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五年前結束新特工訓練之後，我就沒有回過匡蒂科。這地方變化可不少。舉例來說，到了1975年春天，聯邦調查局學院已經成為一個設施齊備、功能俱全的場所，它是從美國海軍陸戰隊基地辟出一大塊地建造而成的，坐落在丘壑起伏、景色優美的弗吉尼亞州林地之中，距華盛頓南部大約一小時車程。
然而有些方面並沒有什麼變化。戰術組仍舊是集名望和地位於一身，其中的輕兵器小組更是炙手可熱。該小組的頭頭叫喬治·蔡斯，1968年馬丁·路德·金博士遇刺後，奉命前往英國將詹姆斯·厄爾·雷押回國內接受美國法律審判的就是這位特工。蔡斯長得虎背熊腰，力大無窮，徒手掙斷手銬對他來說是雕蟲小技。有一次，靶場的某個傢伙拿來一副手銬，事先把鏈子焊了起來，然後交給蔡斯讓他露一手。蔡斯扭動時用力過猛，結果造成手腕脫臼，不得不敷了好幾個星期的石膏。
人質談判由行為科學科進行授課，它由一組七至九名特工教官組成。心理學以及「軟科學」從來就沒得到過胡佛及其助手的高度重視，因此直到他逝世以前，心理學研究具有某種「密室」研究的性質。
事實上，當時局裡大多數人以及執法界總體上都把應用於犯罪學研究的心理學和行為科學視為不值一提的胡說八道。儘管很明顯我從沒有這種看法，我卻不得不承認，當時在這一領域所掌握和傳授的許多知識與理解罪犯和逮捕罪犯並沒有什麼真正聯繫，而這一局面在此後幾年中將通過我們加以改變。我在接管行為科學科的運作後，把該科的名稱變更為調查支援科。每當人們問起我為什麼要更名時，我會相當坦率地告訴他們，我就是想劃清「胡說八道」與我們所從事的工作之間的界限。
在我接受人質談判培訓時，行為科學科由傑克·帕夫擔任科長，它受著兩個很有個性、很有真知灼見的人物的控制和影響，他們是霍華德·特頓和帕特里克·馬拉尼。特頓大約身高6英尺4，金屬絲架的眼鏡後面有一對目光銳利的眼睛。儘管從前在海軍陸戰隊里干過，他卻屬於深思熟慮的類型：總是一副威風凜凜的神態，堪稱典型的學識淵博的教授。他曾在舊金山附近加州聖萊安德羅警察局供職，後來於1962年加人聯邦調查局。1969年時，他開始講授一門裡程碑性質的課程，起初定名為「應用犯罪學」，最後(據我猜測那是在胡佛去世後)又更名為「應用犯罪心理學」。到了1972年，特頓前往紐約請教了詹姆斯·布魯塞爾博士，這位曾經偵破過瘋狂爆炸案的精神病專家同意親自向特頓傳授他的側寫技巧。
充實了這方面的知識以後，特頓的辦案方式出現了重大突破。這種辦案方式強調，通過著重分析犯罪現場的有關證據，就能更多地了解罪犯的行為和動機。就某些方面而言，我們從此在行為科學以及刑事調查分析方面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以此為基礎的。
帕特·馬拉尼總是讓我聯想起愛爾蘭民間傳說里的矮妖精。他身高5英尺10，體型矮胖，思維敏捷，精力充沛。他是1972年從紐約外勤站調到匡蒂科的，榮獲過心理學學位。在匡蒂科任職屆滿時，他成功地解決了以下人質危機：在華盛頓市，哈納菲穆斯林教派佔據了Bnai Brith總部；在俄亥俄州沃倫斯維爾海茨，一名黑人越戰老兵科里·穆爾闖入警察局，挾持了一位警長和他的秘書。特頓和馬拉尼共同組成現代行為科學的第一梯隊，這對搭檔表現出眾，令人難忘。
行為科學科的其他教官也參與了人質談判課程的講授，其中包括迪克·奧爾特和羅伯特·雷勒斯，他們來匡蒂科時間還不長。如果說特頓和馬拉尼組成的是第一梯隊，那麼奧爾特和雷勒斯則組成了第二梯隊，是他們向前拓展了這門學科，使其成為對全美乃至世界各地警察局真正有價值的知識。雷勒斯和我當時僅僅是師生關係，我們不久將展開合作，共同從事系列犯罪研究，這項研究最終促成了我們目前所從事的工作。
人質談判訓練班大約有50名學員。從某些方面來說，這門課帶來的樂趣要超過它帶來的教益。不過，由於暫停外勤工作兩個星期，倒也讓人感覺快活。在課堂上，我們剖析了三種基本類型的人質扣押者：職業罪犯，精神變態者，狂熱分子。我們研究出現在人質事件中的某些重要現象，例如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在兩年前的1973年，瑞典斯德哥爾摩市發生了一起手法拙劣的搶劫銀行案，它後來演變為令顧客和銀行僱員感到痛苦的人質事件。最後，那些人質競站到扣押者一邊，實際上在協助他們對抗警方。
我們還觀看了西德尼·盧米特新導演的影片《伏天午後》，艾爾·帕西諾扮演了一個搶劫銀行的歹徒，搶錢目的是要讓他的同性戀戀人去做變性手術。該片根據紐約市發生的一次真實人質事件而創作。正是這個案件及其引發的冗長談判促使聯邦調查局邀請了紐約市警察局的法蘭克·博爾茨警長和哈維·施洛斯伯格警探前來聯邦調查局學院講課，以提高人質談判的水平。紐約警方在這一領域被公認具有國內領先水平。
我們研究了談判的各項原理。有些指導原則是顯而易見的，比如要盡量將死亡人數降至最低點。我們確實可以從聽實際人質事件的錄音帶中獲益，不過要等到若干年後，當新一代教官到來時，學生們才參與了角色扮演練習，而這是你從課堂教學中所能獲得的最接近談判實戰的演習。同時，訓練也有點雜亂無章，因為大量材料都是從罪犯心理學的課程上照搬而來的，其實並不怎麼適用。譬如，他們會發給我們記錄猥褻兒童犯或姦殺犯的照片和卷宗，然後讓我們討論具有這種個性的人在人質事件中會有什麼反應。此外便是更多的兵器訓練，這仍是匡蒂科的培訓重點。
我們後來講授的人質談判課程的大量內容並非是在課堂上從其他特工那裡學來的，而是經歷現場辦案的嚴格考驗時學到手的。我剛提過，促使帕特·馬拉尼聲名鵲起的是科里·穆爾一案，該犯曾被診斷患有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在扣押了俄亥俄州沃倫斯維爾海茨的警長及其秘書作為人質以後，他公開提出了若干要求，其中之一便是所有白人必須馬上離開地球。
好吧，就談判策略而言，如果你還有別的路可走，就不會去屈服於他們的要求。而有些要求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做不到的，上述的要求無疑可以歸於這一類。此案引起了全國上下的廣泛關注，以致連美利堅合眾國總統吉米·卡特都主動表示要與穆爾通話，為解決人質危機出點力。在卡特先生那方面，這樣做固然是出於一片好意，並且體現了他後來努力要解決那些看來棘手的全球性衝突時所表現出的誠心誠意，可這並不是談判的上策，我在處理一場人質危機時是絕不希望這種情況出現的。帕特·馬拉尼亦不希望如此。請頭面人物出面調解的問題在於，它除了會導致其他亡命之徒如法炮製以外，還使你錯失了運籌的空間。你一直想通過中間人進行斡旋，使得你可以拖延時間，避免做出那些你並不想兌現的承諾。而一旦你讓人質扣押者與他認定是決策者的某某人直接接觸時，所有人就會無計可施。要是你不同意他的要求，就會有轉眼將事情搞砸的危險。你能夠把同他們談話的時間拖延得越久，就越為有利。
80年代初期我調任匡蒂科講授人質談判策略時，我們使用了一盤讓人感到困擾的錄像帶，那是幾年前在聖路易斯拍攝的。最終我們停止播放這盤帶子，原因是聖路易斯警察局對此很不開心。在這盤錄像帶里，一個黑人青年持槍搶劫了一家酒吧。這次搶劫並未得手，他被困在了屋內，警方包圍了那地方，於是他扣押了一批人作為人質。
警方派出了由黑人警官和白人警官組成的談判小組同他交涉。可是如錄像帶所示，這組警察非但沒能從客觀角度去對待他，反而對他花言巧語，試圖降到他的角度去解決問題。他們七嘴八舌，不停地打斷他的說話，不去傾聽他在說些什麼，也不去盡量設法了解，他在人質事件中到底想圖些什麼。
警察局長趕到現場時——重申一遍，我絕不會聽任這種事件發生——攝像機鏡頭轉了過去。局長一到場，便「正式」表示對他所提的要求不予理睬，隨後，如大家所看到的，那傢伙對準自己的腦瓜摳動了扳機，腦漿四溢。
不妨拿此案與帕特·馬拉尼處理的科里·穆爾一案做一下對比。很顯然，穆爾已經舉止失常，而且很顯然，所有白人是不會離開地球這個星球的。但是通過傾聽扣押人質者的要求，馬拉尼就能辨明穆爾真正想得到的是什麼，知道什麼東西能夠讓他滿足。馬拉尼提出為穆爾舉行一次記者招待會，讓他陳述自己的觀點，於是穆爾釋放了人質，沒有流一滴血。
在匡蒂科受訓期間，我在行為科學科已小有名氣，因此帕特·馬拉尼，迪克·奧爾特和鮑勃·雷斯勒把我推薦給了傑克·帕夫。在我啟程返任前，科長把我叫進了他那間地下辦公室面談。帕夫是個討人喜歡、和藹友善的傢伙。他膚色黝黑，煙不離口，長得酷似維克托·馬圖爾。他告訴我，教官們都對我印象很不錯，希望我考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