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擴雖然屬於宣撫司編製，卻是一個超然於宣撫司共同利害、共同行止的「編外」人員。宣撫司的同僚們不僅不把他看作同僚，還要千方百計地把他排除在他們的小圈子以外。他們一致把馬擴看成為一匹不羈之馬，甚至是一匹害群之馬、一個化外之氓、一名異端分子，總而言之，他是宣撫司機關內部的一個「叛逆」。
西軍出身的馬擴，對於宣撫司具有一種先天的抗拒性，兩者原來就是格格不入的。但這一點還不是他成為叛逆的唯一原因，宣撫司里也有西軍出身的人，他們好像是加工過的腌肉、臘肉、風肉，已經失去了原來的味道，變得比較可以或者完全可以適應新的工作環境而和新的僚友們沆瀣一氣了。
馬擴卻是一個完全沒有希望加工改造的頑固分子。他知道在宣撫司當差，必須隨時擺出（或者至少是隨時裝出）一副對統帥部深惡痛絕、咬牙切齒的表情。哪怕是碰到一件極小的事情，只要是統帥部提供的、主張的，首先就要不分青紅皂白地痛罵一通，然後再去弄清楚它的內容和實況，談起一個統帥部的人員，哪怕他是極為普通的將領或工作人員，也要把他放在明顯的敵對地位上加以惡毒的諷刺、怒斥。這樣才能取得和宣撫司同僚們和哀共濟的效果。換句話說，小範圍內的「和衷共濟」是要以犧牲大範圍的「和衷共濟」為條件才能取到手的。
可是這個化外之氓的馬擴偏偏不肯按照這個公式跟同僚們「和衷共濟」。他不掩蓋自己的觀點和思想感情。統帥部的主張是錯誤的，他也反對它，但如果是正確的，他就熱烈支持，堅決擁護。他從來不諱言自己的出身以及他跟統帥部大部分人員的親密關係，他們遭到無端攻擊時，他就挺身而出，為他們辯護。他保護朋友的利益時，使用的辭彙是尖刻的，有時是激烈的，其激烈的程度比起他們受到攻擊的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就怪不得他的同僚在推舉他使遼時，要加上一條「擅長詞令」的考語。他一有空，就往統帥部跑，宣撫司的同僚們有時當面諷刺他「回娘家去」。他以一往無前的氣概蔑視他們，無視他們，直截了當地承認自己確是回娘家去了。
此外，他絲毫也不像在宣撫司這個權威機構內當差做官的樣子，絲毫不具備當差做官應有的常識和正規化的形式。這又是特別觸怒他的同僚的一個原困。
一個官僚之所以能夠成為官僚，因為他們忠實地按照官場中公認的一整套常識行事，並取得正規化的形式，把它們看成為行事的準則，處世的不二法門。集合這樣一批官僚主義者在一個機構里辦事，它就成為一個官僚的機構。
在宣撫司當差的常識和正規化的形式是：
對上司，必須維持其上下尊卑的體統，還要想盡辦法引起他的注意，博得他的歡心。對同僚，要有「私交」，要相互吹棒，表現得熱絡非凡，雖然不妨礙在利害衝突之際，彼此在桌面下踢腳，在背心後面放冷箭。對下屬，一定要擺出架勢，要求他以自己對上司之禮來對待自己。合法的諂媚、合法的兩面派、合法的妄自尊大，都是屬於常識的範圍內。
他們不管有事沒事，每天都要到公事房來應卯畫押，聽候上級的傳呼，一直要坐到比法定時間略早一刻才能離開。這一點殘餘的時間也被他們弄成合法化了。他們只辦找到頭上來的事情，自己決不找事情去辦。他們只對有利於自己的工作感興趣，決不對一般的公事感到興趣。
每一個統治機構都是一個小小的社會。宣撫司也是一個小小的社會。作為它的組成成員，首先就要承認它的權威性，遵守這些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制、傳統，這樣才能充分發揮它的統治效能。誰要是不承認它，不維護它，不遵守它，誰就是這個機構、這個小小的社會中的「害群之馬」，大家就要群起而攻之了。
北宋初期，也許像所有朝代的初期一樣有一個行政效率較高的精幹的政府。可是經過一百餘年的嬗變、腐蝕，政府機構越來越龐大了，政府人員越來越冗雜了，制度條例越來越煩瑣了，而行政效率恰得其反，越來越腐朽了。人們容易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數量往往是質量的反面。
負責伐遼戰爭的最高權力機構宣撫使司恰巧就是這樣一個腐朽的機構，而馬擴不幸又是這個腐朽機構中的一匹不可教葯的害群之馬。他不但不尊重、不承認這些公認的法則和形式，而且是它們的非難者、嘲笑者。他是一個專門根據非常識的原則來行事的人，因為到了他的時代，常識在這批常識家手裡早已墮落成為一種庸俗的官僚哲學、一個爭權奪利的掩蔽體、一種社會的腐蝕劑。馬擴無意去捍衛它。
從他自己的哲學出發，他沒有想到要維護機關中上下尊卑的體統，他並不認為童貫、蔡攸等上司值得他尊敬。他對私交有更加認真的看法，他不知道把寶貴的時間泡在公事房中無聊的談話中有什麼好處。兩軍相交，兵革方殷，多少正經事兒要等人們去辦，哪有閑工夫來當面吹捧，背後詆毀？這兩者都使他噁心。他知道在他的頭頂上並沒有一個認真想把事情辦好，能把事情辦好的頭兒。如果頭兒沒有把合適的工作分配給他做，他寧可自己專找話兒干，因為他自己知道什麼應該干，什麼不應該干，比頭兒們清楚得多。
從根本上說，馬擴也是一個功利主義者，急功好利，他急的是伐遼之功，好的是復燕之利，對戰爭有沒有好處，就是他衡量事物的唯一標準。他雖然抽象地承認朝廷的權威性，卻從來不承認這個凌駕於統帥部之上的宣撫司的權威性，僅僅因為統帥部的腐化程度略遜宣撫司一籌。
他跟宣撫司的同僚們沒有共同的哲學基礎，共同的思想感情，共同的語言興趣，他不願降低自己的水平來遷就池們，適應這個環境。他一直保持著嚴肅、緊張的精神狀態和清醒的頭腦，獨行其是地干著這一切不是對哪個上級而是對伐遼戰爭這一項莊嚴事業負責的工作。如果不是在那發霉起毛的特定歷史環境中，如果沒有他這種高尚的情操、高度的事業責任感、勤勤懇懇踏踏實實的工作作風，那麼他的勇於否定的氣質、野馬般的性格，可能會越出軌道，變成十分荒唐的了。
馬擴以自己的存在否定了宣撫司這個機構以及它的全體人員的存在，因此他不可能避免這樣的命運：在常識和正規化形式這兩把刀子的亂砍下，被砍得體無完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