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新時期文學來講，僅僅完成對民族靈魂的發現尚遠遠不夠，這只是對五四啟蒙主題和國民性主題的延續，新時期文學的意義和價值在於更進一步地精神探索，力圖以文學形象來建構國民精神的理想化形態。
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不僅對解放區文學產生著指導作用，而且對中國當代文學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當代文學的初期，作家們紛紛響應甚至迎合《講話》精神，自覺地以《講話》為指針，規範著自己的創作活動。這一時期，在作家們的集體意識中，昔日被壓迫被奴役的農民，已經從身體到精神都得到了徹底解放，翻身成為新型國家的主人，以一種全新的形象和精神境界參與著新生國家的建設。因此，在鄉土文學特別是鄉土小說創作中，作家們熱衷於塑造理想的、崇高的農民英雄形象，自覺地對他們身上的落後習慣與精神痼疾進行遮瑕，而對他們的諸種優點，則進行了誇大和突出表現，對人物的整體性格進行了凈化處理。這種新型的農民形象以柳青《創業史》中的梁生寶最為當時的批評界所稱道。
《創業史》單行本出版於1961年，而梁生寶堪稱那一時期嶄新的青年農民英雄形象的典型代表。梁生寶作為互助合作帶頭人，心無雜念，一心帶領全村人走農業合作化道路。他大公無私、道德完善、任勞任怨，甚至為了集體的事業可以一再擱置感情方面的考慮。作為作家心目中理想的農民形象，梁生寶是以近乎「自虐」的方式來完成對自己人格的修鍊的。可以看出，作者在塑造梁生寶這一人物形象時，採取了理想化、英雄化、神話化、理念化等過濾和提純方法，使人物毫無道德瑕疵。這種處理方法也是「十七年」文學中作家們塑造正面英雄人物的通行方法。這種塑造人物的方法常常會造成人物形象在「豐厚」和「生動」方面的明顯欠缺，因為這種提純方法抽去了人物身上複雜的人性內涵，省略了對人的自然屬性的觀照和書寫。儘管這裡存在時代的局限，而且因為柳青傑出的文學創造才能，使人物靠著許多傳神細節、精彩的心理活動和恰到好處的抒情的支撐而免於毫無生氣，但多年後我們回過頭來，重新解讀梁生寶這一形象，客觀公正地說，在一定程度上，「梁生寶」和大多數「十七年」文學中的正面英雄人物一樣，是作家理念的荷載物，是缺乏真實性和豐滿性的扁平人物。
正因為是以理想化的姿態建構的人物形象，梁生寶才堪稱作家心目中完美的新型農民的代表。塑造這樣理想的農民形象，當然與作家對榜樣的力量的預期有關，實際上也就蘊含了改造現實狀況下國民落後性的潛在意圖。與此既有相似之處又有鮮明不同的是，1964年底和1966年初，浩然分別出版了長篇農村題材小說《艷陽天》的第一、二部分。《艷陽天》是比《山鄉巨變》和《創業史》更具本質化寫作色彩的文本，塑造了一位與反動地主不屈不撓鬥爭，帶領「貧下中農」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英雄人物：農業社黨支部書記蕭長春。由此，艷陽天被譽為「深刻地反映了我國社會主義農村尖銳激烈的階級鬥爭，成功地塑造了『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領頭人』」的優秀的文學作品。［11］隨著歷史的演進，這種塑造人物形象的理想化方法被推到了極致。「文革」期間，當時的文藝界領導人以條文的形式提出了塑造正面英雄人物的「三突出」原則，要求所有的作品必須主要表現英雄人物，塑造的英雄人物必須高大完美，沒有思想性格方面的弱點和缺陷，在作品中居於絕對支配的地位。［12］與這種文學理念相呼應，浩然在後來發表的長篇小說《金光大道》中，更加自覺和嫻熟地運用「三突出」的創作原則和「典型化」的象徵方法來塑造完美無缺的英雄形象。顯然，《艷陽天》和《金光大道》雖然也塑造了理想化的英雄人物，但由於小說將英雄人物置於虛擬的尖銳激烈的階級鬥爭的漩渦之中，強化了人物身上的階級屬性，而導致了作品對人性和國民性探究的不足。
上世紀八十年代，寧夏作家張賢亮發表了一系列帶有自敘傳色彩的小說：《靈與肉》、《綠化樹》等。在這些小說中，作家在敘述自己的苦難生活經歷的同時，留戀不已地寫出了底層勞動人民的善良、堅強、重情重義和柔韌強健的生命力。比如，在《靈與肉》中，許靈均在政治運動中被錯誤地打成了「右派」，解除勞教後被留在農場放馬，成了一位牧馬人。一次，一位六十多歲的老放牧員問他：「啥叫右派？」他訥訥地說：「右派就是犯了錯誤的人。」「右派就是五七年那陣子說了點實話的人。」七隊那個叫「郭蹁子」的放牧員說，「那一年整的就是讀書人。」聽了此話，老放牧員沉思地說：「說實話叫啥『犯錯誤』，要都不說實話，天下就亂套了。」兩位放牧員的對話充分說明，底層人民有自己看人看事的一套不同於官方的評判標準，那就是誠實、正直、善良。因此，許靈均並沒有因為自己是「右派」而遭到放牧員們的孤立或歧視，相反地，他得到了他們慷慨真誠的同情、愛護和幫助。「郭蹁子」給他領來了要飯姑娘秀芝，想促成他們的婚事。秀芝腦子裡並沒有什麼「右派」之類的概念，她只有庄稼人樸實的理智：她看得出許靈均是個好人，老實人，這就夠了。知道許靈均要結婚的消息後，農場的放牧員們有的給他出一口鍋，有的給他幾斤糧，有的給他幾尺布，而且又由一個年輕的獸醫發起，每家送五毛錢，給他湊出一筆安家的基金，甚至支部會議上也出現了自文化大革命以來從未出現過的統一，一致通過了一項決議——按制度給了他三天婚假。寫到這裡，作家按捺不住地發出了議論：「人，畢竟是美好的，即使在那些黑暗的日月里！」正是底層勞動人民樸實無華的愛護給了許靈均力量，幫助他度過了逆境。對此，許靈均懷著深深的感激之情，因此，當他那位在國外當資本家的父親回國後找到他，表示可以幫他出國時，許靈均拒絕了。他已離不開那些和他朝夕相處多年的鄉親們，他明白自己這多年來，在人生的體驗中獲得的最寶貴的東西，正是勞動者的情感。
在《綠化樹》中，章永麟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來到一個村子當上了農工，成了一名自食其力的勞動者。在這裡他遇到了雄豪、剽悍而又痴情的車把式海喜喜，和調皮、開朗，多情而美麗的女人馬纓花。這兩位同樣粗獷不羈的底層勞動者，一個給了他俠義的友情，一位給了他熱烈的愛情。章永麟「搶」走了海喜喜暗戀的女人——馬纓花，但海喜喜在準備放棄馬纓花出外流浪的前夜，卻找來章永麟，真誠地勸他和馬纓花成家，並在乾草堆里藏了一麻袋一百多斤的黃豆，送給章永麟和馬纓花過日子。在馬纓花貧窮而又溫暖的家裡，章永麟長期處於飢餓狀態的肚子，終於體會到了吃飽的美妙感覺。章永麟從馬纓花那裡不僅得到了物質上的滿足，而且在精神上得到了溫存、同情和底層勞動者對於讀書人的敬意。然而馬纓花對章永麟所做的這一切，都是不求回報的，這是一種徹底「無我」的具有奉獻精神的愛情。於是章永麟覺悟到：「無私的友情，善良、同情、憐憫…。。人的美好的感情，本不是像我原來認識的那樣，被飢餓和艱辛的鞭子驅趕得一乾二淨了，而恰恰是在這種條件下，越顯現出它的光輝。命運啊命運，既然把我從象牙塔里拽出來，難道就對我沒有一點好處嗎？我所接受到的最深切的溫情，人生遭遇中最難得到的東西，不正是在這種時刻，這種條件下嗎？」章永麟的慨嘆，也恰恰是作家想要表達的自己對於人生的感悟。此外，作家對海喜喜的威武、剽悍，馬纓花的奔放、開朗、坦蕩、調皮，也都不無激賞之情。不言而喻，作家對底層勞動者的刻畫，既有寫實的成分，又蘊含著他對理想的鄉土靈魂的合理性想像。
值得一提的還有山東作家張煒，他對鄉土的態度有很大的轉變。在《秋天的思索》、《秋天的憤怒》等作品中，張煒對鄉土是持批判態度的，因為這裡充滿了以強凌弱和當權者對老百姓的剝削和壓迫，對鄉土的反叛與對醜陋國民性的厭惡取得了異質同構的共振關係。而以《九月寓言》為界碑，張煒在工業文明的喧囂面前，在都市人心的浮躁與墮落面前，把大地當成了人類的永恆歸宿，這緣於他血液中的田園情結和對鄉村平和、恬淡、友善的詩意人性的想像。
除了對鄉間生活和諧的美和健康人性的謳歌，老作家汪曾祺的《受戒》和《大淖記事》還傳達出對一種理想的生活態度的欣賞與追求。在《受戒》里，明海為了謀生，小小年紀出家當了和尚。周圍的人還是和他親密無間地在一起，並沒有誰歧視他，明海出家所在的庵里也沒有什麼清規戒律，和尚們可以娶妻、找情人、談戀愛，還可以殺豬、吃肉，唱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酸曲，在當地的風俗里，和尚甚至可以和婦女私奔。在《大淖記事》里，錫匠們很講義氣，他們扶持疾病，互通有無，分錢也很公道；女人們像男人一樣掙錢，和男人一樣的走相、坐相走起來一陣風，坐下來兩腿叉得很開。她們和男人一樣赤著腳穿著草鞋，和男人一樣嘴裡不忌生冷，用男人們罵人的話罵人。做姑娘的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