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詩歌是中國文學中最早產生的文學體裁，而且，在歷代中國社會發生重大變革時，詩歌總是第一個做出敏感反映。今天看來，19世紀末的維新改良運動，其主要成績恐怕是在文學上，而不在政治上。夏曾佑、譚嗣同和梁啟超、黃遵憲等人掀起的「詩界革命」運動，具有文學和啟蒙的雙重意義。20世紀中國文學中，胡適的《蝴蝶》(17)等詩歌就是「五四」新文學的開山之作；1976年的「四五」天安門詩歌運動被學界大部分人看作是新時期文學的序幕和開端；而新時期最早引起學界廣泛關注的具有現代主義傾向的文學思潮，則是朦朧詩潮。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青年詩人登上詩壇，他們的風格炯然異於此前詩壇。他們中的主要代表有：食指、北島、舒婷、芒克、多多、顧城、江河、楊煉、林莽、梁小斌、王小妮，等等。這批青年詩人所引發的新的詩潮，在當時有其特定的時代語境和歷史的積澱。
朦朧詩潮的發生髮展首先與「文革」時期地下創作的詩歌群體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文革」時期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許多人接觸過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哲學，而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哲學對於人的非理性層面的深刻揭示及其對人存在的合理性的質問，以及生存的荒誕感的展露，與當時的知識青年的生存背景和人生探索不謀而合，他們中的許多人很快地接受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哲學的影響，開始了現代主義文學的地下創作。「文革」期間，圍繞一些知青點曾經出現了許多詩歌創作群體，在現代主義文學的地下創作群體中，以白洋淀詩歌群體的影響最為廣泛。這是1969年至1976年，由北京赴河北白洋淀一帶插隊的一批知青構成的詩歌創作群體，其主要成員有芒克(姜世偉)、多多(栗世征)、根子(岳重)、林莽、宋海泉等。白洋淀距北京較近，各種新思潮往往很快會傳播至此，70年代初北京青年地下閱讀的《麥田裡的守望者》、《在路上》等，也很快在白洋淀傳閱。這裡形成了非常適合現代主義文學生長的獨特人文環境，而白洋淀詩歌群體的許多成員也成為日後朦朧詩潮的主要人物。由於1949年以來的主流詩歌審美習慣的沿習，他們的詩作難以為當時詩界所普遍接受，作品也就很難正式發表。為了將詩作發表，他們一開始只能採取非正式的方式，所以，當時的許多城市都創辦了民間詩歌刊物。其中北京的《今天》於這次詩潮的發生有著重大意義。
1978年12月13日，民間刊物《今天》(18)的創刊意味著具有現代主義文學特徵的地下詩歌逐漸浮出水面，該刊的主編是朦朧詩潮的代表人物北島。北島在「文革」時期並沒有下鄉到白洋淀，但是他與白洋淀詩歌群體的成員來往密切，他主編的《今天》發表的大都是知識青年詩人的詩作，他們的詩作具有濃厚的反叛精神。北島、顧城、江河、楊煉、舒婷等詩人從這裡走向詩壇，圍繞著《今天》，他們形成了一個新時期以來第一個產生深遠影響的詩派，被人稱之為今天派。這批青年詩人的詩歌影響逐漸擴大，文學變革的潮流也顯現出一股必然之勢，成為朦朧詩的直接源頭。他們引起學界的關注是在他們的詩作公開發表之後。1979年始，他們的部分作品開始被一些公開刊物有限度地接受。1979年3月，《詩刊》發表了北島的《回答》，這標誌著朦朧詩潮已經從地下正式走上詩壇，隨後舒婷、顧城等人的詩作也開始公開發表。由於這批青年詩人大都在「文革」期間經歷了理想的幻滅，所以，他們不可避免地有些失落和迷惘。由此，他們便開始產生一種懷疑和反叛心理，但他們並沒有沉落，而是在迷惘中開始新的追求，甚至有自覺的承擔意識。他們的這種情緒要用直白、淺露的詩歌手段來表現，是很難的，而西方現代主義詩歌的表現方式與他們的內心情感形成了一種不期然的一定程度的契合。於是，他們採用了新的表現方式，比如隱喻、象徵、反諷、變形、通感、暗示、打破時空秩序等，這使他們的詩中呈現出朦朧隱約的詩風。同時他們揚棄了此前詩歌中作為個人的「自我」的缺失，而是凸現了「自我」的存在，他們把詩的寫作放在人的價值的確認基礎上。
這種帶有現代主義詩風的詩歌與長期以來詩壇的風格截然不同，引起了一些人的疑議。1980年8月《詩刊》發表了章明的《令人氣悶的朦朧》一文，該文從詩歌閱讀的朦朧難懂上，展開了對這一詩潮的論爭，這批青年詩人的創作因此獲得了「朦朧詩」之名。這一最初帶有貶義色彩的「朦朧詩」卻在論爭中作為一個正面概念得到廣泛認可。在章明的《令人氣悶的朦朧》一文發表後，圍繞著「朦朧詩」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論爭。在論爭中，有對於「朦朧詩」持否定批評態度的一方，其代表是丁力、程代熙、鄭伯農等人。他們以歷史傳統和現實政治的視角觀照詩歌，認為朦朧詩是晦澀詩、古怪詩。老詩人艾青、臧克家也對朦朧詩基本上持著一種否定態度。但是也有對其肯定讚賞的一方，這一方的主要代表是謝冕、孫紹振、徐敬亞等。1980年5月7日《光明日報》發表了批評家謝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文中對新詩潮的探索和創新給予了充分肯定，他提出對於這些古怪的詩應該先「聽聽、看看、想想，不要急於採取行動」，文章給新詩的探索賦予了某種合理性。此後，《詩刊》發表了孫紹振的《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19)，他支持謝冕的看法並將此上升到美學的高度來認識，認為朦朧詩潮的新的美學原則是「不屑於作時代精神的號筒，也不屑於表現自我情感世界以外的豐功偉績」。而徐敬亞的《崛起的詩群》(20)則對朦朧詩產生的社會歷史根源、詩人的詩學態度、文本實驗及風格特徵等做了既系統闡釋。當時圍繞著「三個崛起」參與論爭的文章很多，國內幾十家報刊都發表了相關文章，而論爭的關鍵最後走向如何看待現代主義文學的問題，否定現代主義文學的人常常把現代主義與現實主義對立起來，並且把其引向政治學、社會學的方向，所以，論爭在最後往往走向非文學的角度。雖然這場論爭在青年詩人徐敬亞的「自我批評」後貌似平息，沒有再因此發生論爭，但是朦朧詩潮卻獲得了學界認可，並被寫進文學史。(21)
新時期第一個具有現代主義傾向的朦朧詩潮，經過「文革」期間的準備。70年代末80年代初從地下浮出水面，並在論爭中生長、繁榮。1983年之後朦朧詩潮逐漸走向衰落。1986年朦朧詩潮代表人物梁小斌《詩人的崩潰》一文，宣告了朦朧詩潮的沉落。(22)
幾乎在朦朧詩潮同時，小說和戲劇創作也出現帶有現代主義傾向的作品，中國當代小說中的現代主義是從意識流小說開始的，有人說意識流文學是「首批從西方駛入中國文學內湖的紅帆船」。(23)意識流(stream of sciousness)本是心理學術語，其名為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James William)1884年在《論內省心理學所忽視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提出，威廉·詹姆斯認為「意識並不是一節一節地拼起來的。用『河』或者『流』這樣的比喻來描述它才說得上是恰如其分。此後再談到它的時候，我們就稱它為思維流、意識流或主觀生活之流吧。」。(24)至二十世紀初，法國哲學家柏格森的直覺主義哲學、奧地利心理學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又成為意識流小說的哲學基礎。二十世紀西方產生了影響深遠的意識流小說作家作品：法國馬塞爾·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愛爾蘭詹姆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等。意識流主要關注人類非理性層面，它強調潛意識、下意識、直覺、幻覺，認為非理性層面的人性才是最真實的，所以，真正的意識流就不僅僅指一種創作方法，而是一種文學觀念。西方意識流小說表達的是人的無意識等深層面的東西，它的主要特點有以下三個：其一是關注內在的意識活動，且以無意識為主，所以，它的時間主要是心理流程的時間，而不是傳統的物理時間；其二是小說具有很強的隱喻性和社會人生啟迪性；其三是它沒有統一的故事情節。新時期文學在最初對於意識流的借鑒主要是在方法技巧上，所以它引起的反響沒有朦朧詩潮那樣熱烈，對現代主義的傳播作用也沒有朦朧詩潮那樣大。
1979年起，王蒙發表了《夜的眼》、《布禮》、《風箏飄帶》、《蝴蝶》、《春之聲》、《海的夢》等小說，小說因其明顯的意識流特點引起文學界的關注和討論，並被評論界稱為「集束手榴彈」。王蒙的這幾篇小說借鑒了意識流小說的技巧，《蝴蝶》中的張思遠重訪自己勞動過的山村，在去山村的路上他回首自己的人生經歷。他在汽車上、在家中的沙發上進行了兩次自由聯想，在聯想之中完成了他幾十年的人生沉浮的回憶，所有的回憶不受時空限制，非常自由。作者還在小說中以「莊周夢蝶」的典故點出了人生如夢的主題，整部作品都表現出了較強的西方意識流小說的特點。王蒙發表於這一時期的小說的共同特點就是不論如何布局，小說的中心都是主人公在某個特定時刻的心理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