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2月
冬日的陽光雖然慘淡，卻也讓懷特峰顯得生動起來。天空冰冷的藍色與大地上無精打採的綠色相互映照，倒像是夾雜了些許灰石牆的色彩。陰霾似乎不應該這麼重；一道光線照射在白色的石灰崖上，形成交錯雜陳的顏色，有的地方是像鴿子一樣的灰白色，有的地方是像戰艦一樣的藍灰色，有的地方則幾乎是黑色；畜棚和房舍更加濃重的色調點染著四周；陽光照不到的淺灰色石板屋頂上落著一層白霜；荒野上是深灰色的羊群。
猩紅色的轎車沿著狹窄的鄉間小路平穩地行駛著，就像是一隻異國的鸚鵡落在英國的森林裡。當右邊的衛理公會教堂映入眼帘時，開車的金髮女郎輕輕地踩了剎車，車子慢了下來。這時，她看到了一塊路標，她記得從前這裡沒有這塊兒路標。路標指向左邊一個很窄的轉彎，上面寫著「斯卡代爾」。
終於到了，她想。這塊陌生的路標及時提醒了她。她意識到這個地方已經變了。現在，那些迷路的人就會知道，他們正在走向斯卡代爾。如果她能找到這塊兒路標，那別人也能找到。當她開車轉過那個彎道時，她激動得有點發抖。儘管她隱約記得這條彎彎曲曲的路上坑坑窪窪，她還是沒有放慢速度。高高的石灰牆擋住了二月微弱的陽光，使它照不到這條單行道上。除了幾處因為車輛碾壓而露出的柏油碎石路面，整個道路上還積著厚厚的霜。但如果她的車打滑把車身的漆碰掉的話，對這項計畫而言可不是一個好兆頭，她這樣提醒自己。
灰白色的石牆突然間變成了高聳入雲、層次分明的灰色石灰岩崖壁，凱瑟琳·希斯科特卻一點也沒有感到震驚，令她驚奇的是路上那道將公共用地和私家宅院分開的大門不見了，現在，只有從那些石制門柱和攔牛木柵留下的痕迹上才能看出，斯卡代爾人曾經刻意將自己同外部隔絕，她的寬幅輪胎正從這些痕迹上輕緩地壓過。
眼前的景色沒有太大的變化。盾牌峰和斯卡代爾峰依然矗立在河谷中；羊群還在悠閑地吃著草，儘管它們也免不了被逼著趕趕時髦，較為熟悉的沼澤地區耐寒綿羊群里被硬加進了一群雅各羊。林地里零零散散的樹木更加成熟，這是真的，它們被保護得很好，新的幼苗代替了那些被砍掉或被惡劣天氣摧毀的樹木。這裡感覺像是與外面的世界沒有任何交流和聯繫，凱瑟琳彷彿進入了另一個宇宙空間。眼前的一切彷彿使她回到了童年。她坐在汽車後排的座位上，眼睛越過大人的肩膀向外看。那是一個夏日的星期天下午，他們驅車來到這裡，去尋找斯卡萊斯頓河的神秘源頭。
車子在村莊邊上停下來時，她才明白真正的變化是這片公共綠地。自從霍金被絞死以後，斯卡代爾經歷了一個日新月異的發展變化。她回想起自己第一次寫愛麗森·卡特爾謀殺案時所了解的情況，那是十幾年前，她受命寫一篇新聞專題，因為那樁「無屍」案已經佔據了所有的頭版頭條。凱瑟琳通過查閱當地的紙質檔案以及詢問她媽媽的牌友得知，魯絲·霍金從她丈夫那裡繼承了那片山谷和整個村莊，她決定遠離這一切。於是，她賣掉莊園宅邸，請了一個經紀人照管田地和農活。佃戶可以買下他們的房子，這幾年也有些房子被賣給了外地人。魯絲·霍金不可能再繼續找下去了，凱瑟琳想通過魯絲的律師安排一次會面，但卻被拒絕，這個律師就是她的經紀人。
魯絲的一連串舉動不可避免地讓這個村莊煥然一新。門窗漆上了鮮亮的油漆，他們還修了一個花園，即使在冬日的嚴寒里，早開的番紅花、低矮的鳶尾花和雪蓮花也開得奼紫嫣紅。不過，汽車也多了，以往這裡只有一輛破舊的路虎車和一位鄉紳的奧斯丁·坎布里奇車，漸多的汽車打破了村莊的靜謐。一個現代的玻璃電話亭取代了以前那箇舊的紅色電話亭，不過那塊大石頭依然像人們熟悉的那樣稍稍有些傾斜地立在那裡。即使有了時髦的汽車和面貌一新的村舍，在這樣一個清冷的下午，還是不難描繪出她第一次來斯卡代爾時它的樣子。那時，她還是個小姑娘，後來長大了，褪去了天真，長成了一個少女。
她那時已經十六歲了。愛麗森·卡特爾謀殺案已經過去兩年半了。凱瑟琳的男朋友有一輛小摩托。春天的一個下午，她說服男友騎車帶她去斯卡代爾，這樣他們就能親眼看到案發現場了。她有點不好意思地承認，那只是出於殘忍的好奇。在她那個年齡，任何行為都以追求違法為目的。他們沒有興趣——或者說也沒有準備——費勁地穿過灌木叢去找那個廢舊的礦井巷道，但是，因為出事地點的種種傳聞，當兩個小孩子在宅邸後面的林地里摸索時，一種意想不到的激動讓他們戰慄。
她現在明白，那也是一種驅除審判菲利普·霍金時瀰漫的恐怖的方式。當然，許多細節在新聞報道中都被嘩眾取寵的委婉語所掩蓋了，然而凱瑟琳和她所有的朋友們都知道愛麗森·卡特爾遭遇了可怕的不幸，他們也被警告過，如果落到陌生人的手裡也一樣會發生那種可怕的不幸。愛麗森的遭遇更加恐怖，因為她落在一個她認識而且應該可以信任的人手裡。對凱瑟琳和她的朋友們而言，他們都有中產階級家庭的庇護，家不一定絕對安全，這個想法引起了他們深深的不安。
在一個更現實的層面上，這個案件給她們的生活增加了各種各樣的限制，有來自父母的，也有他們自己強加給自己的。對他們的看護和陪伴幾乎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而當時，英國的其他青少年正在迎來搖擺舞風行的六十年代。愛麗森的命運為凱瑟琳的少年時代蒙上了一層迄今為止尚未被察覺的陰影，她忘不掉這個案子，也忘不掉這個受害者。它比其他任何一個原因都重要，差不多就是因為這件事，凱瑟琳決定儘快離開巴克斯頓。先是在倫敦一個大學讀書，然後在一個通訊社做勤雜工，最後她成為新聞專欄作家，這份工作終於使她斬斷了和過去的糾纏，讓她的生活里充滿了新的面孔，新的魔力，任何一件小事她都做得比別人好。
當凱瑟琳從一個台階邁上更高的台階時，她常常會琢磨，如果愛麗森還活著，她的未來該是什麼樣。她告訴自己她不是對這件事著迷，只是受到好奇心的感染，那種好奇應該會令每一個記者坐立不安，只要他生長的環境與這樁離奇恐怖的案件發生地不遠。
現在，神奇的是，她自己將是那個最終撥開過去的面紗，揭示這個故事背後玄機的人。她想，真是天遂人願。不可能有另外一個記者更有資格去揭開真相了。
凱瑟琳走下車來，繫上巴伯夾克衫的扣子，將圍巾掖緊。她穿過綠草地，爬上石階，一條小路展現在眼前，她知道，順著這條小路可以走到發現那條名叫舍普的狗的那片灌木叢，從那兒也可以找到斯卡萊斯頓河的源頭。
結了霜的青草在她的腳下發出嘎喳嘎喳的響聲，她禁不住將這次散步與她上次來斯卡代爾時的情形進行對比。那是十年前一個炎熱的七月午後，太陽在藍得耀眼的天空發出爆熱的光，只有樹林大方地讓你暫時躲開暑熱。凱瑟琳和她的幾個朋友在達夫代爾租了一間度假屋，作為他們在皮克斯徒步旅行的落腳點。其中有一次遠足是從丹德代爾到斯卡代爾，再到斯卡來斯頓河。長途跋涉，他們感到酷熱難當，而且身上黏糊糊的，於是便在從綠地上的電話亭叫了一輛計程車，等車的時候，他們便坐在一段矮牆上，東拉西扯地說一些他們在倫敦的同事的閑話。凱瑟琳甚至沒有提到愛麗森，很奇怪地，她有些迷信，不願意和她的同行分享這個故事。
她從來沒想過，說服喬治·貝內特打破他三十年的沉默來談論這個案子的人竟然會是她。雖然她從來沒有忘記愛麗森·卡特爾，可是要為本世紀最令人感興趣的案子之一寫一本定性的書卻還沒有提上凱瑟琳的寫作日程。
去年秋天在布魯塞爾，她都沒想到要寫這本書。但是，根據凱瑟琳的經驗，最好的故事都不是刻意找來的。毫無疑問，她心裡已經知道這將是她職業生涯中最精彩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