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80年代初期，我的年接案數量已經達到150件，而外出巡迴教學的天數仍舊未減。我開始感覺自己就像那部家喻戶曉的滑稽劇《我愛露西》中的主角露西爾·鮑爾。她是一家糖果工廠的工人，努力想儘快接過傳送帶上的水果，結果傳送來的糖果越來越多，她也越發手忙腳亂地工作，生怕趕不上傳送帶的傳送速度。實際上，期望通過趕進度來獲得片刻的喘息是不可能的。
隨著我們的工作及其成果漸漸為人所知，請求援助的電報從全國各地乃至許多國家像雪花一般飛來。我就像急救室里的傷病員鑒別分類師那樣，必須排列出案件的輕重緩急。強姦謀殺案因顯然有進一步危害生命的危險，成為我關注的焦點。
對於那些舊案或者那些作案者似乎不再活躍的案件，我會詢問警方為什麼要請我們介入。有時那是因為受害者家人向警方施加了壓力。這是肯定可以理解的，我總是對他們滿懷同情，不過我實在無法把寶貴的精力放在分析一起當地警察都會束之高閣、不採取任何行動的案件上。
對於兇手正在作案的案件，注意它們是從哪裡送來是很有趣的。在側寫計畫進行的初期，來自最大的警察部門——比如紐約市警察局或洛杉磯警察局——的案子總是讓我頓生疑竇：他們到底為什麼要找到在匡蒂科的我們科？有的時候，那是因為他們與聯邦調查局在司法管轄問題上產生過摩擦，例如由誰取走監視錄像帶，由誰主持審訊，由誰對系列搶劫銀行案提起公訴。不然的話，也有可能是該案涉及棘手的政治問題，而當地警方想找別人來當擋箭牌。在面對請求援助的信號如何做出反應的問題上，我要考慮上述因素，因為我很清楚，這些因素都將關係到某一特定案件是否能被查個水落石出。
起初，我們提供的是書面分析報告。然而，隨著案件數量呈幾何級速度上升時，我不再有時間這樣做了。我會在研究案情的過程中做些筆記。然後我在對當地辦案人員進行口頭分析時——或者當面或者在電話上——還會再看一遍筆記，再回憶一下案情經過。通常，辦案的警察會把我的分析錄成翔實的筆記。我要是偶爾與哪個警察同在一室討論案情，看到他只是一個勁兒地聆聽而不做任何筆記，就會很快喪失耐心，並告誡他，這可是他的案子而不是我的案子，要想得到我的幫助，他最好進人工作狀態，像我一樣勤奮努力。
由於接待來人次數很多，如同醫生一般，我知道每一次「辦公室談話」應佔多長時間。等到複審完案情，我便知道能不能幫上忙了，因此我一上來就將注意重點放在案發現場分析和受害者研究上。在如此眾多的潛在受害者中為什麼偏偏選中了這一受害者？她是如何被害的？從這兩個問題出發，你就可以著手解答最終的問題：誰是兇手？
像福爾摩斯一樣，我很快就認識到，罪行越是普通和常規，可資利用的行為證據就越少。對於街頭攔劫案我幫不上多大忙。它們太普遍了，其行為太平凡了，故而嫌疑人數量非常巨大。同理，在推測案情方面，一處刀傷比多處刀傷提供的信息要少得多。一起戶外案件要比一起室內案件更具挑戰性。單一高風險受害者，例如妓女，不如系列高風險受害者提供給我們的信息要多。
我要過目的第一份東西就是驗屍官報告，以便了解傷口的性質和類型，死亡原因，是否受到性侵犯，如果受到了性侵犯，屬於什麼類型。全國各地的警察管轄區數以千計，驗屍官的報告也千差萬別。有些人是真正的法醫病理學家，其工作具有一流水準。例如，詹姆斯·盧克博士擔任華盛頓市驗屍官期間，我們總能夠指望獲得完整、詳盡、準確的驗屍報告。他從那一崗位退休以後，一直是備受我們科敬重的諮詢專家。另一方面，我碰到過不少回，南方小城鎮的驗屍官是由當地殯儀館館長兼任的。他對於驗屍的概念就是出現在現場，踢一踢屍體，然後說：「沒錯，這傢伙肯定死掉了。」
閱讀完驗屍調查結果之後，我就會研讀警方的初步報告。當第一位警官趕到時，他看到了什麼？從那一刻起，現場就可能會有所變動，或者由他或者由調查小組中的某個人造成。我認為十分重要的一點是，要使案發現場儘可能保持兇手離開時的原狀。如果那已不是原狀，我就想知道緣由。例如，如果被害人臉上蓋有一個枕頭，那是誰放的？警官初到時，枕頭就在那裡嗎？是不是發現屍體的某位親人為了死者的尊嚴放在上面的？抑或另有什麼解釋？最後，我會查看犯罪現場照片，印證我腦海里構畫的圖像。
照片的質量並非總是上乘的，尤其在大多數警察局還在拍攝黑白照片的年月。因此，我還會要求繪製一份犯罪現場的簡圖，標出方位和腳印。如果警探們有什麼特別需要我過目的地方，我會要求他們寫在照片的背面，這樣我在初次查看照片時，就不至於被別人的觀察結果所左右。出於同樣原因，如果他們的名單中有一特定嫌疑人高居榜首，我也不想知道。我會要求他們封入信封寄給我，以保證自己的分析能夠客觀。
同樣重要的是，要設法查明是否有任何物品從被害人身上或者從現場被取走。一般而言，現金、貴重物品或名貴珠寶被拿走是容易被發現的，其中任何一項都會有助於了解作案者的動機。其他的物品就不總是那麼容易被追查。
當警察或警探告訴我沒有任何物品被取走時，我會追問：「你是怎麼知道的？你是不是要告訴我如果我從你太太或者女朋友的抽屜里拿走一個胸罩或者一條內褲你也能發現？如果真是這樣，你就是一個病態的小夥子。」像條狀髮夾或一束頭髮這類小東西的丟失是很難被發覺的。在我的心目中，看上去沒有什麼東西不見了這一判斷從來就不是一項確定的調查結果。當我們最終抓獲作案者並搜查他的住處時，常常會發現意想不到的紀念品。
我很早就明白，無論在局裡還是局外，不理解我們的工作的大有人在。1981年時，我和鮑勃·雷斯勒在紐約開設了為期兩周的探討殺人犯的課程。這一期間，我對這一點有了深切的體會。大約有一百名警探參加了培訓，他們主要來自紐約市警察局，也有的來自紐約大都會區的司法管轄機構。
一天上午，在上側寫課之前，我站在教室前面安裝那台我們當年使用的四分之三英寸索尼盒式磁帶錄像機。那位顯然工作過度、筋疲力盡的警探兩眼充滿了血絲，晃到了我的身邊，問：「這是用來放側寫材料吧？」
「是啊，正是這樣，」我一邊回答，一邊轉向那台四四方方的錄像機，「事實上，這就是一台側寫機。」
他狐疑地望著我，就像是一個老成的警探在審視嫌疑人一樣，不過他耐著性子看我工作。
「把你的手遞給我，」我說，「我會向你展示它是如何工作的。」
他試探性地把手伸給我。這種盒式磁帶錄像機的磁帶槽口相當大。我把他的手按到槽口之中，轉動了幾個調節器。在這期間，雷斯勒正在教室的別處，忙於準備他的教材。他聽見了我們的對話，正準備走過來解圍，以為這下子我可要挨揍了。
不過那傢伙只說了句：「那麼我的側寫如何呢？」
我說：「你為什麼不等到上課呢？你會明白它是如何工作的。」
當我在課上解釋側寫程序並將錄像機用於真正用途(放映案例的錄像)時，那傢伙肯定弄明白了剛才是怎麼回事了。所幸的是他下課後並沒有找我算賬。這雖是個玩笑，我卻始終希望那麼輕而易舉就能拿出一份可用的側寫報告。你不僅無法把手(或者身體其他任何部位)伸進一台機器，隨即就能拿出一份側寫報告，而且多年以來，計算機專家一直在與執法界官員密切合作編製程序，以期複製我們所運用的推理程序。迄今為止，他們尚未取得多大進展。
事實上，側寫以及犯罪現場報告的完成遠遠不是簡單地輸入一些數據、讓計算機嘎吱嘎吱運轉一番就完事的。要想成為優秀的側寫師，你必須能夠理清形形色色的證據和數據。你同時還必須設身處地地從作案者和受害者的角度進行思考。
你必須在大腦里重塑犯罪現場。你有必要儘可能充分地了解受害者，設想出她可能會做出的反應。你必須把自己置於被攻擊者持槍、持刀、拿著石塊、揮舞拳頭脅迫的處境之中。你必須能夠感受到她在攻擊者逼進時的恐懼。你必須能夠感受到她在被強暴、毆打刀刺時的痛苦。你必須理解，發自恐懼和痛苦的尖叫是怎麼回事，同時又意識到那是無濟於事的，不會讓他就此罷手。你必須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當你迫不得已要承受的千斤重擔，當受害者是兒童或老人時，情況更是如此。
在《沉默的羔羊》一片的導演和演員班子來到匡蒂科籌備影片拍攝時，我把在影片中飾演特工傑克·克勞福德——有人說是以我為原型的——的斯科特·格倫請進了我的辦公室。格倫是個相當開通的傢伙，篤信人是可以被改造和贖救的，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我給他看了一些我們每天都要面對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犯罪現場照片。我讓他聽了殺人犯在折磨受害者時親手錄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