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論偵探文學以及本書結構
時間回溯到20世紀40年代。
當時的西方媒體上充斥著戰爭的消息，每個人除了與政府和領袖共同進退，似乎已經沒有了別的生活方式。在這個特殊時期，一組在平時看來有些不倫不類的另類消息，出乎意料地受到了民眾的高度關注，其引發的爭議，甚至差點改變世界的命運。
第一條消息來自美國。羅斯福總統撰文稱，名揚天下的大偵探歇洛克·福爾摩斯並不是英國公民，而是「山姆大叔」的同胞。總統列舉了很多證據，總結性地說道：「每一位美國公民都歡迎歇洛克回家。」
消息傳遞的速度絲毫不遜色於戰爭情報。三天之後，一位名叫丘吉爾的英國人在報紙上公開發表觀點：「羅斯福總統的言論是不負責的。福爾摩斯是英國人的事實在50年前就已經得到了證實。任何企圖把大偵探『據為己有』的行為都必將失敗！」在這位愛抽雪茄的首相眼中，「分裂」福爾摩斯的行為幾乎等同於希特勒對考文垂的空襲，簡直不能容忍。
美英兩國民眾立即被領袖的言論吸引，福爾摩斯的歸屬問題似乎已經影響到了反法西斯同盟的關係和第二戰場的開闢。
表現欲極強的法國人也來湊熱鬧，代表人民發言的任務自然也由領袖承擔。戴高樂說道：「無論偉大的福爾摩斯先生的故鄉在大西洋哪一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他永遠都是法國人民最好的朋友！」法國人就是這樣，為搶美國和英國的風頭，即便做出一些毫無意義的事情，也在所不惜。
於是，三個國家的福爾摩斯學家和大偵探的擁躉在各種場合展開論戰，他們唯一的目的是爭奪一位虛構人物的「版權」。著名偵探小說作家雷蒙德·錢德勒曾寫道：「萬幸，德國人和蘇聯人正在斯大林格勒玩遊戲，不然，希特勒和斯大林也一定會加入這場爭論。」
在21世紀的今天，相信福爾摩斯之名已經家喻戶曉了，他是誰？
一位小說中虛構的人物；
一位偵探小說中虛構的人物；
一位偵探小說中虛構的偉大人物。
偵探小說當真是魅力無窮，它可以讓三位偉人變得「斤斤計較」。偵探小說的主人公更是充滿了魔力，他可以令民眾暫時忘卻國恨家仇，轉而熱衷於一個毫無實際意義的話題。
對讀者而言，一部偵探小說佳作往往會令他們記住三個名字：作者的名字、作品的名字、偵探的名字。毫無疑問，三個名字里最重要的是最後一個。前面兩個僅僅是平面符號，而偵探的存在卻可以令一切立體起來——作者因此名揚天下，作品因此被奉為經典。
讀者一定是先認識了歇洛克·福爾摩斯，才記住了柯南·道爾；一定是先認識了小鬍子波洛，才記住了阿加莎·克里斯蒂（阿婆）；一定是先認識了御手洗潔，才記住了島田莊司；一定是先認識了江戶川柯南，才記住了青山剛昌……因此，我們不妨從最熟悉、最直觀的偵探入手，闡釋一下偵探小說的脈絡。
「偵探」一詞在英語世界最早出現於1194年，當時寫作「sleuth」，最初的含義是足跡、蹤跡，對象可以是人類，也可以是其他動物。到了15世紀，這個詞有了「狗追蹤目標」的含義，例如現在的「獵犬（sleuth-hound）」便是由此引申而來。在19世紀，這個詞的名詞形式正式有了「偵探」的意思，動詞形式則表示「搜查、調查」。而在今天，「sleuth」則指代偵探小說中所有的調查行為和解決事件的主人公（也就是偵探）。我們現在更多使用的「detective」一詞要年輕得多，是19世紀中葉才出現在英國大文豪（也是偵探小說先驅人物）查爾斯·狄更斯的作品中的。
現實中的偵探是伴隨著西方世界經濟的高速發展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而產生的，這和偵探小說產生的條件完全一致。第一位出現在偵探小說中的偵探是法國人奧古斯特·杜賓。他誕生於1841年，創造者則是美國人埃德加·愛倫·坡。杜賓先生集中地反映了偵探小說中主人公的特質——完全為破解真相而存在，不食人間煙火，沒有任何情感可言，怪異而神奇。我們至今不知道杜賓先生相貌如何，因為愛倫·坡只是創造了一架推理機器，對於機器的外形沒有隻言片語的描述。可以說，杜賓的出現使得偵探小說自誕生之日便被定格了：這是一種「極端主義」類型小說，這是一種最純粹的智力遊戲。
1841年之後的半個世紀里，若干位偵探的出現使得偵探小說的表現手法豐富起來，也改變了杜賓前輩給讀者留下的「冷酷到底」的印象。威爾基·柯林斯塑造的考夫探長讓故事變得更有層次；埃米爾·加博里奧筆下的偵探勒考克則給後來的偵探學員們留下了很多有效的偵破手段。不過，總的來說，偵探們在19世紀的表現遠遠算不上驚天動地，他們很優秀，但絕對稱不上偉大。
將「偉大」和「偵探」聯繫起來的是在1887年登場的大偵探歇洛克·福爾摩斯，他的出現使得偵探小說被全世界的讀者接受。隨之而來的是越來越多的人投入到了偵探小說的創作中，偵探小說進入到批量化生產的時代。這個時代始於20世紀初，延續了將近50年。這是一個「奇事天天有，神探遍地走」的美好歲月。我們習慣於將這個時代稱為「黃金時代」。
黃金時代的前半程屬於短篇作品，這時的偵探們比較習慣於「一閃而過」。切斯特頓的布朗神父如此，傑克·福翠爾的「思考機器」如此，奧斯汀·弗里曼的桑戴克博士如此，奧西茲女男爵的角落裡的老人也是如此。到了20世紀20年代，偵探們羽翼漸豐，已經不滿足僅僅在短篇小說中出場，開始渴望著更廣闊的舞台。長篇偵探小說的繁榮水到渠成。西方偵探世界裡耳熟能詳的偵探基本上都出現在這個時代。例如，1920年登場的波洛，1929年登場的埃勒里·奎因，以及20世紀30年代登場的基甸·菲爾和梅里維爾。我們可以斷言，這樣的時代不會再次出現。即使在精神生活已經如此多元化的今天，翻看黃金時代留下的經典，我們依然會驚嘆於作品的純粹與精妙。那是維多利亞時代和柯立芝繁榮的印記，註定無法再現。
美好的事物總是轉瞬即逝。1929年的大蕭條刺破了資本主義社會繁榮的面具，隨後而來的世界大戰摧毀的不僅僅是經濟，幾乎也打破了人類所有美好的幻想。一時之間，西方社會的公民再也沒有了享受的心情，在廢墟上重新建構家園和心靈才是當務之急。因此，華麗而虛幻的古典偵探小說時代無情地葬身於炮火之中。
這時，一群美國的破壞者紛至沓來。他們從戰場上退下，遍體鱗傷，卻根本無暇舔舐傷口。他們是戰爭時期的英雄，為了正義和愛出生入死。然而，這些英雄卻發現，這個世界變質了，骯髒的東西充斥各個角落，人類為了私利互相算計和背叛。英雄們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世界，結果卻是四處碰壁，頭破血流，要麼萬劫不復，要麼同流合污，英雄們的命運就是這麼殘酷。
我們把這些陌路英雄的故事稱為「冷硬派偵探小說」。這類作品對於古典主義偵探小說的衝擊被稱為「黑色革命」。革命的倡導者是達希爾·漢密特、雷蒙德·錢德勒等人，而他們塑造的英雄，如菲利普·馬洛，則成為了鐵血硬漢的代名詞。
黑色革命對於古典主義偵探小說的顛覆相當徹底，以至於今天西方世界的偵探作品幾乎全部脫胎於冷硬派作品，包括懸疑小說、犯罪小說、冒險小說、間諜小說等等。好萊塢興盛一時的黑色電影以及「007系列」，也是在黑色革命的影響下逐步成熟起來的。
不過，黑色浪潮席捲的範圍僅僅局限於歐美，地理上的阻隔和文化上的巨大差異，使得東方世界的讀者對於冷硬派小說及其衍生品不大「感冒」，我們更鐘情於古典主義偵探作品。因此，偵探文學在東方的發展歷程與西方大相徑庭，這一點主要體現在日本的推理文化發展上。
這裡需要先解釋一組名詞——偵探和推理，因為在這本書里我們會反覆接觸到這兩個詞。本來史上只有「偵探」這個詞，被用來特指愛倫·坡創造的這種文體。這個詞在歐美一直沿用至今，儘管外沿已經被擴大了很多。19世紀末，偵探小說流入日本，這種小說形式迅速被日本讀者接受——儘管在最初的半個世紀里，其發展速度非常緩慢。到了20世紀20年代，偵探小說在日本有了質的轉變，真正屬於日本人自己的偵探小說應運而生。日本的創作者和研究者為了自我激勵，也為了和西方的偵探小說區分，便創造出了「推理」這個詞，用以特指日本人創作的偵探小說。最早提出「推理」一詞的，是日本著名評論家、編輯水谷准。不過，推理小說的提法在初期並沒有得到太多人的認可。這主要是因為這個時期的日本作品和歐美偵探小說差別不大，沒有刻意加以區分的必要。
到了20世紀50年代，隨著社會派推理小說的確立，日本的推理文化逐漸擁有了自己的特色，「推理小說」的提法被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