫在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下面我們從線性時間出發，對當代家族小說的創作方法做一簡單梳理。
前面說過，「十七年時期」的家族文學主要有《紅旗譜》、《三家巷》、《創業史》等。它們產生於新中國建立後不久，保留著整個「十七年時期」文學作品的品格。這些作品的風格可概括為高亢嘹亮的基調、激情澎湃的敘事、清晰鮮明的階級意識、豪放熱烈的政治激情。主導這種時代文藝主潮的是顯而易見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因為在整個「十七年時期」，中國文壇所倡導和推崇的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原則，人們在創作文本時的自覺追求便是真實地反映社會現實、揭示社會歷史發展的本質和必然性、精心刻畫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形象、努力追求細節的準確可信等。處於這種文學生態環境中的當代家族小說當然也不例外，無論是確立作品的主題，還是塑造具有時代特徵的人物，它們都沒有離開現實主義的大框架，並以這種方法描繪出了波瀾壯闊的歷史變革過程和摧枯拉朽的社會主義建設歷程，而且，這幾部作品還給當代文學人物畫廊增添了許多個性鮮明、具有極強藝術感染力的新型人物形象。這是傳統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勝利，是當代文壇曾經擁有的輝煌。綜合而論，「十七年時期」家族小說的現實主義特徵有如下表現：
首先，真實地反映了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和發展趨勢。眾所周知，現實主義要求寫作者必須以真實的社會存在為反映對象，對豐富的歷史文化及生活現象進行生動準確的描寫，形象而又具體地揭示出社會生活的本質、揭示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和趨向，從而反映時代的動蕩變遷、展示人物的歷史命運、心路歷程和精神面貌，塑造民族性格。這一點，在當代家族小說中有著鮮明的體現。
《紅旗譜》以史詩般的寫作追求，反映了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艱難與曲折，展示了黨對農民革命覺悟的提升和對農民鬥爭精神的推動，揭示了「階級鬥爭」的主題內涵，完成了一部中國農民的成長史。它以精細的筆觸、生動的形象展示了中國現代革命的真實一幕，呈現了革命鬥爭的曲折與艱難、流血與犧牲，以大無畏的豪邁氣概展示了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一定會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歷史的必然，給人的震撼是巨大的。《三家巷》以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策源地廣州為背景，展現了二十年代中國都市革命勢力同反革命勢力的反覆較量及各階級力量的消長變化，真實地描寫了省港大罷工、沙基慘案、廣州起義等革命鬥爭的歷史過程。作品通過周、陳、何三個家族內部在當時歷史背景下的發展演變，細緻入微地描繪了作為個體的人在激烈的革命鬥爭中或堅強勇敢，或脆弱、彷徨、動搖、纏綿的本真狀況，使人們能夠深切地感受到大革命時期的紛繁、微妙、複雜、殘酷的社會生活圖景，以及不同階級人物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狀態。可以說，這部作品無論從選材、結構、人物，還是主題揭示、場面描繪，都與中國革命的客觀現實息息相關，其中人物的最終走向和追求，都反映了一種歷史的必然。
《創業史》更是一部以真實的土地改革過程為素材的家族小說。它以極其細緻的筆觸展示了我國農民從個體私有制向集體公有制轉化過程中的曲折與艱難，真實地展現了我國農業社會主義初期的風雲變幻，以及各種人物在這一洪流中的精神激變和心理狀況。正如作者柳青自己在談到作品的主題思想時所說的「我這個小說沒有別的主題，就是一個，農民放棄私有制、接受公有制的過程、方式和心理。」［9］這部同樣具有史詩性質的作品，也通過複雜精細的情節、生動可感的形象，展示了以梁生寶為代表的新一代農民聽從黨的召喚，領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堅定信心、頑強意志、滿腔激情，具有極強的時代感和藝術概括力。同時，梁生寶所代表的道路也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廣大農民必須要選擇的道路，因而作品所寫的一切都反映了一種歷史的必然。總之，這三部「十七年時期」的家族小說，在一定程度上如實地「再現」了歷史，能使讀者從中感受到時代的真實氣息和內在要求，因此，它們比較明顯地展示了當時的意識形態對文學創作的影響，體現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的實質內涵，即藝術客體儘管不同於現實的世界，但為了以真實合理的形式吸引讀者和征服社會，必須從現實世界的真實規律中升華出藝術世界的生命。只有這樣，文學作品才能將現實真實與藝術真實統一起來，奉獻給讀者主題深刻、結構合理、人物生動、富有時代特徵的藝術精品。
其次，塑造了許多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的要求來自於恩格斯的有關現實主義的經典論述：「據我看來，現實主義的意思是，除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10］遵循著這一創作主旨，「十七年時期」的諸多作家都以創造典型為己任，呈現了大量以典型人物為中心，揭示主題、反映社會生活的作品。像《紅岩》、《林海雪原》、《紅日》、《青春之歌》、《野火春風斗古城》等。作為處於同一藝術觀念層次上的「十七年時期」的當代家族小說，也毫無例外地運用這一創作方法，塑造了許多鮮明生動的典型人物，極好地呈現了現實主義的基本特徵。《紅旗譜》中的典型人物是朱老忠，他的一切行為舉止，都體現了當時農民的內在品格。如，嫉惡如仇、剛正不阿、豪爽仗義、愛憎分明、勇敢頑強、追求進步等。朱老忠是當時中國千千萬萬個農民的代表，他的成長經歷，體現了許多中國農民的成長過程，他們是中國革命的中堅力量，是中國革命取勝的根本保證。但是，朱老忠又有著自己獨特的經歷和個性，他的革命激情和革命意志的產生，，既是自身的生存環境和階級地位所導致的，更有著父輩曾經的血海深仇。他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是一個血肉豐滿、個性鮮明的成功的人物形象。《三家巷》中的阿炳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他生長在一個靠手工勞動維持生存的家庭，曾經當過鐵匠、鞋匠、藥鋪學徒，也有過短暫的求學經歷，底層的生活體驗，使他具有了熱愛勞動、憨厚正直、剛正不阿、敢做敢為等優秀品質。他勇敢地參加反帝革命，支持北伐戰爭、又在廣州起義中浴血奮戰，顯示了一位革命者的戰鬥品格，但是，他又存有知識分子本身的弱點，比如在遇到困難時悲觀絕望、盲目輕信、迷茫焦躁等。他的這種「有兩種內在因素在矛盾鬥爭中發展著」［11］的複雜的性格特徵，反而使其更加親切可信。他使我們看到了包括林道靜在內的知識分子在革命熔爐中歷練的痛苦和艱難，反映了中國革命的曲折與複雜，非常符合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所要求的「寫真實」的深層含義。《創業史》中的梁三老漢也是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他的人生追求和生活願望，體現了解放初期許多並不覺悟的農民的心態和思想，他要憑藉新社會給他帶來的主人公地位發家致富，擺脫舊社會給他們家族帶來的苦難；他不想關心別人的事情，怕給自己惹下麻煩；他拖兒子梁生寶的後腿，想讓兒子一心一意幫助自己實現夢想。但是，在具有說服力的事實面前，他最終理解了兒子的做法，從思想深處懂得了走合作道路的意義，他成了兒子的精神支柱，並與其他農民一起走上了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梁三老漢的文學史價值在於，他使人們感受到了當時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艱辛與不易，體驗到了提升農民精神的艱難與漫長，更感受到了歷史每前進一步所需付出的巨大代價。除此之外，這些家族小說還以富含時代氣息的筆觸展示了典型人物生成的典型環境，傳達出了極其鮮明的思想傾向性，從諸多的方面顯示了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內在要求。
但是，這種純現實主義方法的使用，也使當時的家族小說創作暴露了其單一化、模式化、意識形態化及農民—地主、工人—資本家等二元對立的敘述模式和主題先行等諸多缺陷，在表現了當時的歷史理性和創作意識的同時，影響了文學人物豐富性、複雜性的生成，同時也影響了文學的真正價值。總之，「十七年時期」的家族小說以中國現代革命史的真實場景和一些具有典型意義的人物表徵了「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和內在價值體系，為當代家族文學的書寫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也留下了許多值得思考的問題。
進入80年代，中國當代文壇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一時期，西方文論、西方現代派作品被大量譯介到國內，給人們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鑒的藝術空間，它使思想解放後的許多作家認識到傳統的現實主義寫作手法已不能完全滿足現代人豐富而複雜的內心感受，文學需要借鑒不同的審美觀念和寫作技巧，捨棄表象，直達本質。於是，當代文壇出現了以「意識流」、「荒誕派」、「黑色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