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請者眾。入選者寡。
這便是局裡不斷灌輸給我們這些新招募來的人員的信息。差不多每一個有興趣以執法為職業的人士都渴望成為美國聯邦調查局的特工，而只有出類拔萃之輩才能指望獲此機緣。調查局所擁有的悠久而榮耀的傳統可以一直追溯到1924年，當年一位名叫約翰·埃德加·胡佛的名不見經傳的政府律師接管了一家腐垮的、經費不足、管理不善的機構。在我進調查局那年，他已有75歲高齡，而就是這同一位胡佛先生依舊領導著這家備受尊重的政府機構，一如既往地以其方下巴和鐵手腕實施著統治。所以我們最好別讓調查局失望。
發自局長的一封電報指示我於1970年12月14日上午9點前往華盛頓市賓夕法尼亞大街的老郵局大樓625室報到，並接受為期14周的訓練，以便把我從一個老百姓轉變成聯邦調查局的一名特工。臨報到前，我到長島探親，父親格外為我驕傲，特意在家門前懸掛了一面美國國旗。由於前幾年一直在空軍服役，我沒有一件像樣的正式點的衣服，父親便一次為我買下了三套「正規場合」穿的深色西服，一套藍色，一套黑色，一套棕色，還買了幾件襯衣和兩雙翼波狀蓋飾皮鞋，一雙黑色，一雙棕色。他親自開車送我去華盛頓，確保我第一天能準時上班。
沒過多久我就熟悉了局裡那套規矩和訓導。主持就職儀式的特工要我們拿出金色徽章，一面注視著徽章一面宣誓就職。我們一面凝視著手持正義天平的蒙上雙眼的女神，一面異口同聲地莊嚴宣誓：擁護和捍衛美國憲法，打擊國內外一切敵人。「拿近一點！再近一點！」那名特工命令道。最後我們鬥雞眼似地盯著金色徽章。
我所在的新特工訓練班清一色全是白人。1970年那會兒，聯邦調查局很少有黑人特工，沒有女性特工。真正意義上的開放是在胡佛的漫長任職完結之後實現的。然而即便是進了墳墓，他那強大而可怕的影響力依舊揮之不去。當年大多數男性特工的年齡介於29歲到35歲之間，25歲的我便算是最年輕的一位。
我們一直被告誡要警惕蘇聯特務，他們無所不在，對我們構成危害，竊取我們的秘密。局裡警告我們要特別提防女性！這種洗腦十分有效，以致我拒絕了一位絕色佳人的約會，她與我同在一幢大樓里工作，竟然約我外出吃飯。我擔心這是為考驗我而設的圈套。
位於弗吉尼亞州匡蒂科海軍陸戰隊基地的聯邦調查局學院尚未竣工和投入使用，因此我們在那裡進行射擊和體能訓練，而在華盛頓的老郵局大樓里進行課堂教學。
每位受訓人員最初所學的一項內容是，聯邦調查局特工不舉槍則已，一舉槍就要擊斃對手。這項政策的理論根據既是嚴酷無情的，也是合乎邏輯的：如果你掏出手槍，便已決定要擊斃對手。如果你認定形勢非常危急，非得用槍射擊不可，你便已肯定形勢已危急到非致人於死地不可。在此緊急關頭，你很少有迴旋餘地去謀劃如何射擊，很少有時間去從容不迫地思考再三，而且僅僅試圖阻止或制服對手是風險很大的。你是不能拿自己或者潛在受害者的生命冒不必要的風險的。
我們接受的同等嚴格的課程包括：刑法、指紋分析、暴力及白領犯罪、拘捕技術、槍支使用、徒手格鬥以及調查局在國家執法領域中起作用的歷史。不過我記憶最清楚的一門課程是在訓練開始後不久學習的。我們稱之為「髒字訓練」。
「教室門關好了嗎？」授課老師問道。隨後，他分發給我們每人一份辭彙表。「我要求你們掌握這些單詞。」據我的回憶，辭彙表包括了盎格魯一撒克遜語彙中的下列精華：狗屎、操他媽的、舔陰、口交、女陰、龜頭等等。我們要做的就是牢牢記住這些辭彙，以便日後在辦案中——例如在審訊嫌疑人過程中——碰上這些用詞時，知道如何去應付。我們要保證將所有帶這類髒字的辦案報告交給辦公室的「下流語速記員」(我可不是在戲言)，而不能交給普通的秘書。下流語速記員傳統上都是由年齡較大、較為老練的婦女出任，她們能較成功地掩飾看見下流詞語時的驚愕。可別忘啦，那年頭調查局是男人的天下，況且1970年國民的敏感程度與今天不可同日而語，至少在胡佛統治下的聯邦調查局裡是這樣。我們甚至還進行過髒字拼寫比賽，在所有考卷被收回並且——據我推測——在評分之後，投入金屬垃圾桶統統燒毀。
儘管這種訓練顯得荒謬，我們對打擊犯罪都是滿懷理想的，都認為自己會有一番不俗的作為。在新特工訓練進行到一半時，我被召進了負責訓練的局長助理喬·卡斯珀的辦公室，他是胡佛最信賴的助手之一。局裡的人都叫他「和善的魔鬼」，不過起這一諢名的用意絕非出自親熱，而是帶有諷刺。卡斯珀表揚我在大部分課程中表現出色，但是「局內溝通」課程未達到平均水平。局內溝通系指在機構不同部門之間彼此進行交流所使用的方式和術語。
「長官，我要爭取達到一流水平。」我答道。如此求勝心切的人會被說成是愛出風頭，這種心情可以幫助你出人頭地，也會使你丟人現眼。如果出風頭獲得成功，他就會飛黃騰達。如果他搞砸了，那種徹底失敗的後遺症將是非常持久和人人皆知的。
卡斯珀也許待人苛刻，但絕非蠢材。他見識過許多愛出風頭的人。「你要達到一流水平嗎？拿去吧！」他隨手扔給我一本術語全冊，要求我在聖誕節假期歸來時熟記全部術語。
查克·倫斯福德是我們班的兩位學院輔導員之一，他得知了我的情況，跑過來問我：「你在他那裡都說了些什麼？」我如實相告。只見查克骨碌碌地轉動著眼睛。我們倆都曉得這下子可夠我忙的了。
我回到父母住處歡度聖誕節。當家裡人都在盡情歡樂時，我還得一頭扎進那本溝通術語手冊里。這哪裡像是在過節！
1月初我回到了華盛頓，依然吃力地忍受著那次出風頭的後果。我必須參加筆試以檢驗我的用功程度。當班裡另一位輔導員查理·普賴斯告訴我考了99分時，我無法表達當時感到多麼寬慰。「實際上你得了100分，」查理對我泄漏了實情，「但是胡佛先生說，沒有人是十全十美的。」
為期14周的訓練進行到大概一半時，局裡就徵求過我們每個人對首次分配外勤工作的意願。聯邦調查局絕大多數工作人員分布在遍及全美的59個外勤工作站。我意識到做這種選擇是需要一定招數的，它就像一局大型的國際象棋比賽，對弈雙方是新徵人員與調查局總部。我一如既往地盡量從對方角度去考慮問題。我來自紐約，並不特別想返回那裡。我估計洛杉磯、舊金山、邁阿密，沒準還有西雅圖和聖迭戈會是最搶手的城市。因此我選擇了一個二類城市，這樣就有可能實現第一志願。
我選擇了亞特蘭大，被分配到底特律。
我們畢業之際都得到了永久證書、一枝0.38口徑6連發的史密斯一韋森10型左輪手槍、6發子彈、以及儘快趕去赴任的指示。總部一向很害怕新徵人員在華盛頓市內，在胡佛先生的鼻子底下捅出亂子，那樣對誰都不會有好處。
我另外還得到一本題為《底特律生存指南》的小冊子。這個城市是美國種族矛盾最激化的地區之一，1967年的騷亂事件影響猶存，它因一年發生八百多起謀殺案而堪稱全美犯罪首都。事實上，我們在工作站里進行過一次令人汗毛直豎的集體打賭，賭的是截止年底究竟會發生多少起殺人案。同大多數新特工一樣，我剛上崗時也是滿懷理想和精力充沛的，但是不久就認識到我們所面對的是什麼樣的局面。我在空軍服役四年，其間最接近戰爭場面的一次就是因打橄欖球和拳擊致使鼻子受傷而住進基地醫院接受手術治療時，我的病床緊挨著幾位越戰負傷士兵的病床。來到底特律以前，我從未有過被視為敵人的經歷。聯邦調查局在許多領域招人憎恨。他們把影響滲透到大學校園，建立起市區告密者網路。我們開著灰黑色汽車，到處招搖過市。在許多居民區，人們向我們扔擲石塊。他們豢養的德國牧羊犬和短毛獵犬也很不喜歡我們。我們得到過警告：在缺乏完全充足的人力火力支援下，不得進入市區某些地段。
當地警方對我們也很不滿。他們指責調查局在辦案中「搶頭功」，尚未偵破案件就率先發布新聞，然後又將警方偵破的犯罪案件加在調查局獨自破案率的統計數字之上。頗具諷刺意昧的是，在1971年我作為新手的那一年中，調查局僱用了大約1，000名新特工，而主管我們上街執勤這門實踐課的主要不是調查局，而是當地警方，他們將我們置於其羽翼的保護之下。我們這一代特工所取得的成就毫無疑問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全美各地警官的盡職精神和慷慨大度。
搶劫銀行在當時甚為猖獗。每星期五是付薪日，各家銀行都要準備大量現金，而我們平均要辦理二至三起持槍搶劫銀行案，有時則高達五起。在底特律的銀行普遍使用防彈玻璃以前，現金出納員死傷的案子多得驚人。我們辦過一個案子，案發經過都已攝入了銀行監視器，一名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