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根據邏輯推理會提出這樣的疑問：重罪犯為什麼願意同聯邦調查局的執法特工合作呢？我們在項目啟動初期也曾對此有過疑惑。然而，我們幾年來接觸過的絕大多數重罪犯的確同意與我們交談，他們這樣做是出於幾種原因。
有的人對其罪行真的感到大惑不解，覺得在心理研究項目上提供合作是一種進行部分賠罪的方式，同時據此也更加了解了自我。我認為埃德·肯珀就屬於這一類型。如我指出過的，有的人則是警察迷和執法迷，一味地喜歡接近警察和聯邦調查局特工。有些人認為與「主管當局」合作或許會帶來一些好處，不過我們不曾做過任何許諾，以此作為交換條件。另外一些人感覺受到了冷落，一心想要得到他人的關注和擺脫那種百無聊賴的生活，我們的探訪正中他們的下懷。再有的人索性就是歡迎能有這個機會，好讓他們以敘述生動的細節重溫謀殺幻想。
不管這些人有多少話要講述，我們都願意傾聽，不過我們主要感興趣的是幾個基本問題。我們在1980年9月的一期《聯邦調查局執法公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對此做了概述，解釋了這項研究的宗旨。
1．什麼導致了一個人成為性罪犯？有何預警信號？
2．什麼因素有助於激發或抑制他去犯罪？
3．預謀案中的受害者對各種類型的性罪犯應當採取什麼反應或應急策略才可避免受害？
4．性罪犯的危險性、預後、處理以及治療模式具有什麼含義？
我們認識到，要想使這個項目有價值，我們就必須做好充分準備，能夠當場過濾每一罪犯告訴我們的情況。因為如果你很理智聰明，如同這些傢伙中的許多人一樣，你就會找出他的某個弱點並加以利用。就其本性而言，大多數系列兇犯都是出色的操縱者。如果情緒不穩定對他會有所幫助，他就能假裝情緒不穩定。如果悔罪自責對他會有所幫助，他就能表現出一副悔罪自責的樣子。但是，不管他們認為什麼是最佳行動方案，我發現，那些願意同我們交談的人都是相似的。他們沒有其他事情可以思考，所以花了大量時間思考自我和所犯的罪行，能夠把那些細枝末節告訴我。我的任務就是，事先掌握有關他們及他們罪行的足夠資料，以便確定他們是否在講真話，因為他們同樣有足夠的時間另編一套說法，從而使得他們比卷宗所揭示的要值得同情和無辜。
在早期的多次訪談中，傾聽完罪犯的故事以後，我總要轉向鮑勃·雷斯勒或者身邊的任何人，問道：「他會不會是因草率定罪而入獄的？他對任何問題都拿得出合乎情理的答案。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真的抓對了人。」所以，我們回到匡蒂科之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複核有關記錄，聯絡當地警方索取有關案情卷宗，確保沒有發生可怕的錯判。
從小在芝加哥長大的鮑勃·雷斯勒對六歲的蘇珊娜·德格南被殺一案感到震驚，同時也頗有興趣。小女孩是在家中被人劫走後慘遭殺害的。她的屍體被跺成碎塊丟進埃文斯頓的下水道，後來被人發現。一個名叫威廉·海倫斯的年輕人最後被捕歸案並供認不諱，同時還承認曾經潛入一幢公寓樓行竊，由於局面失控殺害了兩名婦女。在殺害弗朗西斯·布朗時，他用她的唇膏在牆上塗寫道：
看在老天爺的分上
在我殺害更多的人之前
逮住我吧
我控制不住自己
海倫斯將謀殺歸咎於喬治·墨曼(沒準「墨曼」是「殺手」的縮寫 )，他聲稱此人就生活在他的內心深處。鮑勃一直認為，海倫斯一案也許是促使他決意獻身執法事業的最初動因之一。
罪犯個性研究項目獲得資助並啟動之後，我和鮑勃前往伊利諾伊州喬利埃特的斯泰茨維爾監獄對海倫斯進行了訪談。自1946年被定罪以來，他一直在監獄服刑，一直是模範犯人，成為該州第一個在鐵窗中完成大學學業的人。他在繼續攻讀研究生課程。
我們訪談他時，海倫斯否認與那些罪行有任何牽連，認為自己是被誤判入獄的。不管我們問他什麼問題，他都只有一個回答，堅持說他有不在現場的證據，甚至都不在謀殺現場的附近。他的話很有說服力，我擔心這可能又是一起重大冤案，因此一回到匡蒂科，我就查閱了所有案情檔案。除了案犯供詞和其他令人信服的鐵證以外，我發現從海倫斯一案的現場還採集到了他的隱約指紋。然而，海倫斯已經獨居囚室那麼長時問，不斷在進行思考，在尋找所有問題的答案，假如他們在這一階段用測謊器對他進行測試，他很可能會順順噹噹地通過測試。
理查德·斯佩克因1966年在南芝加哥的一處城區住宅樓謀殺了八名護士學校學生而被重複判處了無期徒刑，正在服刑。他明確表示不願意把自己與我們研究的其他殺人犯混為一談。「我可不想與他們列在一個名單上，」他告訴我，「那些傢伙都是瘋子。我可不是什麼系列殺人犯。」他並不否認自己的罪行。他只是想讓我們知道，他與他們不是一回事。
在一個關鍵層面上，斯佩克說的並沒有錯。他不屬於系列殺人犯，系列殺人犯頻頻作案，某些情緒往往周期性發作，或者在幾次作案之問伴有冷卻期。我把他歸屬於規模殺人犯，這種人在同一行動中會殺害兩人以上。就斯佩克的案子來說，他潛入住宅樓的動機是偷竊，是想法子搞些錢帶出城去。當23歲的科拉松·阿穆勞前來開門時，他亮出手槍和匕首，強行闖入房間，聲稱他只是要把她和五名室友綁起來圖謀錢財而已。他把她們統統趕進了一間卧室。在後來的一個小時里，另有三名室友在約會或者在圖書館學習結束後陸續返回。一俟她們處於他的控制之下，斯佩克顯然改變了主意，開始了瘋狂的強暴、勒死、刺戳和砍殺。只有阿穆勞一人驚恐地蜷縮在牆角，才大難不死。斯佩克把她數漏了。
他離去之後，她走上陽台向外大聲呼救。她告訴警方，兇手左前臂刺有「生來就要大鬧一場」的字樣。一個星期後，斯佩克因笨手笨腳自殺未遂，來到當地一家醫院求診時，手臂上的刺字被人認了出來。
由於斯佩克作案手段令人髮指，醫療界和心理學界對他做了各種各樣的推測。起初有人聲稱，斯佩克的遺傳基因失衡，多了一個陽性(Y)染色體，因此更可能做出攻擊性和反社會的舉動。此類時髦的分析呈規律性地曇花一現。一百多年以前，一位行為主義者運用過顱相學，即通過對頭顱形狀的研究，來預測人的性格和智力水平。人們最近認為，腦電掃描器讀數所顯示的一種不斷重複出現的14Hz和16Hz陽性棘波圖，就是個性嚴重混亂的證據。法庭至今還在為xYY染色體一說爭執不休，但是不容爭辯的事實是，許許多多的男人都具有這種基因構成，卻並沒有顯露出任何異常的攻擊性或者反社會行為的跡象。理查德·斯佩克接受了一次徹底檢查，結果發現他的基因構成完全正常，根本沒有多餘的Y染色體。
斯佩克並不想與我們交談，後來因心臟病發作死於獄中。訪談他前我們與典獄長聯繫了一下，我們並不經常這麼做。他同意讓我們進去，但並不認為讓斯佩克事先知道我們要來訪談是個好主意。我們抵達後，表示贊同他的看法。他在從一個圍欄中聲嘶力竭地叫罵著。他被關進了圍欄，好讓我們看一眼他的囚室，而其他囚犯也發瘋般地叫喊著，以示對他的同情。典獄長想讓我們看一下斯佩克收藏的色情刊物，可斯佩克憤怒地抗議這一侵犯他隱私的行為。犯人們都討厭任何類似的徹底搜查。他們的囚室是僅存的、具有類似隱私權的地方。我們在喬利埃特的監獄走過三層樓的牢房時，只見有的窗戶被打破，鳥兒在天花板附近飛撲，典獄長警告我們不要靠邊走，以防囚犯們將屎尿撒到我們身上。
我意識到這樣一來我們不會取得任何進展，便低聲對典獄長說，我們索性沿著走廊一直走下去，不要在斯佩克的囚室前停留。按照目前通行的案犯訪談準則，也許未經事先通知，我們都不得突然出現在他的面前。事實上，整個罪犯個性研究放到今天來進行要難上加難。
與肯珀或海倫斯不同的是，斯佩克根本不是模範犯人。他曾經製作了一個簡陋的微型蒸餾器，把它藏在監獄分區看守的木製辦公桌的一隻假抽屜背面。它幾乎生產不出什麼酒精，只是散發出一股酒味，足以讓看守因找不出酒味來源而氣急敗壞。還有一次，他發現有一隻受傷的麻雀從被打破的窗戶外飛了進來，於是悉心照料它，使它恢複了健康。當麻雀可以站立起來時，他在腳爪處繫上了一根細繩，讓它立在他的肩上。有位看守對他說，牢房裡是不準養寵物的。
「我不能養它嗎？」斯佩克問，隨後走向一個開著的電風扇，把小鳥塞了進去。
看守一時給嚇壞了，說：「我還以為你喜歡那隻小鳥呢。」
「我確實喜歡它，」斯佩克答道，「但是如果我不能擁有它，誰也不要想得到它。」
我和鮑勃·雷斯勒在喬利埃特監獄的一間探視室里見到了他，陪同他的是監獄督導員，類似於高中的輔導員。斯佩克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