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熱鬧街市相國寺以南、龍津橋以東的市區中心地區內，卻有一片幽靜的庠序之地的太學 以及與它毗鄰的貢院 。當初禮部和主管城市設計的官員們決定把太學放在這裡是否含有對太學生進行考驗，要他們在這五光十色、目不暇給的鬧市中修鍊得像個目不旁瞬、心不旁鶩的入定老憎一樣，固然不得而知，但是事實是。部分或者竟是大部分的太學生沒有能經得起這樣嚴峻的考驗，經常要冒犯嚴厲的禁條在宿舍以外過夜。按照規定太學生在外過夜，要在一本名為「感風簿」的記事簿上登記，表示他感受風寒，在外治療。奇怪的是這所煌煌學府竟成為風寒傳染所，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學生每夜都感受風寒，要到勾欄瓦捨去治療，而另外的三分之一學生則更加乾脆了，他們不用登記，每到黃昏就自動離開齋舍，黎明以前，逾垣而入，裝得沒事兒一樣，也沒有人敢去過問。至於白天黃昏，約幾名友好，袖籠一錠白銀，鵝行鴨步般地走到豐樂樓、會仙樓正店以及近在咫尺的仁和店去淺斟細酌一番的更是不乏其人。這些高級酒樓中的各級服務人員都經過嚴格的專業訓練，接待顧客，喜氣迎人，說兩句話都有譜兒，叫人酒未落肚，胃口先已大開。酒樓中還有些身懷絕技的技術人員，例如傳酒送菜的男工稱為「行菜」，他一次行萊，從雙手到胳膊直到肩膀下可以擺上二十碗菜肴，隨著顧客傳點，一份份送上，決不會發生一點差錯，否則顧客一有意見，與店主嘀咕幾句，這個「行菜」就有按照當時形式被扣罰工資，甚至被開革出店的危險。有了這樣一套齊整的班子，再加上豪華的氣派，精美的酒肴，當然可以廣為招徠顧客，日進斗金，使得一部分太學生趨之如鶩了。
雖然從廣泛的意義來說，太學生都可以算為「天子門生」，但實際上，太學生也並非個個都是這樣的「天之驕子」。等而下之的太學生只好到中等的酒樓以至到最低級的酒店去用酒飯。最節約的辦法是花十文錢吃一碗用肉末拌作料的炸醬麵，當時稱為「合羹」。如果嫌合羹吃不飽，還可以來個輕料重面的「單羹」，那已接近於「陽春麵」之流，只消付五文錢就可以了，即使再加五文錢的白酒，統共也不過十文錢，同樣也酒醉飯飽，吃得醉醺醺地回到宿舍。所有這些，太學生早習以為常，雖然豎在太學門口的一塊禁碑上寫得明白，未經學官同意，擅自出去酒飯，也在禁例之中。總之，太學生的逾規越矩，由來已久，連官家、大臣也目有所聞，只好閉著一隻眼睛，塞住半邊耳朵，裝聾作啞，區區幾位學官，當然更沒有必要雷厲風行地來整頓學風了。
可是太學生可以在哪個等級的酒樓、勾欄中吃飯鬧事、閒遊狂盪，也有嚴格的區分。這決定於他們本身的社會階層、經濟條件，也要看他們經常過從、密切往來的友好是屬於哪個等級。太學雖然聚幾千名學生於一堂，分子卻也非常複雜，各式人等都有。他們有的出身於名宦之家，父兄身居高職。是在朝或在野的名官兒，他們禮讓為先，把祖輩的恩蔭讓給長兄，自己退居到太學來，混他一年半載，憑著父兄的關係，照樣可以找到應試中選的方便之門、仕宦的終南捷徑；有的來自外路，在本鄉本地也算是富厚之宗，到得京師來，與上面的一檔同捨生相比較，權勢財力，都有所不逮，與他們交往，常有自慚形穢之感，這等人一時還爬不上高台，又放不落面子，成為夾心餅的餡子，處境很苦；有的出身寒素，幾畝薄田，養活家口已感拮据，他們本身的花銷，全靠官家供給的餼廩 ，這號人雖然清苦，學業成績，卻往往斐然出眾，考試起來總是名列前茅，再加上家世耕讀，算得是出身清白，只要高中進士，也有他們的前途；還有一等出身子富商大賈之家的子弟，富而不貴，也成為夾心餡子，處境不見得好。例如李邦彥的父親開一家銀鋪，發了大財，一心結交官府，把兒子弄進太學。李邦彥在學裡出手闊綽，到處籠絡，同舍學生看在銀子面上，當面與他敷衍一番，心裡不免以他的出身微賤而加以鄙視。他在學裡已得到「浪子」的綽號，這一方面是說他外貌雖美，缺乏真才實學，一方面也諷刺他雖然家私富足，卻終究根基淺薄，只好與些街混兒為伍。有的同學則因他品行不端，直斥之為「政類」。
太學裡有上舍、中舍、下台之分，那是劃分年資、班次的標準，要劃分人的等級，另外還有著一種無形的標準。雖然如此，太學畢竟是一所培育人材的黌宮，是一個在相當程度上還沒有把個人私利與政治完全聯繫起來的士子集體。除了少數敗類以外，太學生基本上持有相同的政治觀點、道德觀點。他們忠君愛國，要求清白賢明的統治，對人們的愛憎，也有著基本一致的看法。譬如說，他們強烈憎恨宣和的權貴集團，敬愛有節操又能實心辦事的官員。還有，他們對同學陳東都非常尊敬，大家願意聽他的話，干起正經事來，唯他的馬首是瞻，並且公認他是他們共同的領袖。在一個集體中能取得這樣的地位，而且為大家所公認，又不是由官方指派，那一定有著不簡單的理由。陳東確是具備被同學尊敬的理由，而大家之所以尊敬陳東則因為他們共同持有一個超乎個人利益的客觀是非標準，這個標準只存在於青年純潔的「莘莘學子」中間。
陳東出身於中等家庭——按照宋朝納稅標準的九等民產，他家正好排列在第五等，但到他的一代已完全敗落，家境十分清寒。這個家旅絕不是顯赫的，五服以內，並無一人做到知州、通判一級的普通官吏。他本人貌不驚人，口才也不太好，碰到緊要關頭，說話有些口吃，期期艾艾，竟然表達不出自己的意思。太學生獵取功名的看家本領，諸如做詩填詞、善於寫對仗工整的四六文、專一經之長等等，他都沒有學到手。只有寫政論文章，議論風發，詞鋒銳利，才是擅長的。有些太學生也善於寫這類文章，但筆墨多有含蓄，泛論時政，涉及到當權人物時就十分謹慎，有時筆鋒一轉，似貶實褒，因而以此取得富貴的也有人在。偏偏這個陳東，不懂得這些訣竅，往往指姓道名地攻擊當道，抨論時弊，不留一點餘地，因此半生蹭蹬，目前已近四十歲，仍然是一介諸生。這個年齡對學生來講已嫌過大，真已有了一些「太」的味道了。別人為他著急，替他叫屈，還有人出點子，替他代籌出身之道，他一概笑笑地拒絕了，毫不在意。
陳東並不是依靠本身以外的條件，而是依靠他本身的條件——直道行事、直道做人而博得人們對他的尊敬和信任的。他的交遊範圍並不限於太學，三教九流都有池的朋友，其中有些人與他締交甚深，往來頻密，他們也都尊欹他之為人，信任他，願意常來和他談談。
經常到太學齋舍來找他談天的有太醫邢倞和江湖朋友何宏。三個人擠在小房間里，由陳東作東，大家各吃一份「合羹」，雖然只花了三十個大錢，吃起來倒也津津有味。邢倞每次來都要帶一斤白乾，他自己養生有道，每喝不過兩把，其餘都讓另兩人包幹了。三人喝得痛快，每次喝上酒，就要喝過半夜。
邢太醫是陳東多年好友，他兼著太學「舍醫」的職務，經常來太學為師生們治病，但在師生中間可以做到不拘形跡，隨便坐下來就可喝酒談心的，只有陳東等少數幾個人。何宏是市井小民，也是江湖豪俠，他就是李師師的精神上的義父何老爹。陳東是通過邢倞與他結識的。他們締交後，彼此頓慕，常相約見面，後來索性成為常規，每隔三天就見一次面，有時在邢太醫的寓所，吃一頓比較講究的酒菜，多數就在陳東的齋舍里見面。他們見面後喝酒聊天，無所不談，從軍國大事，邊疆安危、宦海黜陟、社會動態，一直到市井細聞等等，包羅萬象。不談則已，一談就到半夜，甚至直達黎明，這在太學裡也是有干禁例的。太學和官府一樣，特彆強調一個「靜」字，在眾目睽睽的處所，都要豎起一方「靜」字木牌，以促使大家注意。可是陳東才不在乎這個哩！他的並不流暢的議論卻出之以洪亮的嗓音，往往蓋過兩位來客而聲振鄰室。左鄰右舍的太學生都是陳東的密友，他們也會聽到陳東他們的議論而擊節稱賞。這是因為陳東常常要發表別人沒有想到，或者想到了又有種種顧慮未敢形之於色，出之於口的議論。這些議論可能會給陳東和他的朋友們帶來麻煩，因為太學當局對陳東的行動早已密切關注，包括目前已經掌握了太學的行政大權因而也日益暴露其本來面目的太學正秦檜在內。這些學官都要旁敲側擊地向別人打聽陳東近來與哪些人往來最頻繁，發表過什麼奇談怪論。陳東曾經對這些人存過幻想，因而吃了不少虧，付出過一定的代階，現在算是把他們的心腸都看透了，口頭上的蜜糖，掩蓋不住內心的刀劍，他對他們是一不害怕，二不避忌，還是我行我索，要說什麼就說什麼，只要貶褒得中，公道自在人心，何必為了顧忌這些以整人害人甚至借刀殺人為專業的學官而隱諱自己的看法。
一天——那是在宣和七年春夏之交，又到了約定之期。邢倞、何宏二位先後來到他的齋舍，他的「合羹」也早已準備好了。邢倞還是以不變應萬變地攜來一斤老白乾，這是一個老年人的習慣。他們只肯做他們已經做慣了的事情，不肯換換花樣。而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