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卡夫卡的主要作品其實已經進入了大多數讀者的視野，吳亮、程德培曾經寫道：「幾乎所有描寫變形、乖謬、反常規、超日常經驗的小說都直接或間接地與卡夫卡有關。」(1)佯謬是卡夫卡小說藝術手段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卡夫卡常常把它變成美學概念，構成悲喜劇或黑色幽默的審美效果。由悖謬出發，卡夫卡作品的寓意性，或者說寓言性，荒誕感、神秘性等都是伴隨此特點而來的。海因茨-伯里策在《卡夫卡研究的問題和疑難》(1950)中指出：「卡夫卡風格的典型特徵是佯謬。他的語言是德國軼事(如約翰、彼德、黑貝爾或亨利希-封-克萊斯特等的作品——原注)那種平板和冷靜的語言，而他的作品的內涵卻是神秘的。他的風格毫無疑問是一種現實主義風格；然而通過這現實主義表達出來的，卻是一個秘密，或者說得更確切些，是一個猜不透的秘密。他的表達方式是從容不迫，幾乎是明朗的，其背後卻潛伏著深不可測的絕望。他描寫死亡和驚嚇、恐懼和戰慄，用的卻是一種顯而易見的嘲諷的語調。」(2)卡夫卡的佯謬風格有德語文學的深厚淵源，同時他的風格又是獨特的，具有自己的特色。卡夫卡對現代社會的認識是尖銳的，佯謬是他表達自己對世界的看法的一種手段。卡夫卡是悲觀的，佯謬其實也是一種對出路的彷徨和懷疑。
中國讀者讀到《變形記》時為他那冷靜、平和的語調所震驚，也為那不動聲色中的天翻地覆而迷醉。一個人某一天早晨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了一隻大甲蟲，這種不可思議的事竟然被作者用平平常常的語氣敘述出來，似乎每天都在發生這樣的事。［奧］奧斯卡-瓦爾策在《奇異之中寓邏輯》(1916)一文中卡夫卡和德語文學中的浪漫主義作家沙米索、霍夫曼等人比較，認為卡夫卡的奇異之處在於「卡夫卡的第一句話就使讀者置身於奇異之中」。(3)格里高爾變成甲蟲之後，「整篇小說似乎都不過是邏輯推論的感性化」，「從最初發現新的、異乎尋常的情況開始，從一種對日常生活中小小的憂愁比對新情況的可怕感受更為強烈的心情出發，到逐漸認識這種不幸和這種不幸對身邊的人、對家庭造成的可怕影響，以及身體內部的逐步動物化等等，直到十分可怕地意識到，對父母和妹妹來說，這完全是一種無法忍受的負擔，於是下定決心，用飢餓的辦法使自己和別的人從這一痛苦中解脫出來，直至死亡。」(4)把奇異與對現實生活細緻敏銳的觀察結合起來，卡夫卡和沙米索、霍夫曼一樣，「把奇異置於具有現實主義特徵的環境之中，把日常生活中微小的、甚至最小的憂愁用言語表現出來，他們用這種辦法，使令人奇異的東西變得比較可信。」(5)
殘雪在《什麼是「新實驗」文學》中承認：「我們的寫作是有師承的——這是努力學習西方經典文學結出的奇異果實，甚至是中國新文學的一次突圍，一次對西方的成功超越。」(6)不光是殘雪，眾多的先鋒派作家都在不同的場合承認自己對卡夫卡的熱愛和師承。每個人對卡夫卡的接受不一樣，但佯謬無疑是卡夫卡對中國作家影響最大的方面之一。
卡夫卡的佯謬手法在長篇小說《城堡》、《訴訟》和短篇小說《飢餓藝術家》、《鄉村醫生》等作品中表現得非常突出。《飢餓藝術家》的主人公以飢餓為唯一的表演手段，餓得時間越長意味著他的藝術水平越高。出於敬業精神，這位藝術家一心要把他的藝術發揮到極致，但他的藝術達到最高境界之日，也就是他的生命消逝之時。這種靈與肉的悖謬是現代人的夢魘。《在法的門前》是長篇小說《訴訟》中的一節，它的象徵意義可以說意味無窮。鄉下人終其一生想走進法的大門，但他卻始終走不進去。看門人不讓進，鄉下人就守候在門前，他甚至賄賂看門人，看門人禮物照收，但仍然不讓他進去。看門人收受賄賂的解釋理由也充滿了悖謬，為了不讓鄉下人誤解，是他耽誤了他的機遇，故而收取了賄賂。鄉下人終其一生沒能進去的法的大門在鄉下人死後竟消失了，看門人說，這個大門專為你而設。那個鄉下人畢生的努力都是為了進入法的大門，但終其一生也沒有進入這個專為他而設的大門。人的命運里有多少這樣的悖謬？《鄉村醫生》的遭遇就更體現了悖謬的主題了。鄉村醫生半夜接到急診鈴聲，趕緊出診。為了這次十里路之外的出診，他費盡了心機，當他來到病人家中時，卻被強迫跟病人躺在一起。當他倉皇逃出病人家時，他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只好在冰天雪地里遊盪。卡夫卡的長篇小說《訴訟》和《城堡》對悖謬主題表現得最為充分。銀行職員K不知為什麼被宣布為罪犯，他也影影綽綽地覺得自己是犯了罪。他在焦急的等待中上訴，上訴不果，他竟隱隱盼著被處決的那一天，當他的剋星來到時，他竟有某種莫名的解脫之感。《城堡》中的K，終生的奮鬥目標就是能夠進入城堡，最次能夠在城堡下面的村子居住，為此他使盡了渾身解數，但他始終被排擠在城堡之外。K耗費畢生精力也辦不了戶口，成不了城堡的合法居民，但到他彌留之際，城堡卻突然宣布准許他在村子裡住下。雖然卡夫卡在筆記中決定最終讓城堡當局同意K居住下來，但K的生命已經奄奄一息，他只是得到了同意居住的心靈安慰。馬克斯-布羅德曾認為卡夫卡是猶太民族的先知，我們在卡夫卡看似不經意的敘述中看到了猶太民族的整體命運。聯繫到卡夫卡死後十幾年間，歐洲社會的巨大變遷，你不能不敬佩文學家敏銳的直感和洞察力。兩千年的漂泊生涯讓猶太民族經受了太多的無根感和漂泊感，K終其一生所苦苦追求的正是一種歸屬。雖然我們可以把K的舉動作多種可能的解釋，但三四十年代猶太人遭遇的種族滅絕大災難正是猶太民族命運的現實，卡夫卡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經敏銳地發現了這個問題並形諸筆端。
余華曾坦陳，他的《十八歲出門遠行》就是讀了卡夫卡的《鄉村醫生》後寫成的。《十八歲出門遠行》中也充滿了佯謬感。父親讓「我」出門長見識，「我」路遇許多人，但他們都像煙一樣沒有給「我」留下印象。搭乘上一個個體運輸司機運蘋果的車後，「我」有了一些現實感，但很快就被搶蘋果的人弄糊塗了。因為搶司機蘋果的人裡面竟然還有司機本人，而「我」這個為他的蘋果而戰的人竟然被司機本人搶了。比較而言，這兩篇小說講的故事都是非常抽象化的，人物和故事都不真實，故事裡的「鄉村醫生」和「我」都是很虛化的人物。醫生在迷迷朦朦中被推上不知哪裡來的馬車，雖然馬從自家豬圈出來，可他知道自家豬圈好久沒人光顧，沒有養過豬，又哪來的馬，但他還是坐到這個不知來歷的馬車上了。醫生為小男孩看病時也是如此，沒病和有病似乎只在一念之間。他被病人家屬強迫時也似乎是在夢中。他在冰天雪地的漫遊就更像是一場夢遊了。《鄉村醫生》把現實的與非現實的，合理的與荒誕的結合起來描寫，造成一種神秘的氣氛，從而使人的自我存在的苦痛和一種原罪感貫穿於小說之中。《十八歲出門遠行》中的「我」也是一個虛化的形象，你感覺不到他的血肉，感覺不到他的思想，他像煙一樣不確切。「我」遠行卻沒有一點目的性，在做一場精神漫遊。這個漫遊由於路遇搶劫事件而現實起來，又由於司機自己搶自己的行為而虛化。司機的行為印證了這是一個悖謬而不可理解的世界。全篇中，「我」一直在尋找旅店，這樣的旅店也是抽象化了的，具有象徵意義的旅店。作為象徵，很容易讓我們想起卡夫卡的《城堡》。「我」被打得遍體鱗傷後，發現那個遍體鱗傷的汽車是要找的旅店。從語義的多重性上看，《鄉村醫生》和《十八歲出門遠行》都可以從多方面去闡釋，但佯謬感卻貫穿了兩部文本的始終。
格非的《褐色鳥群》中所謂語言迷宮也恰似一種悖謬，那個面目經常變換的姑娘，致使主人公「我」也經常分不清。「棋」，「穿橙紅(或棕紅色)衣服」的女人和姑娘，不管這些人變換怎樣的面目，對於小說中的主人公或者說敘述者來說，都表現出這個世界的不可理解。由於格非過於關注語言造成的迷惑性，致使《褐色鳥群》在悖謬與含糊之外，不能讓人明白作者到底要說什麼。在故設的許多悖謬與圈套之後，或者說在細節的明明白白後面卻存在著巨大的模糊。卡夫卡在佯謬之外，還讓你思索悖謬後面巨大的寓意，《褐色鳥群》中也充滿了佯謬，但悖謬之後還剩些什麼？似乎不好說。殘雪的小說《索債者》也充滿了佯謬，那隻被扔了無數次的貓咪，恰似一個擺脫不掉的人生重負，它總是在合適的時間和地點等著你。
當代先鋒派小說家在積極借鑒卡夫卡「新」的思維方式的同時，也不知不覺地受到眾多外國作家和評論家主張的影響，「紛紛攘攘的彼此呼應或對峙的主張、見解和研究成果，都在有力地影響這一代人的思維。它不但提供了新的思維材料，也提供了新的思維方法。多種文化的劇烈碰撞冒出了智慧的火花，把整整一代人歸併到世界性的精神運動中去。封閉的疆界不存在了，一種文化上相互依存相互參照的關係使人們不再有可能固步自封和閉關鎖國。若不聯繫到現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