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和當前任職於弗吉尼亞州
匡蒂科聯邦調查局行為科學調
查支援科的男士們和女士們
——志同道合的探索者和夥伴
儘管大地上所有的泥土將它埋掩，
罪行終究會暴露
在世人的眼前。
莎士比亞：《哈姆雷特》
我準是在地獄
我準是在地獄。
這是惟一合乎邏輯的解釋。我赤身裸體，被五花大綁。皮肉之苦令人不堪忍受。我的四肢正被某種利刃肢解，身體的每一洞孔都被戳穿。我的喉嚨被什麼東西卡住，透不過氣來。尖器插進了我的陰莖和直腸，渾身有一種四分五裂的感覺。我大汗淋漓。隨後我意識到發生了什麼事情：在我職業生涯中所有被我送進監獄的殺人犯、強姦犯和猥褻兒童犯正在將我折磨至死。如今我成了受害者，可我卻無力反抗。
我了解這些傢伙的作案手法，我已見識過多次。他們都有一種對捕獲物隨意支配的需求。他們都希望有權決定受害者的生死，或者應該如何去死。只要我的身體尚能承受，他們就不會讓我輕易死去；當我昏厥過去或奄奄一息時，他們就會讓我蘇醒過來。總之他們是盡其所能地折磨我。其中有的人可以如此施虐連續數日。
他們想向我顯示他們擁有完全的控制權，我的生死全憑他們的發落。我越是喊叫，越是哀求他們手下留情，就越是助長他們的氣焰，激發他們邪惡的幻想。求饒、退縮或是哭爹喊娘只會使他們變本加厲。
這就是我六年來追捕十惡不赦之徒所得到的回報。
我的心跳在加速，渾身精疲力竭。當他們把尖棍插進我的陰莖深處時，我感到一陣刺骨的戳痛。我整個身體痛苦得痙攣起來。
求求你，上帝，我若還活著，就讓我快點死掉吧。我若已死去，就讓我快快擺脫這地獄的折磨吧。
接著，我看到一道強烈明亮的白光，就像聽人說過的人在垂死之際會看到的那種白光。我期望見到基督、天使或是魔鬼——我也曾聽說過這些事情。不過我看到的只有那道白光。
然而，我確實聽到了一個聲音，一個令人寬慰、讓人放心的聲音，這是我聽到過的最能使人平靜下來的聲音。
「約翰，別擔心。我們會儘力救你的。」
這是我所記得的最後一件事。
「約翰，你聽見我說話嗎？別擔心。不要緊張。你已住進醫院。你病得很重，我們會儘力讓你好轉的。」這就是護士對我說的話。她不知道我能否聽見她的話，不過仍然以安慰的口氣再三重複著。
那時我還不知道自己已被送進西雅圖瑞典醫院的監護病房，連日昏迷不醒，靠生命維持系統支撐著。我的雙手雙腿被帶子捆住，身上插著靜脈輸液管和其他各種導管。沒有人認為我能躲過鬼門關。當時是1983年12月初，我38歲。
故事要從三個星期之前說起，地點在美國的另一側。我當時在紐約，正面對紐約警察局、交通警察局以及長島拿騷縣和薩福克縣警察部門的共約三百五十名警員進行有關罪犯個性側寫的演講。這類演講我做過不下幾百回，幾乎可以說能夠倒背如流。
忽然之問，我開始心不在焉。我知道自己還在演講，但身體突然直冒冷汗。我自言自語：我究竟如何去處理所有那些案件呢？當時我正要結束對亞特蘭大的韋恩·威廉斯殘殺兒童案以及布法羅的「0.22口徑」槍殺案的諮詢工作。此前我被請去參與了舊金山的「林徑殺手」案的調查工作。我還對英國蘇格蘭場的約克郡碎屍案偵破工作提供了諮詢意見。我為羅伯特·漢森一案穿梭往返於阿拉斯加，該犯是安克雷奇的一個麵包師，專挑妓女下黑手，將她們帶到荒野地帶，玩獵人追殺獵物的遊戲。我接手了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針對猶太教堂的系列縱火案。再過兩周，我還得飛往西雅圖為格林河專案小組提供諮詢，該小組正在偵破美國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系列謀殺案，兇手作案對象主要是西雅圖塔科瑪一帶的妓女和過往客人。
在過去的六年中，我一直在研究一種新型的犯罪分析方法。我是行為科學科惟一的專職辦案人員，科里其他人員均是講課教官。當時我手頭同時有大約150件未偵破案件要獨自處理，而且一年之中有125天是在途中奔波，而不是呆在弗吉尼亞州匡蒂科的聯邦調查局學院的辦公室里。來自地方警察的壓力十分之大，這些警察自身也承受著來自社區、來自受害者家屬要求破案的巨大壓力，因而我對他們深表同情。我一直在設法排列出工作的輕重緩急，可是每天都有新的案件紛至沓來。我在匡蒂科的同事們常常戲言說我就像個男妓：不能對客戶說半個不字。
在紐約的這次演講中，我一直在談論罪犯個性類型，可我的思緒卻不斷回到西雅圖。我知道格林河專案小組中並非人人都希望我參與破案，這是預料之中的事。每當大案要案發生時，我常會被請去提供新型的破案手段，而大部分警察以及局裡的許多官員都將它視之為與巫術僅有一步之遙，因此我知道這一回也得做一番「自我推銷」。我必須顯得言談富有說服力，同時又不可表現得過於自信或自大。我必須讓他們明白，我認為他們的調查工作是徹底的，是具備專業水準的，同時還要讓心存疑慮者相信，聯邦調查局可能會有助於他們破案。也許最讓人沮喪的是，我不像傳統的聯邦調查局特工那樣說一下「只要講述一下事實，太太」就可以交差完事，我的工作還要求能提供斷案的見解。我始終非常清楚，如果我出了什麼差錯，系列案的調查工作會被引入歧途，導致更多的人送命。同樣糟糕的是，這會封殺我竭盡全力付諸實施的罪犯側寫 及犯罪分析這一全新計畫。
再說還有四處奔波的辛勞。我已去過阿拉斯加好幾趟，要飛越四個時區，提心弔膽地乘坐飛機貼近水面發行，最後在一片黑暗中降落，而且幾乎是剛剛抵達目的地與當地警察碰頭之後，又要重新登上飛機返回西雅圖。
這種無緣無故的焦慮大約持續了一分鐘。我反覆對自己說：嘿，道格拉斯，振作起來。控制一下自己。於是我總算又振作起精神。我想那間演講廳里沒有人曉得情況有些不妙。可是，我就是無法驅除那種災禍臨頭的感覺。
我無法擺脫這種不祥的預感，因此回到匡蒂科以後，我找到人事部門，辦理了預防殘廢事件的追加人壽保險和收入保障保險。我說不清這樣做究竟是為了什麼，只是內心有一種朦朧而強烈的恐懼感。我已是疲憊不堪，體力消耗太多，為了應付壓力大概飲酒也過量。我很難入睡，真進入夢鄉時又經常被請求緊急援助的電話吵醒。當我重新入睡時，我會迫使自己去做與本案有關的夢，以期能獲得靈感。現在回首往事，很容易看出眉目，但當時我則顯得束手無策。
就在前往機場之前，出於某種緣故我在我太太帕姆任教的小學前停下了車，她的工作是為有學習障礙的學生講授閱讀課。我告訴了她有關額外保險的事情。
「你為什麼要告訴我這個？」她憂心忡忡地問我。我當時頭腦右側痛得很厲害，她說我兩眼布滿血絲，表情怪怪的。
「我只是想在離開前把一切都告訴你。」我回答。當時我們有兩個女兒：埃里卡八歲，勞倫三歲。
這次西雅圖之行我帶上了兩名新特工，布萊恩·麥基爾韋恩和羅恩·沃克，讓他們一道參與破案。我們當晚抵達西雅圖，下榻於市中心的希爾頓飯店。打開行李包時，我發現只有一隻黑皮鞋。要麼我沒有把另一隻黑皮鞋放進包，要麼不知怎麼我在途中丟失了一隻。原定次日上午我要在金縣警察局講課，不穿黑皮鞋肯定是不行的。我這人一向講究穿著打扮，即便感到身心疲憊、壓力重重，仍然念念不忘要有黑皮鞋才能配上西裝。於是，我急匆匆地走出飯店，來到市中心商業街四處尋找，最後總算找到了一家尚在營業的鞋店，買到了一雙稱心如意的黑皮鞋。返回飯店時我愈發感到渾身疲憊不堪。
次日上午，也就是星期三上午，我為當地警察和一個辦案小組講了課，該小組由西雅圖港的代表和兩名應聘協助案件調查的當地心理學家組成。人人都對我所講授的作案者側寫很感興趣，例如作案人數是不是不止一個以及可能會是什麼類型的人。我力圖讓他們接受的一點是，在此類案件中，作案者側寫並不都是如此重要。我非常肯定，最終會發現作案者是何種類型的人，不過也同樣肯定，很可能會有許多人符合我的描述。
我告訴他們，在偵破這起仍在繼續的循環謀殺案中，更為重要的是著手採取前攝 措施，警方和媒體通力合作，引誘兇手落網。例如，我建議警方可以舉辦一系列社區會議來「討論」這些罪行。根據推斷，我可以肯定兇手會出席一次或多次會議。我同時認為，這會有助於了解我們對付的兇手是否不止一人。我要警方試行的另一計謀是，對媒體宣布有人目擊了其中一樁劫持案。我感覺這樣做可能會促使兇手採取他自己的「前攝策略」，主動出來解釋一番為什麼他會在案發現場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