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偵探小說黑色革命對西方偵探文學的影響
沒有那場變革，我不敢想像今天的好萊塢將是什麼樣子。
——希區柯克
「黑色革命」堪稱偵探小說史上最成功的變革。無論是當時的成果，還是對後世的影響，這場革命都足以被載入史冊。當代最著名的美國偵探小說家傑夫里·迪弗說過：「很遺憾我們無法擺脫黑色革命的『詛咒』，我們看到的電影，讀過的書——包括我自己寫的，都是這次革命的產物。」
影響首先體現在電影領域——「黑色革命」直接催生了美國歷史上的黑色電影時代。
「黑色電影（Film noir）」一詞最早由法國評論家弗蘭克提出，用以形容20世紀20年代開始在美國盛行的偵探片。「黑色」一詞來源於黑色幽默、黑色文學一類辭彙。
當時的「黑色電影」情節非常簡單：主人公總是受到官方與犯罪集團的兩面夾擊，雖然在與對手較量中總會獲勝，但卻又不得不服從社會法制規範——而這法制規範又是在縱容或包庇犯罪，因此主人公的勝利是沒有任何社會價值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阻斷了「黑色電影」的發展，直到「黑色革命」爆發，這類電影才重獲新生。
新時期的「黑色電影」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主人公對社會有了清醒的認識，變得憤世嫉俗，但卻陷入了孤立無援的危機之中；在藝術手法上則是突出驚險場景的刻畫，突出莫名其妙的憂鬱，總給人一種恐怖莫測的危機感。而這些新特徵，很明顯是受到了硬漢派偵探小說的影響。
上一節提到的達希爾·哈米特和詹姆斯·凱恩是新時期「黑色電影」的引導者。1941年的電影《馬爾他黑鷹》與1942年的《玻璃鑰匙》都是以哈米特的作品為劇本製作的（哈米特幾乎所有的作品都被拍成了電影）；而同一時期的影片《雙重賠償》和《郵差總按兩次鈴》則是改編自凱恩的小說。這4部電影堪稱「黑色電影」的「模板」，由此可見硬漢小說在這個時期的影響力。
隨後，偉大的雷蒙德·錢德勒將「黑色電影」推向了巔峰。他的代表作《長眠不醒》成為了那段時間最賣座的電影，之後的《再見，吾愛》、《湖底女人》和《漫長的告別》更是一發不可收拾。一時間，比利·懷爾德成了錢德勒最好的夥伴；而後來成為一代宗師的希區柯克此刻僅僅是錢德勒的「學徒」。
黑色電影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我們耳熟能詳的《北非諜影》、《七宗罪》、《無間道》等經典都可以算作這類影片；而其他類型的好萊塢大片，也或多或少地體現著「黑色電影」的精髓。而這一切，全部是拜「黑色革命」所賜。難怪希區柯克感慨道：「沒有那場變革，我不敢想像今天的好萊塢將是什麼樣子。」
從電影回到文學創作，不難發現，黑色革命已經為西方偵探小說「設計」好了所有路線。
縱觀「黑色革命」到今天的西方偵探小說發展脈絡，不難發現，硬漢派偵探小說自始至終佔據著統治地位，不曾被動搖。後來的作品相比於哈米特、錢德勒時代，雖然在各個方面都有了新特色，但在核心思想上，都從來不曾動搖，反而隨著推廣條件的進步更加普及深化。
美國人勞倫斯·布洛克（1938—）是無可爭議地「硬漢第一人」，出生於紐約市郊區的他從19歲起就開始了文學創作，半個多世紀里從未停筆。布洛克的作品主要分為四個系列：酒鬼偵探馬修·斯卡德系列；小偷伯尼·羅登巴爾系列；失眠偵探伊凡·譚納系列；殺手凱勒系列。此外，他還寫有非系列作品《小城》《騙子遊戲》等。
馬修系列是布洛克最具水準的作品，主人公馬修·斯卡德的知名度甚至超過了雷蒙德·錢德勒塑造的菲利普·馬洛。馬修早年是個警察，因為在執行任務時誤殺了一個女孩，從此對生活失去了信心。他辭去工作，離開了妻子和孩子，常年住在旅店裡，終日與波本酒相伴。「酒店關門之後，我無家可歸」——這是馬修的口頭禪，也是對其生活最恰如其分的概括。
為了生計，馬修會接受一些委託，並為此奔波於紐約的大街小巷。可以說，馬修是當代文學世界裡紐約最好的代言人。通過這個酒鬼，我們不但可以體會到硬漢派作品的精髓，更能見證水牛城在近半個世紀里的變遷。
相比於其他硬漢派小說，勞倫斯·布洛克的作品更加「雅緻」，無論是文筆還是情節布設，都具有一種「小資」情調。因此，布洛克的作品為廣大精英分子喜愛，唐諾、朱天心、朱天文、侯孝賢等人都是他最堅定的粉絲。影帝梁朝偉甚至多次表示，非常希望在布洛克的一部作品裡出演一個角色，即便是個配角。著名導演王家衛的作品《藍莓之夜》，也是出自布洛克筆下——他的風格和功力，由此可見一斑。
女作家蘇·格拉夫頓（1940—）是當代最優秀的硬漢派作家之一，出生於美國肯塔基州的格拉夫頓屬於天才型作家，不但精通偵探小說的創作，還熱衷於撰寫電視劇腳本。在20世紀80年代，她竟然將典型英國田園風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說改編成了充滿美國風情的電視劇，而且取得了不錯的收視率。
最能展現格拉夫頓創作天賦的是她的「字幕系列」。很明顯，偵探小說的創作是非常困難的，既要考慮文學創作的普遍規則（文筆、人物、情節、思想等），又要兼顧類型特點（詭計、誤導、逆轉、解答等）。而格拉夫頓偏偏不信邪，在本來就不大的創作空間里進一步「自我壓縮」——通過書名進行自我迫害！
「字母系列」作品以26個字母為主題，每本書配合一個以該字母為首的單詞，再根據這個單詞創作故事。舉例說明：系列第一作品名為《A：不在現場》，原文是「A is for Alibi」，其中的「Alibi」即「不在現場」的意思，全書緊緊圍繞著不在場證明詭計展開；第二作品名為《B：竊賊》，原文是「B is for Burglar」，「Burglar」是「竊賊」的意思，顧名思義，本書的主題和一名梁上君子有關……
無須多言，這個系列的創作難度可想而知。但是，在蘇格拉夫頓手裡，一切顯得駕輕就熟。從1982年《A：不在現場》出版，她已經完成了「字母U作」，距離奇蹟只有一步之遙。其中，「A」斬獲美國偵探作家協會大獎，「B」和「C」則榮獲了安東尼大獎和夏姆斯獎，整套作品的銷量已經超過三千萬。也許，面對這樣的天才，我們要做的只是靜靜等待，期待「Z」問世的那天。
同樣在硬漢路線上堅定不移的作家還有很多，比如莎拉·派瑞斯基、東尼·席勒曼、魯斯·蘭黛爾等。這個流派作品的市場佔有率要佔到整個歐美偵探小說市場的60%以上，處於絕對的統治地位。
古典主義偵探之所以沒落，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這個流派對作品的內涵和外延限制得非常苛刻，試圖創新的人會發現，自己寸步難行，無法越雷池一步。而硬漢派偵探小說則沒有這層約束，流派本身的特點決定了這類作品的外延可以是五花八門的。
於是，我們看到，很多今天耳熟能詳的類型小說，在這個時期羽翼漸豐。
由於兩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各國之間關係日益密切複雜。創作者緊跟這一變化，創作出了很多高質量的間諜小說。
其中的代表是大家再熟悉不過的英國作家伊恩·弗萊明（1908—1964），也就是「007系列」的諦造者。二戰期間曾經在英國情報部門工作過的弗萊明掌握了大量一手資料，這使得他筆下的007號特工詹姆斯·邦德一躍成為迄今為止最具知名度的國際間諜。1952年，第一部「007系列」小說《皇家賭場》出版，隨後，弗萊明陸續出版了14部系列作品，累計銷量超過3億冊。
1962年，第一部007電影《諾博士》面世，全世界的影迷第一次直觀地欣賞到了「邦德模式」——永遠不會失敗的男人、嫵媚性感的女郎、深不可測的反派、豪華奢侈的場景、匪夷所思的道具……這些被一再重複的元素，已經陪伴我們走過了半個多世紀。每一次，人們都會津津樂道於這些其實已經被用濫了的橋段。007電影至今一共上映了22部，超過20億觀眾走進影院為這個間諜捧場。從邁克爾·康奈利到喬治·拉贊貝，從羅傑·摩爾到提摩西·達頓，從皮爾斯·布魯斯南到丹尼爾·克雷格，007已經經歷了六代。一切似乎都在變化，但這個間諜的魅力始終沒有褪色。皮爾斯·布魯斯南這樣總結「007」長盛不衰的原因：「是美艷的邦德女郎、是新奇的道具、是性、是羅曼蒂克、是幻想、是最終的英雄，賦予了這部電影長久的生命力。」
除了伊恩·弗萊明的「007」，弗雷德里克·福賽思（1938—）和約翰·勒卡雷（1931—）也是間諜小說領域的佼佼者。前者的代表作是《豺狼的日子》和《阿富汗人》，後者則以「史邁利三部曲」而聞名。此外，毛姆、格拉漢姆·格林等人的作品也非常具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