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貫的說話中帶著一根令人難以咽下去的骨刺，但是大家既然齊心協力地把這場禍水推開去了，管他咽得下、咽不下這根骨刺，都高高興興地離開了會場。只有劉鞈一個人的心情反而十分沉重起來。
原來今天劉鞈在會議中，起先打算推舉的出使人選，並不是如他後來點頭承認的馬擴，而是他還沒有來得及提名的兒子子羽。劉鞈所以有勇氣敢於排除一切顧慮，打破常規，把兒子的名字提出來，因為有雙重理由支持他：對公來說，遣使諭降，確是當前的要著，需要一個能夠勝任的人選去充當使臣。對私來說，子羽參軍以來，只在參謀處當一名無足輕重的掌書記，辦些例行公事，還沒有機會表現出他的非凡的才華。目前戰場上既無用武之地，讓他出使一行，正是他探虎穴、取虎子，為自己造成脫穎而出的唯一機會。現在這個機會恰巧落在他的腳下，白白錯過了。豈非十分可惜？
可是他畢竟提得太輕率了，話一說出口，他的勇氣就驟然消失。眼前這幅圖景實在太可怖了，誰要出使去，誰就可能遭遇趙、張兩個遭遇的命運。內舉不避親，固然為《春秋》所美，把兒子推上死路去，卻也是大乖人情的。他想推薦兒子出去大顯身手，這隻有十分之一的可能，而推薦兒子走上死路，倒是十拿九穩。律以天理人性、聖人的教訓，都是煞費躊躇的事情。他好像一個「客氣」用事的戰士，乍聽得戰爭的號角聲，沒有多考慮一下，立刻就披堅執銳，衝上第一線，可是一看到劇烈的戰鬥和一批批倒下來的戰死者，他忽然害怕了，畏縮了，發起抖來，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
多謝趙良嗣忽然提出了馬子充的名字，替他解了圍。
他承認，從擔負這項任務的任何條件來說，馬擴都比他兒子強。他對這兩個青年人都是那麼熟悉，那麼了解，可以作出十分公平、正確的判斷來。他後來同意馬擴，推薦馬擴，從公事的立場來說完全可以心安理得。
可是「良心」呢？對於他，除了公事，還有一個反躬自問的良心問題。
他想起聖人之訓。他明明想推薦兒子，臨時又產生了恐怖心，反而硬說他想推薦的就是馬擴。這首先就犯了「欺人」的罪名，把可能要壓到自己兒子頭上來的殺身之禍，轉嫁到馬擴身上去，這又大有背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還有他與馬氏父子素來熟識，彼此很有交情，當年在靜塞古堡和羌人談判後，他從一個中級官員，一躍而升至微猷閣待制的顯要地位，這一大半是靠馬政的功勞。人之父有德於己，而推禍及其子，「以怨報德」，又是聖人所深戒的。一舉而有三失，顯然違背了他平日自持的道德標準，使他十分內疚起來。
道德家用道德來炫惑別人，好像魔術家用魔術來炫惑觀眾一樣，他雖然要求別人相信這是真實的，他自己的內心中卻十分明白那是虛偽的。道德可以用來約束別人的行為，但決不能約束道德家本人的行為。這在業餘的道德家固然如此，在專業的道德家則尤其是這樣。
要替劉鞈說句公道話。在專業的道德家中間他確是個例外的人物。他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用道德來欺騙別人，同時也欺騙自己，兩者都沒有自覺。他對別人提出很高的要求時，確信自己也可以做到，當他對自己提出這樣的要求時，認為別人也應該達到這個標準。他從來不懷疑自己是個真正的「君子」，因此才可能在這類純粹屬於利害關係的考慮上感到內疚的痛苦，感到所謂「良心」上的不安。這使他成為一個典型的中間人物。
懷著這顆內疚的心，他回到參謀處，就把兒子找來，詳細地告訴他會議的結果（只是隱瞞了他最初要把兒子推薦上去的心理活動），要他立刻去轉告馬擴，使他心理上有所準備。如果馬擴對於這項使命沒有異議，那麼八面擺平，皆大歡喜，誰也不必替誰負責。如果馬擴不願出使，那麼他在事前已經通知過他，使他贏得時間，可以在宣撫使面前託詞婉辭這個差使。而他自己也可藉此彌縫心裡的內疚，減輕精神負擔，償付這筆道德上的債務。
但是並非道德家的兒子跟父親的想法卻不一樣。
既然這番出使如此重要，又是如此危險，那麼父親為什麼不替他爭取？越是危險的地方，他越要挺身而上，以炫耀自己的勇敢，顯示出自己無所畏懼的氣概。
「馬子充去得了的地方，為什麼我劉彥修就不能去？」這個大好的機會被郎罷（他也是個福建人）生生錯過了。現在他既不能使宣撫使推翻成議，改變出使人選，又不願屈居馬擴之下，要求去當他的副使。這兩件都做不到，他只好等以後的機會再說，心裡十分懊惱。
他到宣撫司去找馬擴，沒有找到他。
「這個馬子充算得是什麼宣撫司的人？」司里的人員抱怨道，「你要找他，還是到他娘家去找，才有著落。」
「休提那個姓馬的小子！他是匹沒籠頭的野馬，既不應卯，又不請假，到處亂跑，幾天也沒有影子。」
「宣相剛才找不到他，正在大發雷霆。已經打發五七個人到處去追尋他了。」
劉子羽連夜趕到統帥部去找他，那裡的人也說已有好幾天沒見馬子充了。兩處都沒有他的蹤跡，這匹沒籠頭的野馬跑到哪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