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親的娘家姓是「福爾摩斯」，而父母親當年險些就要選用它，而不是用平淡無奇的「愛德華」做我的中間名。
當我回首往事時，沒有發現除此以外我的早年生涯中有什麼跡象顯示我將來要成為一名心理偵探或罪犯側寫師。
我出生在紐約市布魯克林區，離昆斯區不遠。我父親傑克是《布魯克林鷹報》的一名印刷工。我年滿八歲時，他出於對犯罪率不斷上升的擔憂，把家遷到長島的亨普斯特德，後來擔任過長島印刷工會的主席。我有一個大我四歲的姐姐阿倫，從很早的時候起，無論在學業方面，還是在運動方面她都是家庭的明星。
我在學業上毫不出眾，得分通常是B-或C+。因我待人客氣隨和，雖然成績平平，卻總是受到拉德盧姆小學老師們的喜愛。我最感興趣的是動物，在不同階段養過狗、貓、兔子、倉鼠和蛇。因為我說過想當個獸醫，所以母親對這一切都很寬容。由於這種努力顯示出我有希望當上獸醫，她一直鼓勵我朝這個方向努力。
我在學校里顯露的惟一天賦就是講故事，從某種角度上來講這種天賦在我日後調查案件時發揮了作用。警探和犯罪現場分析家必須把一堆迥異的、貌似不相關的線索轉變為一個前後連貫的故事，因此講故事的才能是一種重要的天資，對於兇殺案的調查尤其如此——因為受害者本人無法講述他或她的不幸故事。
無論如何，我常常施展自己的天資以逃避真正的功課。我還記得上九年級時有一回出於偷懶沒有閱讀一本小說，而老師要求每個人當著全班的面做口頭讀書報告。於是輪到我上台時(我至今仍然不敢相信竟然有這種膽量)，我編造了書名和作者，接著開始講述關於一群野營者圍坐在篝火旁過夜的故事。
我一邊講一邊編造故事內容，同時心裡在嘀咕：這樣講下去我還能堅持多久？當我講到一頭熊偷偷摸摸逼近野營者，眼看就要猛撲上去的節骨眼上時，一下沒詞兒了。我的精神開始崩潰，別無選擇，只好向老師承認這一切都是捏造的。我一定是出於良心不安才這樣認了錯，由此可以證明我完全沒有罪犯個性。我站在講台上，像個原形畢露的騙子一樣。我知道這次要不及格了，要在全班同學面前丟醜了，我也已預料到母親得知此事會怎樣說我。
可是讓我吃驚和不解的是，老師和其他孩子完全被故事內容吸引住了！當我承認故事是編造的時，他們卻說：「把故事講完呀。告訴我們後來發生的事情。」於是我講完了故事，最後得了一個A。我一直沒把這件事告訴過我的孩子，因為不想讓她們誤以為犯罪是值得的。不過從中我了解到，只要能向人們推銷你的主意並引起其興趣，你就常常能得到他們的合作。這一認識使我獲益頗多，因為我身為執法官員，往往不得不向自己的上司或者當地的警方宣傳我們的工作，鼓吹它的重大價值。然而我不得不承認，正是這同一天資在某種程度上會被騙子和罪犯利用，以逃避懲罰。
順便提一下，我虛構的野營者最終確實安然無恙地得以逃脫，這一結局與我原定的結局相去甚遠，因為我真正喜愛的是動物。為了準備當一名獸醫，我用了三個暑假的時間參加了康乃爾大學獸醫系開設的康乃爾農莊培訓班，地點在紐約州北部的牧場。對城裡孩子來說，這可是走近和接觸大自然的絕好機會。為了得到這一優惠待遇，我每周要打工70至80小時，每小時酬金是15美元，而此時我的校友們都已返回家中，正在瓊斯海灘上盡情享受著日光浴。
這種體力勞動確實使我有強健的體魄參加體育運動，而這是我的另一個特長。上亨普斯特德高中時，我擔任過棒球隊的投手和橄欖球隊的防守阻截隊員。如今回想起來，也許就在這一時期，我對個性側寫的興趣頭一次真正顯露出來。
一踏進投球區，我很快就會想到，投球既猛又准只是贏得了一半比賽。我能投出一手漂亮的快球和相當有水準的滑行曲線球，但是不少高中的投手也會這一手，或者說水平與我不相上下。贏球的關鍵就在於，要能在心理上壓倒對方的擊球手，而我意識到這主要是靠樹立必勝的信心，同時儘可能讓站在本壘板處的那個傢伙內心忐忑不安。多年後，當我著手發展我的審訊技巧時，這種體會出色地以相似的方式派上了用場。
念高中時，我已身高6英尺2，常常會利用這一優勢。就實力而言，我們的球隊在強手如林的聯盟中表現平平，因此我很清楚，要想在賽場上脫穎而出並確保必勝的精神狀態，就要看投手的場上表現出色不出色。作為高中生，我擁有上佳的自控力，但我決定不讓對方的擊球手了解這一點。我想裝出冒失莽撞、表現相當不穩定的樣子，這樣一來，那些擊球手就不會在本壘板處用腳刨出小坑，以便擊球時好用上力。我想讓他們以為，如果他們那樣去做，就會有被60英尺開外的這個瘋狂投手的快球擊出本壘的危險，甚至還會更加糟糕。
亨普斯特德高中的橄欖球隊確實水平不錯，體重188磅的我在隊中擔任防守線上球員。同樣，我認識到比賽時我們可以在心理上略佔上風。我估計，如果我發出不滿的咕噥聲或者抱怨聲，外加滿場瘋狂的表現，還是能夠對付那些個子更大的球員的。沒過多長時間，我就讓其他線上的球員效仿我的做法。後來，我經常會擔任一些利用精神失常作為辯護理由的謀殺案的審訊工作。從自身經歷中我早已曉得，行為躁狂這個單一事實未必意味著一個人壓根不知道自己在於些什麼。
1962年，我們與旺托高中進行了一場爭奪索普杯的比賽，該獎盃是獎勵長島地區最佳高中橄欖球隊的。對方球員個人平均體重超出我們大約40磅，因此我們清楚，很有可能我們會在滿場觀眾面前被打得落花流水。於是在賽前，我們設計了一套熱身練習，目的只有一個：要在心理上佔優勢，要震懾住對手。我們排成兩行，每行的第一人上前堵截——實際上是擊倒——另一行的第一人。這一場面適時配合上各種咕噥聲、抱怨聲和痛苦的尖叫聲。從旺托球員的表情中我們可以看出，預期效果已經達到。他們八成是在思忖：「如果這些傢伙真的愚蠢到自相殘殺的程度，天才曉得他們會拿我們怎麼樣。」
事實上，這整個插曲是經過精心設計的。我們操練過摔跤式攻擊，因此看上去好像是重重摔倒在地，其實是不傷皮毛的。進入實際比賽時，我們始終保持著這種瘋狂表現，彷彿當天下午我們才被從精神病院放出來，比賽一結束又要直接被遣送回去。球賽的比分一路咬得很緊，當混亂場面最終平息下來時，我們以14比13贏得了比賽，捧回了1962年度的索普杯。
我平生第一次接觸「執法」，事實上是我第一次對側寫的「親身」經歷，發生在18歲那年，當時我在亨普斯特德一家名叫「煤氣燈東部」的酒吧俱樂部找到一份看門人的工作。我的工作表現如此出色，以致後來在長島衝浪俱樂部得到了同樣的工作。在這兩個地方，我的主要職責有二：禁止未滿法定飲酒年齡者人內，換句話說，禁止任何比我年輕的人人內；阻止聚眾飲酒之處難免會發生的鬥毆行為或者驅散鬧事者。
我站在大門口，要求任何年齡可疑者出示身份證，然後盤問此人的出生年月以驗證此人是否是身份證的主人。這是相當標準的程序，人人都料到會如此，因而早已有所準備。大凡頗費周折才弄到一張假身份證的孩子，很少會粗心到不去記住證件上的出生年月。我一面盤問，一面直視他們的眼睛，這一招對有的人還挺管用，尤其是對女孩子，因其在這個年齡，一般而言還是較有社會良知的。不過那些存心要混進來的人仍然能夠闖過大多數檢查，只是他們事先要集中精力進行練習。
每一組年輕人走到前排接受盤查時，我實際要做的就是仔細審視站在後面大約三四排的那些人；當他們準備接受盤問時，注意其反應，觀察其身勢語，查看其是否表現得緊張不安或遲疑不決。
驅散鬧事者則更具挑戰性，為此我依靠的是以往體育比賽的經驗。如果他們從你的眼神中看出你這人輕易惹不得，再加上你稍稍表現出行動瘋狂，那麼有時甚至連那些膀大腰圓之輩都會考慮是否要與你糾纏。如果他們認為你這人很不對勁，連自身安危都不掛在心上，那麼你便是更加危險的對手。大約二十年過後，比方說，當我們為研究重大系列殺人案而對囚犯訪談時，就發現典型行刺犯的個性在某些重要方面要比典型系列殺人犯的個性更具危險性。這是因為行刺犯不同於系列殺人犯，行刺犯只會挑選他認為能夠對付的一個受害者，然後不遺餘力地逃避緝捕；系列殺人犯則一味迷戀於執行他的「使命」，一般來說不惜以死去實現它。
要人們對你另眼相看——例如，認為你蠻不講理、行動瘋狂、深不可測，另有一層需考慮的因素，即你必須在上班的全部時間裡保持這一人格面貌，而不僅僅是在你認為人們注意你的時候才如此。我曾前往位於伊利諾伊州馬里恩的聯邦監獄訪問加里·特拉普內爾，一位臭名昭著的持槍搶劫犯和劫機犯。他聲稱可以愚弄任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