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關於日常生活的文學表現，在我國文學的發展中比比皆是。《金瓶梅》《紅樓夢》就是典型的代表作品。借日常生活的描寫把握社會變遷，表現人物在時代中的命運沉浮與精神世界。新時期文學對日常生活的重視可以看成主題的延續。只是，三十年的日常生活書寫無論是人物精神世界的探索，還是邊線手法的使用，都更為紛繁複雜。
新時期初期，文藝評論界對文學創作手法討論最為火熱的是：要不要來自西方的非理性心理描寫手法，批評家們對國外的現代主義文學謹小慎微地發表著自己的看法，在肯定其藝術價值的同時也表現出左躲右閃的保留態度，彷彿生怕大浪重來會再觸礁。儘管相對而言，作家已經獲許在文學所表現的主題內容方面可以更為廣泛，評論界對此的態度也顯得較為明確，可對於日常生活領域是否應當並且如何進入文學頁面的問題，彷彿問津者甚少。原因大概有三：其一，日常生活從來就未曾在文藝作品中徹底消失過，沒有生活就沒有藝術的道理務須爭辯；其二，中國人的日常生活長期以來受制於政治意識形態的控制之下，將日常生活作為對象去發現和開掘，還沒有真正成為一種意識上的自覺；其三：還沒有找到一種能夠幫助人們將自身從日常生活中提升而出並反躬自省的理論和思想，所以，對日常生活瑣細的文學處理仍然停留在不斷自我重複的生活表象層面上。作家對於它的價值層的開掘還感到力不從心，或者更直接的說，過去近20年的文學價值觀念仍然還產生著作用。針對新時期以來，因政治束縛的鬆綁，文學作品中逐漸出現更多地反映日常生活的情況，批評者不無擔心地說：「近時有些作者或憶往事，或談掌故；或風土人情、山水木石、流連忘返；或身邊瑣事，柴米油鹽、細而忘大……千種百種，只有一種在外，即國運民瘼，大是大非是也。」(1)而新的時代已經到來，誰也無法阻擋文學價值觀念多元化的腳步。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至今，大量的文學作品已經為我們作出最好的證明。
80年代以來的日常生活文學價值的新內容
80年代初期，中國文學作品的主題思想已經呈現出豐富多樣的態勢，「政治概念化的傾向和政策條文的形象化註腳」開始被作家們拋棄，創作者正在以新的心態面對生活了。此時，階級鬥爭結束了，敵我矛盾已經被人民內部的矛盾所替代。當籠罩在人們眼前的如同濃霧般的政治氛圍逐漸消散開，日常生活便氣勢煌煌地呈現出它真實的面目，如若一片廣闊的大陸重新現身於世界。文學創作者們終於可以回歸生活世界，面對生活這片廣闊的土地，「以往不敢寫的領域和人物敢寫了，以往被曲解了的生活恢複了本來面目，以往總習慣於在『風口浪尖』上『拔高』英雄，現在把英雄和新人送回到現實的人間，以往總強調正面寫重大鬥爭過程和場面，現在懂得了從家庭的窗口看社會，從愛情的糾葛看政治經濟的變遷，從倫理的關係解剖性，以往好就是好，壞就是壞，各就其位，萬世不移，現在尊重生活的辯證法和複雜性，『好中有壞，壞中有好』……歸根結底，還是文學與生活的關係正常化了。」(2)
這種文學與生活關係的正常化也需要一個過程，經過實踐——爭論——再實踐，日常生活場景和生活中的普通人逐步取代了以往文學作品中的革命鬥爭場面及英雄人物，屬於文學的生動、活潑的日常生活語言也將政治話語從文學中逐漸驅逐，奪回了它的陣地。更重要的是，以往作品中出現的日常生活內容都是為所謂「英雄」、「崇高」的宏大歷史敘事服務的，日常生活本身不具備可挖掘的價值與意義，而現在，日常生活則成為文學所要關注和表現的重要對象，它將拒絕僅僅作為陪襯主題的次要場景而出現。對於新時期文學而言，日常生活顯現出它前所未有的文學價值。
日常生活真正成為人們日漸關注的描寫對象，這與創作主體意識的復歸有著密切的關係。當生活松解開了政治意識形態的束縛，變得新鮮、活躍，創作主體的創作意識也同時得到了解放。創作的視野變得開闊，思維日益靈活，主題愈加豐富。社會生活終於進入了一個務實——講求實際的時代，「這種誠懇的態度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的落實，形成了一股與以往全然不同的時代潮流。它使社會重新獲得了開放性的生命，也就是說重新肯定了人的價值，肯定人在創造現實的各種可能性和本質力量。因此，我們整個生活的節奏開始予以科學新時代為背景的世界節奏保持相同的頻率，我們和陌生已久的世界溝通了。」(3)隨著「定向寫作」、「任務寫作」日子的結束，作家們慢慢復甦了僵硬的翅膀，在張開雙臂擁抱自由、放聲歌唱的激動底下，同時伴隨著的是對文革的沉痛反思，對政治與文藝關係的反思，對人的反思、對自我的重新認識等等。感情和理性的複雜交織，使得這個時期的文學再一次定位於「人」上，對人性和「人」的精神世界開始了多方面的探索與挖掘。
對真實的本質的人的重新審視，以及對自我生命體驗的重新把握，在作家的創作主體意識回歸之起，成為文學創作最為重要深刻的目標。過去那種一切以階級鬥爭為核心的捨近求遠、離開生活本真的創作是多麼的虛假和生硬。文學不是政治的傳聲筒，也不是芸芸眾生的「道德」說教工具，文學也不可能肩負過於沉重的教化與拯救的責任，文學就是文學自己。神聖的帽子只能壓斷它飛翔的翅膀。時代的轉折導致了創作主體的文學創作觀念的調整，同時西方新的藝術觀念也再次湧入中國，深深影響了當代作家的文學觀念，比如上個世紀50年代末，在西方美術界興起的「生活派」藝術家，他們注重日常生活中的所有細節所蘊含的藝術可掘性，他們提出「藝術與生活無界限」的美學觀念，認為「生活中的一切就是最好的藝術品，街頭噪音是最好的音樂，宇宙飛船與地面的通話勝似貝多芬的樂章，俯拾皆是的生活用品和垃圾箱中的破爛含有最高的審美價值。」(4)這種藝術觀提示我們：曾經，我們忽視了多少可以開掘出藝術寶藏的生活內容。
普通人是民族精神最形象的體現，最根本的載體。因此，普通人形象的變異一方面折射出民族精神的變化，另一方面表現出不同時代的社會環境和文學不同的發展階段。
從建國起至文革結束，這段時間的大多數文學形象是「英雄主義」。激情充沛地塑造英雄人物、抒發壯志豪情是當時文學的時代風尚。儘管「十七年的文學中，仍然有不少描寫普通人的作品，但由於受時代觀念的直接驅策，作家們總是千方百計地從描繪英雄形象的立場出發，盡最大的努力去挖掘突出普通人身上那可以被上升為英雄氣概的因素。結果，普通人形象也是英雄般的頂天立地地。這與其說是普通人的形象，不如說是英雄的通俗化。」(5)當作家把目光投向日常生活領域，文學作品必然會打破以往英雄人物領銜主演的模式，還原生活中的普通人的主角地位。
新時期文學作品中的普通人在精神本質發生了很大變化。普通人物形象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現常常是：面對當前紛繁複雜的現實世界，要獲得生存下去的條件，他們不是靠進取式精神去把握，而是靠各種不得不有的妥協失敗甚至犧牲去換取。這實在是民族精神在實利面前蛻化縮水的顯現。這反映出物質時代在對大多數個體精神世界侵蝕的同時，也侵蝕了民族精神的機體。這是民族靈魂發現的最大的嚴酷社會現實。普通人形象在政治或道德上不再具備「英雄」或者潛在的成為英雄的崇高性，而是變得平庸世俗。讀者在閱讀文學作品的時候，也不再把人物形象當作英雄來體驗，而是把形象當作普通人來理解，當作一個真實自我的比照物來感受，這樣文學便比以往更加平易近人。同時，日常生活中人與現實之間那種固有的實踐關係得到真實地再現，在普通人身上，我們所挖掘的關於人性、人的本質、人的存在價值等方面內容的深度，甚至超過了英雄人物形象所承載的深度。此外，「新時期文學的普通人形象更加突出了藝術辯證法的實踐精神……在這種哲學思想的基礎上，文學藝術中的英雄形象與普通人形象之間的在習慣思維上的對立實際上已消除。二者之間在根本上是相互溝通的，沒有貴賤之分，沒有崇高或鄙俗之分。而今，作家們即使是描寫英雄，也儘可能挖掘英雄身上的普通人氣息。」(6)從新時期開始，當代文學藝術觀念已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以往英雄主義的框框條條和英雄人物領銜主演的模式，均被打破，文學開始真切地關注起普通人的生存境遇。藝術形象是好人，還是壞人，是善，是惡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要考慮文學是否符合藝術規律。應該指出，「普通人形象的崛起，代表著我國當代文學新觀念的崛起，真正的藝術實踐開始了」。(7)
日常生活的豐富層面，它的複雜性、隨意性、可變性，為作家提供了廣闊的藝術手法實踐空間。作家們不再滿足於單一的傳統寫實的藝術表現方式，迫切的心情促使他們再一次向西方現代文學家的創作實踐經驗借鑒和學習。國外文學當中曾經倍受詰責的象徵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