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以來，由於作家對日常生活的關注角度和重視程度的不同，文學作品中所呈現出的日常生活主題存在著一個逐漸衍變的過程，日常生活作為表現現代化進程中人反窺自身在現代文明下的慾望與精神的一種載體出現。文學對人，尤其是對於個體生存的關注確實大大地加強了。從80年代到現在，文學在日常化的表現中對人的精神的發掘表現也經歷了隨時代主潮而嬗變的軌跡。80年代，人追求自我精神和社會價值，但90年代以後，人的理想與精神追求卻在不斷豐富的日常化物質享受中漸漸磨蝕減損。
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小說，還處於政治意識形態控制消減的時期。撇開政治權利意志對文學的控制的過程里，作家努力還原著日常生活的本真面目，同時也使得人在文學中得到了再現。將非日常生活的氛圍從日常生活的頭頂上完全驅散，或者將非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完全地割裂開，都是不可能的，但人們已經逐漸認識到日常生活的分量，以及它自身的特性。
1980年《收穫》第1期上發表了諶容的小說《人到中年》，這篇小說將主人公面對工作與生活、事業與家庭的雙面夾擊，所感到的疲倦和無奈真實地刻繪了出來。小說中的陸文婷是一個事業心很強的女醫生，手術台上的成功和事業上的成就感顯然是她生命存在的最重要意義，相比之下，家庭、孩子、丈夫，這種日常生活中的家庭成員關係則成了結不開的繩結。文中不時地流露出一種傷感的情緒，在描寫即將出國的劉學堯夫婦邀請陸文婷夫婦參加的聚會上，作者借劉學堯的口破解了這種情緒的由來：
劉學堯眯起眼，似醉非醉地說：「陸放翁的名句：『位卑未敢忘憂國』呀！我是個無名醫生，可我不敢忘卻國家大事。我請問：誰都說中年是骨幹，可他們的甘苦有誰知道？他們外有業務重擔，內有家務重擔；上要供養父母，下要撫育兒女。他們所以發揮骨幹作用，不僅在於他們的經驗，他們的才幹，還在於他們忍受著生活的熬煎，作出了巨大的犧牲，包括他們的愛人和孩子也忍受了痛苦，作出了犧牲。」……「不幸在於他們最能出成果的黃金歲月，被林彪、『四人幫』的動亂耽誤了。」劉學堯長長嘆了口氣說，「像你吧，幾乎成了無業游民。現在，這批中年人要肩負起『四化』的重任，不能不感到力不從心，智力、精力、體力都跟不上，這種超負荷運轉，又是這一代中年的悲劇。」
一個錯誤的時代對整整一代人的耽誤，是小說埋藏在深處的最堅硬的傷痛。但比起當時矛頭直指「文革」對人的精神迫害、心靈踐踏的「傷痕小說」來講，《人到中年》的不同在於它並沒有把陸文婷的精神重負完全歸結於「文革」給知識分子所帶來的創傷上，生活本身對一個人施加的壓力並不比來自意識形態層面的壓力輕。陸文婷在文革中並沒有停下工作，相反，因為丈夫傅家傑的實驗室被封，科研課題被取消，「每天八點上班，九點下班；二點上班，三點下班。他整天無所事事，把全部精力和聰明才智都用在家務上了。一日三餐他包了，還學會了做棉褲、織毛衣。這倒使陸文婷免去了後顧之憂。」特殊年代形成的家庭分工反而造就了陸文婷作為眼科醫生的成功，家庭不會為哪一個人著想，而人面對家庭便意味著必須做出犧牲，如果要犧牲的不是事業，那必定就是體力甚至健康。文革結束後，既承擔著病人的重託，又背負著家務重擔的陸文婷被累垮了。「每天中午，不論酷暑和嚴寒，陸文婷往返奔波在醫院和家庭之間，放下手術刀拿起切菜刀，脫下白大褂繫上藍圍裙。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是分秒必爭的戰鬥。從捅開爐子，到飯菜上桌，這一切必須在五十分鐘內完成。這樣，園園才能按時上學，家傑才能蹬車趕回研究所，她也才能準時到醫院，穿上白大褂坐在診室里，迎接第一個病人。」
《人到中年》之所以受到讀者的熱烈歡迎，或許正是因為它第一次真實地道出了日常生活對人的磨損，婚姻、孩子、家庭與事業之間的矛盾衝突是其核心主題，它不像以往的小說，分不清日常生活和被賦予重大意義的革命事業之間的界限。主人公也不再是以英雄、超人、萬能者形象出現，縱使陸文婷醫術精湛、醫德崇高，她也頂不住工作、家庭雙方面帶給她的過度的勞累，於是身心俱疲的陸文婷發出了這樣的感嘆：「啊！生活，你是多麼艱難！」
儘管如此，作家彷彿還是給讀者留下些希望。生活中的一些扣結最終還是不斷地解開，經她手術的張老漢重得光明；曾經令她不快，對她的醫術滿腹懷疑的部長夫人秦波也承認了自己的「官僚主義」，對她表示了真誠的關心；出國的同事姜亞芬敞開心扉表達了自己不能效力祖國的遺憾；陸文婷自己最後挺了過來，康復出院。一個精神上堅強的人抵不住生活對她的軀幹的摧折，而這樣的生活不只是陸文婷一個人的，是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的生活。我們從文中感受到生活的分量，從陸文婷的病痛中了解到她的堅強和事業心，文章中多次出現裴多菲的詩《我願是激流》，不僅僅是陸文婷對戀愛時代的回憶，也是她不忍丟棄的生命激情和報效祖國的理想，只不過這份激情與理想與現實中繁瑣的日常生活事務相抵牾著。在為事業而奮鬥的人生中取得的那份受人崇敬的精神收穫，於家庭瑣事面前顯得毫無用處，久而久之，在這樣的拉鋸戰中，個人的理想便會顯得脆弱無力、虛無縹緲。
理想也有大小之分，相比陸文婷渴望將全部精力奉獻給祖國的眼科醫學，張辛欣筆下《我們這個年紀的夢》中的「她」所懷有的只是對愛情童話的夢想。這篇小說發表於《收穫》1982年4期，小說中的主人公「她」是出版社的編輯，一家三口蝸居在八平方米房子里。少年時代一段朦朧的感情，成了「她」一生中童話般的愛情夢。她對生活的愛、恨、遺憾、無奈，幾種情緒之間的調節全要依靠這一份所謂「青梅竹馬」的感情幻想。然而生活是難以預料的，當她從自己無盡的愛情夢想中想要尋求到力量來安慰和激勵自己的時候，卻最終發現自己「青梅竹馬」的夢中情人竟然就是自己平日里並不喜歡的同事兼鄰居。難以預料的現實生活徹底粉碎了主人公的夢，她立刻向現實妥協了，小說結尾這樣寫道：「於是，她去淘米、洗菜、點上煤氣，做一天三頓飯里最鄭重其事的晚飯」。整篇小說基本上以意識流的手法來寫，細膩地刻繪了一個普通女性在現實和夢想之間掙扎的心理狀態，儘管她的理想算不上什麼驚天動地，但那畢竟是一個人內心中對生活抱有的希冀所在。小說里四處散落著作家對於日常人際交往點滴又不乏深刻的見地：「合住一個單元的鄰居關係，比兩個相鄰國家的關係還要緊」；「在這人挨人、人擠人的大世界，你自己的生活範圍好象並沒有擴大，反而縮小了」；「人跟人，最頭疼的事」。小說對於一個人始終無法操控自己的生活發出了清醒的但同時也是無奈的喟嘆：「似乎，一切真實的都跟幻想用翅膀划出的路線走的不是一條路。也沒什麼可抱怨的，只是懂得了遺憾，並習慣了在不知不覺中淡卻遺憾……」
在此類的作品中，既沒有重大事件，也沒有特別尖銳的矛盾衝突，最貼近人基本生存需要的生活事務層面，往往會逼迫出人性深處的那種盲目、自私、冷漠、妥協的秉性，而「無事」則成為平凡、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一個極為重要的特徵，就像《我們這個年紀的夢》里說的那樣：「你幾乎覺察不到，為一樣、一樣東西的捕獲，為這些沒完沒了地盤算，每天，每天，你懷著持續的稍許緊張。只有到夫妻之間為什麼事兒吵起來時，這些連成一條線的瑣事才一股腦兒翻上來，捲成一大團理不清的煩亂，有時候委屈得直掉眼淚。可是，待到真要張嘴數數的時候，唉，簡直沒有一樣是可以提出來作為鄭重其事的悲劇素材的！」
80年代初的小說，在還原現實生活和普通人的形象之時，或多或少還保留著傳統文學中追求「崇高」人生價值的規範化的「理想」。當有人批評《我們這個年紀的夢》空洞、無意義時，作家專門為此作了聲明：「我的本意卻正是為了提醒我的同輩朋友們，正視我們所處的外部世界和內部世界的真實現狀，不斷擺脫我們的茫然感，面對前進著的生活，重新尋找更加切合實際的、更具有建設性的理想」。(28)這段話流露出這一代作家的創作心態和他們的價值觀念，面對堅硬的生活對人的消磨與損耗，面對理想的逐漸虛無化，他們無法處之泰然，同時又感到茫然和遺憾。用作家自己在作品中的話來說就是：「也許，這是從小灌輸的理想教育，青春時期的奮鬥本能，與硬要人半死不活地呆著的整個狀況，長期形成的一種變態心理。實實在在、瑣碎忙亂地生活著，心裡總殘留著一點沒有實現、也許永遠再沒有機會實現的東西，在最隱秘的角落裡，與現在的自我徒然抗爭，攪得人在充實、填滿的生活中有時感到若有所失。」(29)
自80年代中期以來，日常生活更是被剝去了它身上殘存的那一點點理想和浪漫的色彩。劉索拉、徐星、陳村等作家，更進一步地將雙腳踏實在現實生活的地面上，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