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起跨州攔路搶劫案，遭劫的一卡車蘇格蘭威士忌酒，價值10萬美元。其時是1971年的春季，我分到底特律工作已有六個月了。一個倉庫的工頭向我們告發了他們即將銷贓的地點。
聯邦調查局和底特律警方聯手辦理此案，但兩個機構卻是分別制定了方案，僅在高層人士之間進行了磋商。不管他們做出了什麼決定，反正沒有傳達到街頭行動人員。結果實施逮捕的時間來到時，沒有人清楚對方在做些什麼。
行動是在晚間進行的，地點是該市郊區，靠近鐵路路軌。我開著一輛調查局公車，身旁坐著我的分隊長鮑勃·菲茨帕特里克。告密者是菲茨帕特里克的眼線，而鮑勃·麥戈尼格爾是負責本案的特工。
無線電里傳出：「抓住他們！抓住他們！」我們緊急剎車，圍上了那輛貨運拖車。司機打開車門，沖了出來，撒腿就跑。我開了車門，跳下車，掏出手槍，跟另一輛車上跳下的特工一道緊追上去。
當時夜色黑暗，我們都是一身便衣打扮，沒穿西裝，沒打領帶。突然，我看見有個穿制服的警察端著槍對準我，我這輩子永遠也忘不了他翻白眼的模樣。只聽他大叫一聲：「站住！我是警察！把槍放下！」我們相距不足8英尺，我意識到這傢伙正準備對我開槍。我站著一動不動，面對著這一事實：只要一步走錯，我就成了歷史。
正當我想放下槍舉起雙手時，聽見鮑勃·菲茨帕特里克發狂般的叫喊：「他是調查局的！他是聯邦調查局的特工！」
那個警察垂下了槍口，而我出於本能，拔腿又去追趕那個司機，心裡湧起一陣狂躁的激動，竭力想彌補上剛才錯失的距離。另一名特工與我同時追上了他。我們把他摜倒在地，並銬上了手銬，動作顯得不必要的粗暴，因為我當時感到十分緊張。我想到自己就要淪為槍下鬼而被嚇呆的那幾秒鐘經歷可是一生中最恐怖的。那以後有過許多回，每當我設身處地試圖從強姦謀殺案受害者的角度去思考時，每當我迫使自己去想像在受到攻擊的一刻她們一定在想些什麼和經歷些什麼時，就會回想起自己經歷過的恐懼，這種經歷幫助我從受害者的角度去真實理解案情。
我們不少年輕小夥子賣力逮捕不法之徒，然而許多不再賣力的老特工似乎持有這種態度，即打破現狀是沒有意義的，不管你是否冒著危險，拿到手的工資都是一樣的，推銷員才要去積極主動。由於上級鼓勵我們大部分時間待在辦公室外，瀏覽商店櫥窗、在公園裡閑坐以及看《華爾街雜誌》便成了特工隊伍中部分人喜好的消遣方式。
由於生性愛出風頭，我認為自己有義務提交一份報告，建議上級採納一套以考核業績為基礎的工資體系，獎勵那些辦案業績最突出的特工。我把報告交給了我們的主管特工助理，湯姆·納利。
湯姆把我召進辦公室，關上了門，從桌上拿起那份報告，善意地對我笑了笑。「約翰，你有什麼可著急的呢？你會晉陞到GS一11級的。」他邊說邊把報告撕成兩半。
「你會晉陞到GS-12級的。」說著他又把報告撕成兩半。「你會晉陞到GS-13級的。」他又撕了一下，放聲大笑起來。「不要去打破現狀，道格拉斯。」這便是他最後的忠告，說罷他將那些碎紙片丟進了垃圾桶。
15年過後，埃德加·胡佛早已過世，至少已經喪失了某些影響力，聯邦調查局果真實行了以考核業績為基礎的工資體系。不過他們最終實行這一體系時，很明顯我並沒有出什麼力，是他們自己完成的。
5月的一天晚上，實際上我記得是5月17日後的那個星期五晚上——至於說為什麼提這個日子原因嘛，你過會兒就會清楚——我與鮑勃·麥戈尼格爾和傑克·孔斯特正泡在我們經常光顧的一家酒吧里。那酒吧位於工作站的街對面，名叫吉姆車庫。當時搖滾樂隊正在演奏，我們都喝了不少酒，忽然一位嫵媚動人的年輕女郎帶著女友走了進來。她讓我想起了年輕時的索菲婭·羅蘭。她一身時髦的打扮：藍色的短上衣和幾乎裹住大腿的高跟長靴。
我大聲叫道：「嘿，藍衣女郎！上這兒來！」出乎我的意料，她和女友真的過來了。她名叫帕姆·莫迪卡。我們隨即談笑風生，很談得來。原來那天是她的21歲生日，她和女友是出來慶賀達到法定飲酒年齡的。她似乎挺喜歡我的幽默感，事後才得知，她對我的第一印象是：長相挺帥氣，但蓄著政府規定的短頭髮則顯得有幾分傻氣。離開吉姆車庫酒吧後，我們在當晚餘下的時間裡又換了幾家酒吧暢飲。
在後來的幾個星期中，我們加深了對彼此的了解。她居住在底特律市區，上過珀欣中學，那是一所幾乎完全面向黑人的學校，籃球明星埃爾文·海斯曾就讀於此。我們相識時，她正就讀於伊普西蘭蒂的東密歇根大學。
我們的感情發展得很快，不過帕姆也在社交方面付出了代價。當時是1971年，越戰依舊如火如荼，大學校園裡瀰漫著對聯邦調查局的不信任情緒。她的許多朋友都不願與我們交往，因為他們以為我是當局派來的密探，會把他們的言行報告給上級部門。這些年輕人自恃重要，以為正受到當局的監視，這種念頭整個顯得荒唐可笑。不過話說回來，聯邦調查局那時確實在干這些事。
我還記得，有一回陪帕姆聽社會學課時發生的事。我坐在教室後排聽課，授課的是一位思想激進的年輕助理教授，非常「入時」。我一直目不轉睛地注視著她，她也不時回視著我，很顯然我的到場確實使她感到心神不定。任何來自調查局的人都不是朋友，她學生的男朋友也不例外。回顧這件事，我認識到有時你僅僅作為普通人也會讓人不安，而我和我的科員則利用了這一點。在阿拉斯加州辦理一宗兇殘的謀殺案時，我的黑人同事賈德·雷就曾讓一名持有種族偏見的被告在證人席上表現得心煩意亂，因為雷就坐在被告的女友身旁，對她十分友好。
帕姆上東密歇根大學的頭幾年裡，一名系列殺手正在連續作案，不過我們那時尚未啟用這一術語。他初次作案是在1967年7月間，一位名叫瑪麗·弗萊澤的女生失蹤了。一個月以後才找到了她那已被肢解的屍體。她是被人用刀子捅死的，雙手雙腳已被砍下。一年之後，位於鄰近的安阿伯城的密歇根大學的學生瓊·謝爾的屍體也被人發現。她慘遭強姦，身上差不多有50處刀口。後來又在伊普西蘭蒂發現了一具屍體。
這些被稱為「密歇根謀殺案」的殺人案件愈演愈烈，兩所大學的女生都因此生活在恐懼之中。被發現的每具屍體都帶有慘遭折磨的痕迹。直到1969年密歇根大學一個名叫約翰·諾曼·柯林斯的學生被緝拿歸案時——抓獲他的人正巧是他的叔叔，警察下士戴維·利克——已有6名女大學生和1名13歲女孩慘遭毒手。
在我進調查局之前三個月，柯林斯已被定罪，判以終身監禁。不過我常常在想，倘若調查局當年就掌握了我們現在擁有的破案知識，這個魔鬼會不會在製造如此多的慘案之前就已被繩之以法。即使在他被捕以後，他的幽靈仍然在校園裡徘徊，正如特德·邦迪的幽靈兩三年後開始在其他大學校園裡徘徊一樣。那些令人髮指的罪行已成為帕姆近段人生的部分記憶，也成為我記憶的一部分。我在想，當我開始研究和追蹤系列殺手時，約翰·諾曼·柯林斯和他手下那些美麗無辜的受害者十有八九是與我同在的，至少在潛意識層次上是如此。
我比帕姆大五歲，但是由於她還在上大學，而我已經在執法界工作，我們之問常常彷彿有一道代溝。在公開場合，她經常少言寡語，在我和我的朋友身邊顯得百依百順，可我擔心我們有時利用了她這一點。
有一次，鮑勃·麥戈尼格爾和我與帕姆在一家可以俯瞰市中心的飯店餐廳共進午餐。我們身穿黑色西服和翼波狀蓋飾皮鞋，帕姆穿的是生氣勃勃的大學生便服。用餐結束後，我們乘電梯回一樓大廳，電梯好像是層層必停。每停一次，電梯里就顯得更為擁擠。
電梯降到一半時，鮑勃轉向帕姆說：「我們今天這頓飯吃得真愉快。下回我們再來市中心，一定會給你打電話的。」
帕姆望著地面，盡量不做出反應，這時我插了進來：「下次由我來帶摜奶油，你來帶櫻桃。」電梯里其他乘客面面相覷，不自在地扭動著身體，帕姆終於忍不住了，大笑起來。他們都望著我們三人，好像我們是變態狂。
帕姆定於秋季學期作為交換學生赴英國考文垂學習。8月下旬她飛往英國時，我已十拿九穩，她就是我要娶的姑娘。我從未想到要問一問帕姆對我是否也有同感。我只是想當然地認為她一定是這樣想的。
她不在美國時，我們書信不斷。她的家我跑得很勤，她家就住在密歇根州露天商品展覽會附近的阿拉梅達街622號。帕姆還是個小孩時父親就已去世。她母親羅莎莉非常好客，於是我利用了這一點，每星期有好幾回上她家吃晚飯，同時對她以及帕姆的弟弟妹妹進行側寫，以便設法摸透帕姆的習性。
這一期間，我結識了另一位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