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文革」結束，中國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期。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逐漸融入到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潮中，綜合實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國際地位越發重要。新時期文學客觀真實地記錄了這一新的歷史時期人的精神世界的發展與變遷。
1977年10月，《人民文學》發表了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主任》，這篇在今天的讀者看來藝術上並不精緻的小說，在當時卻引起了轟動效應。小說的外在結構帶有典型的「文革模式」——二元對立的結構模式，正確路線或英雄人物必勝的預設結局等，無不帶有「文革」深深的時代烙印，然而，小說的主題卻由文革的「革命」主題轉換或置換為「啟蒙」的主題，並不自覺地接續了五四時期的啟蒙運動。小說以三個學生對西方小說《牛虻》的不同態度隱喻了他們對知識的信仰，《牛虻》在前蘇聯和中國大陸文革前都受到極高的評價，深受青少年喜愛，而在文革後期，三個學生的解讀卻發生了巨大的反差，作者將《牛蛇》作為劃分知識等級的標準具有非常深刻的象徵意義，宋寶琦因為無知在書上亂抹亂劃，一貫自認是最革命最正確的學生謝慧敏認為《牛虻》是黃書，讓張老師更加痛心。他覺得宋寶琦的愚昧無知並不可怕，令他擔憂恐懼的是謝慧敏的反知識性的革命信仰，他們都是受「四人幫」毒害的學生，是中華民族的未來，張老師在結尾發出了「救救孩子」的呼聲，這與魯迅在《狂人日記》中「救救孩子」的呼喊遙相呼應，但由於歷史文化情境的不同，影響也有較大的不同。小說的情感基調是明朗的，因為張老師還有石紅那樣的學生幹部和大多數學生的支持，張老師肩負的使命和啟蒙的艱巨性與魯迅所處的時代是無法相提並論的，以至於在小說中張老師的吶喊顯得有點矯情和誇張，不了解文革歷史的讀者也許很難理解張老師那份深深的憂慮。當然換一個角度的話，我們能否將張老師的吶喊當成「文革」當事人對「文革」記憶的延展，它能激發讀者對「文革」不忍回顧的那段歷史的曲折的想像。或許作者當初設計這樣一個敘事結構只是因為一種文化心理定勢，但可否認為在某些「文革」親歷者的潛意識中「文革」的政治歷史文化情境與20世紀20年代前後有著某種暗合或類似？關於這一點，作者從未做過任何解釋。《班主任》以「文革」的敘事模式試探性講述了一個「反文革」的故事，它悄悄地掀開了傷痕文學蓋頭的一角，張法認為《班主任》自身沒有成為傷痕文學，原因是謝慧敏只是一個心靈扭曲者，而王曉華才是靈與肉的全面受難者，這裡有這樣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王曉華在經歷了「文革」之後，她本人具有一定的自省能力，她在「文革」中所受到的傷害有著主體意識的自覺，而謝慧敏則不同，「文革」革命信仰對她來說就是一切價值準則，拯救一個沒有自我反思能力和意願的謝慧敏，任務何等艱巨啊！啟蒙一個愚昧無知的宋寶琦並不難，難的是改造一個具有堅定革命信念的謝慧敏，其難度恐怕不亞於啟蒙魯迅筆下的「華老栓」。從這個層面分析的話，《班主任》的歷史意義和它對文革災難的深刻揭露要更深刻。劉心武在此文中率先指出了學生的教育問題，較早地關注到未來人類的成長與發展問題，而且將重心放在學生心智健全與人格完善上，這一主題上的深化奠定了小說的文學史地位。《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卷也把劉心武的《班主任》當作「傷痕文學」的宣言，稱他「向來是正脫穎而出的一代青年作家雄辯的代言人」，(1)認為他是「第一個批判性地觸及『文化大革命』的不良後果的作家」，小說「涉及了『文化大革命』給作為其受害者的青年人正常生活帶來的不良影響和綜合後果。」(2)傷痕文學的發生是一種民間的、自發的行為，是文革當事人對自己曾經歷的文革傷痛的揭示，是朦朧的自我意識的覺醒與發現，傷痕文學作家用個體的自傳性記憶改造、充實、豐富了歷史記憶，但傷痕文學的發展繁榮卻與當時的政治形勢和某些國家領導人的支持關係密切。
「傷痕文學」並不是作家們自己的命名，而是評論者對作品的形象概括，對於傷痕文學的爭論始終存在。1979年6月號的《河北文藝》上發表了李劍的《歌德與「缺德」》，對傷痕文學做了不合適宜的批判，而且沿用了文革期間的「大批判形式」，頗有文革餘韻，文章把寫「傷痕」、揭露社會主義時期生活陰暗面斥責為「缺德」，認為社會主義文學只能歌德，如果不「歌德」就是「缺德」，就是「懷著階級偏見對社會主義制度惡毒攻擊」。文章引起文藝界的爭論，有贊成李劍觀點的，也有反駁的，反駁的文章也不乏大字報風格的甚至有帶政治帽子的。這一事件的最後平息有賴於時任中宣部部長的胡耀邦同志經過深入調查研究之後所做的批示，胡耀邦一直努力倡導「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評論。1980年，李劍又一次成為爭論的焦點，他發表於《湛江文藝》1980年第6期的小說《醉入花叢》，用女紅衛兵葉麗的悲慘人生和茫然無助來表達自己對於文革的反思。小說發表後，上海、北京文藝界對之大加撻伐，1981年第19期的《中國青年》發表署名「華銘」的評論文章《評〈醉入花叢〉》，以說理的方式對李劍的小說進行了理性的批評。當年10月13日，胡耀邦對該評論作出批示，倡導「恰如其分的、有充分說服力的文藝批評風氣」，即要在文藝界倡導民主的文學批評，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揪辮子。胡耀邦的這兩次批示對新時期重建民主的文藝批評至關重要，民主的、說理的學術氛圍的形成與胡耀邦同志的倡導關係密切。文革後的一段時間，政治權力和文學精神互為聲援的局面對新時期文學的復甦和繁榮是有益的，但是這種局面是短暫的，五四新文學的傳統恢複後，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和現實批判精神逐漸在創作中回歸，文學越來越多地參與到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去，隨後被稱為「改革文學」的文學現象就是作家們對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的熱情謳歌和干預現實的批判精神的表現。而反思文學卻是在主流意識形態的暗示或默許下形成為思潮的，尋根更是先有理論倡導，而後有創作實績的。
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的部分作品直接反映十年動亂中的苦難、抗爭和各種人物的悲劇命運，主人公幾乎都是無辜的受害者，而施害者自然是極「左」的政治路線和勢力，或者是那些混進革命隊伍里的壞人，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路線被當作清算對象，這種聲討與控訴帶有濃厚的個人色彩和感傷情調，有時甚至充滿憤怒。在當代文學史上，第一次出現那麼多文藝作品表現個人在社會上所受到的摧殘和迫害，以至於有人說傷痕文學的出現結束了建國以來文學「非人」的歷史，(這裡的人指的是個體的人)喚醒了人們對災難的記憶，以及人與生俱來的同情心。傷痕文學藝術上的粗糙、直露，思想批判上的感性層面，及其對受難者受難原因闡釋的簡單化等，都限制了它的文學成就，致使許多作品寫到了人而未觸及到人性的縱深處，當然，對一些作品的解讀和闡釋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當時清算「四人幫」的主流政治和時代精神的影響，有些作品潛藏在悲情故事下的思想文化價值還沒有得到充分闡釋和解讀，比如鄭義的《楓》就觸及到了當代紅色教育的負面作用，及其對青年身心的傷害，激進政治如何扼殺青年純潔美好的愛情，剿殺他們單純質樸的人性，以暴力的方式剝奪了他們生存和思考的權利，走向了人類文明和進步的反面。《傷痕》中的王曉華在母親和毛主席革命路線之間作出了堅定的選擇，一方面是由於盲目輕信，或者說極左思潮的毒害，一方面是由於她人性中趨利避害(自私、功利)的意識在起作用。今天看來，小說所揭示的王曉華人性被嚴重扭曲變形的心靈故事比小說外在的政治歷史批判結構模式更有意義。
文革把黨、國家、社會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個人和親情必須無條件服從黨的利益，為黨和國家的利益是大公大義，這種大公發展到極致就會成為一種絕對的自私，個體正常的生命狀態被忽略，人與人之間的親情是人類最基本的人性範疇，甚至帶有某些本能和動物性的特徵，人親近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人或自己身邊的人是一種不自覺的行為，而在《傷痕》中，王曉華與母親劃清界限是由於黨組織找她談了話，而她與母親斷絕關係不僅沒有經歷什麼痛苦的思想鬥爭，而且對母親深惡痛絕，毅然決然地上山下鄉，母親的親情與偶像崇拜和政治信仰對弈時竟顯得那樣不堪一擊。王曉華親情的回覆也不是人性光芒返照，而是母親政治上的解放——平反，因為母親的平反，王曉華獲得了政治上的解放，獲得了從前不敢愛的戀人，也獲得了母親。饒有意味的是親情的失去與回歸都是政治這隻無形的大手在操縱，而個人是那樣無力，甚至個人並沒有任何的主觀意願，更談不上現實努力。而在聲討「四人幫」給人們造成的肉體和心靈的創傷時，我們的作家幾乎不約而同地將批判的鋒芒指向「文革」和「四人幫」，而較少有人去思索是什麼樣的政治社會文化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