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人衡量新聞的價值，不是決定於它的重要性，而是決定於它的新鮮感。一切頭號新聞都不具有凝固性，因為一切新鮮的事物都不可能永久保持新鮮。汴河中網得的鯉魚，要不是趁著新鮮烹治吃了，雖有冰窖可以冷藏，到頭來只好腌了當鹹魚吃。雖說鹹魚也有它的市場，畢竟鹹魚的價值大大低於鮮魚。新聞也是一樣，總是新陳代謝的，一切冷藏過、腌過、臘過的新聞，勢必要變成「舊聞」，乖乖地讓位於新的「新聞」。
加速戰爭新聞代謝的是五月中旬開封府公人破獲了一件驚天動地的「鬼」公案。
有人利用已經炎熱起來但在那裡並不潮濕的氣候，「壟斷」了一段久已堙塞的地下水道，進行名副其實的黑市買賣。起初只是依靠一兩盞鬼火，在暗中摸索著做些小買賣，吃虧便宜，一半憑手氣、碰運道。他們自己稱之為「鬼市」。後來營業範圍擴大了，索性把大段的地下水道分隔成為一個個小房間，招引得大批男女前來飲酒作樂，賭博幽會。這時雖然已經明燭輝煌，人語喧聞，其熱鬧的程度不亞於地面上的「樊樓」（豐樂樓）和東西雞兒巷之盛，但他們自己還是謙遜地稱之為「鬼樊樓」。
東京人對於法律概念是模糊的，執法者——破獲這件公案的公人頭兒開封府尹盛章本人就經常在地上的「樊樓」擺酒席宴客，也免不了要賭博作樂，並且還以參加更高級的執法者殿前司都指揮使高俅在東雞兒巷趙元奴家裡邀集的歡宴為榮，如果有那麼一次不在被邀之列，就要惴惴然唯恐有什麼災難臨頭了。河北都轉運使詹度、河北轉運判官李鄴經常派人、有時自己也抽空到京師來，把大批軍需物資在市場上拋售，然後又叫人出面收購了，再以重價轉售給轉運部門。所有這些都是在法律保護下公開進行的，誰也沒有提出異議。為什麼僅僅隔開三尺地皮，在「鬼樊樓」中飲酒作樂，在「鬼市」作些將本就利的買賣，轉售一部分軍用剩餘物資，飲些官兒們盞底餘瀝，就算是犯罪呢？誰也不能夠解釋這個問題。
更加奇怪的是：「鬼市」、「鬼樊樓」的經營者和入股者自己先就有了犯罪意識，感覺到在這裡開張營業，招徠顧客，不太有保障，要找個可靠的後台靠山。他們找的後台不是別人，正乃是專管這一類犯科作惡的案件的高俅和盛章。前台與後台成立了默契，四六折賬，前台每天用大秤秤了上百兩銀子給後台送去，他們都欣然笑納了，人們管高俅叫「大掌柜」，管盛章叫「二掌柜」，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內幕之內還有內幕，據說包庇黑市，坐地分贓的還不止高、盛兩個，內押班張迪也軋一腳，被稱為「內掌柜」。這項小小經紀是通了天的，據內掌柜透露，「憑咱家一句話，還有人敢在官家面前道個『不』字？」可是台後老闆之間有時分肥不均，鬧起窩裡反，掌柜們一翻臉，把小夥計作筏子，連帶顧客們一起遭殃，被捉進官里去。為什麼日進斗金的後台老板不但逍遙法外，還老著麵皮高坐在堂皇上審訊這幹人犯？而鑽營一些蠅頭微利的小夥計倒要鋃鐺入獄、吃官司、打屁股？這個問題，誰也解決不了。
東京人對於吃喝玩樂的門檻雖然精通，對於司法問題卻是不求甚解的。他們接受法律的統治，承認鐵索、狴犴和板子的權威性，準備有朝一日也去嘗嘗它們的滋味，這就是朝廷賦予他們的特權。至於對法律的解釋權，那是屬於執行者的事情，他們無權過問，也漫有興趣去進一步探索。
他們只對發明創造這件聞所未聞的地下奇案感到興趣，特別對於「鬼樊樓」這個新穎奇巧的名稱大為激贊。
所有進不去樊樓的人因為把「鬼」字按在樊樓上面而產生了痛快感，他們本來也把在地面上的樊樓中進出的人看成為另外的一種族類——鬼。這種族類經過不斷膨脹發酵，早已失去人的正規化的形式了。
反之，有資格在地面上的樊摟進出的人也因為這個奇巧的名稱而產生了自豪感，他們本來就把進不去樊樓的人看成為另外的一種族類——鬼。這一族類必須經過一番加工改造後才能升格成為一個人。
進不進得去樊樓恰巧是把東京人劃分為兩大類的自然標準。但不管哪一類都對這個案件感到興趣，都因為把這個鬼字按到對方頭上去而感到舒服。因此這一件鬨動全城的公案，能夠在一段時期里，取代戰爭，保持了頭號新聞的榮譽地位。
東京人在自己的生活軌道上熟練地滑行著。
沒有一件新鮮可喜的事情會遭到他們的冷遇和歧視，但他們也同樣追求原來生活軌道中的一切。他們還是忙著逛相藍、趕廟會，在這個新的季節里，成千上萬的男女老幼，每天騎馬、乘轎或者步行著涌到萬勝門外的金明池去看「小傀儡」、「小鞦韆」等永遠看不厭的精彩節目。金明池是京郊著名的風景區、遊樂場和大市集。人們寧可跑十多里路到這裡來嘗嘗著名的「水飯」，「摩睺羅飯」、「水螺螄」和簇新應市的「涼水綠豆湯」等等，雖然這些小吃同樣也可以在城裡吃到，而且比這裡供應的還要價廉物美。
不忘故舊，舊中翻新，新的又要刻意求精，東京人的生活軌道就是這樣螺旋上升的。
唯一的不同，就是一年一度在金明池舉行的龍舟奪標競渡，今年由朝廷明令宣布暫停一年。推遲的公開原因是參加比賽的雙方——代表宮廷的龍翔隊和代表水軍的虎翼隊，都有許多好手到前線去參加戰爭了，剩下的成員不足成隊，比賽只好暫緩。只有這一件令人掃興的事情，才使人淡淡地想到離開京師一千里外的河北地面還有一場近乎端陽節龍舟競渡這種性質的伐遼戰爭尚在進行，還沒有分出勝負——一場多麼令人厭煩的競賽。此外，再也沒有人想起或談到這場戰爭了。
東京人像當初對這場戰爭這樣狂熱一樣容易地冷淡它和忘卻它，它早已被拋出東京人的日常生活軌道以外了。
不但老百姓如此，官方似乎也同樣忘記了這場戰爭。
朝廷的文武官員也是熟練地在仕宦生涯的軌道上滑行著，什麼都沒有改變，什麼都沒有遺漏。當然他們也要舊中翻新，新的刻意求精——在明爭暗鬥、爾虞我詐的技術技巧上。他們照樣在一些人面前做矮子、在一些人面前充胖子，得意者在朝堂上彈冠相慶，失意者在十里長亭外黯然消魂。這一切似乎都還按著老調子進行，但事實上已發生不少新的變化。
入內內侍省都押班張迪這部活的《縉紳錄》敏感地反映出官場的浮沉升降。他不是對某些人更加笑顏相對，喜氣迎人，便是對某些人把面孔拉得更長了，覿面相逢，也不屑點一個頭，竟然揚長而過。他的這架政治氣候測溫表每天都在指示寒署炎涼、晴雨乾濕，顯出高度的靈敏性。
當前的政治氣候是在朝的王黼一派人的氣溫更加上漲，在野的蔡京一派人的氣溫更加下降了。除了張迪的面部表情不斷變化外，還有下列一事為證。
五月初，致仕公相蔡京借大相國寺一連三天拜梁王懺，大做水陸道場，為祖宗薦福。現任太宰王黼當然要去拈香行禮，這是禮所當然的。王黼到了大相國寺只行了一個禮，說兩句應酬話，打起轎子就走，前後不過一炷香的時間。這是在朝派應有的權利，使他們易地以處，也是這樣做的，誰也不能提出異議。
引起軒然大波的，是王黼行經大殿時，一眼瞥見佛龕前的黃幡上寫著蔡京一長串的官銜，這些官銜雖然在事實上已經失去時效，成為「瓚」貨了，但寫在黃幡上卻還是十分輝煌的。王黼不禁對自己嘀咕了一句：
「不想蔡元長時至今日還有許大官銜！」
姑不論這句話包含著多少諷刺意味，也不說「時至今日」這四個字藏有什麼機鋒，蔡京自從當上執政以來，人們對他的稱呼也不斷高升，由「大資」到「參知」，到「相公」，再升到人臣的顛峰「公相太師」，已經歷有年所，他的這個元長的表字至少在口頭上已被人家遺忘了二十年之久了。不想一旦熱鍋子里忽然爆出一顆冷栗子，王黼有意忘記了他在仕途上要比蔡京晚進三十年的事實，忘記了他本來就是蔡京的門下，受過他的賞識、提拔，多年來相公公相不離口，叫得比別人更親熱、更響亮的事實，今天忽然在大庭廣眾間，當著蔡京子侄的面，直稱起蔡京的表字來。在情理以內的架子，大家固然習以為常，事情做得過火了，叫人下不得台，就會引起反響。叵耐蔡京的門下人，包括哼哈二將余深、薛昂在內，明明聽見了，不以為忤，反而逢迎拍馬，無所不至，恨不得一躬到地，把王黼一直送回相府。就中薛昂表現得格外起勁，他一個勁兒地拉住王黼的轎杠，跟著轎班走路，口中還念念有詞道：
「太宰目前正在百尺竿頭，青雲直上，將來勛業功德，當與伊呂比隆，正當於三代中求之。眼前區區，何足道哉！」
這番話迅速回傳到蔡京的耳朵里，元長的稱呼已叫他十分受不了，何況又是「眼前區區，何足道哉」，簡直是把他看成了一堆垃圾。公相今天總算嘗到薛大鼻子的滋味了，他一時沉不住氣，不由得指著兩尊正在鬥法的羅漢塑像，發揮道：
「上首兩尊羅漢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