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愛麗森·卡特爾一樣，我也於1950年出生在德比郡；也像她一樣，在一天一天長大的過程中，漸漸熟悉了懷特峰一帶的石灰岩山谷。這裡的暴風雪常常把我們與外界相隔絕，對此我們一點兒也不陌生。我們都不會忘記，有一場暴風雪曾使得在巴克斯頓舉辦的板球賽被迫中止。
所以，當愛麗森·卡特爾在1963年12月走失之後，相對於大多數人而言，我和我的同學都更明白這意味著什麼。我們不僅了解她長大的那個村莊，也很了解整個這一帶的村莊。我們知道她每天都幹些什麼。在教室里，我們忍受著相似的煎熬，在衛生間里，我們曾為「披頭士四人組合」中哪一個最讓我們心動而爭吵。在我們自己看來，我們都懷著共同的希望、夢想和恐懼。正因為這樣，一聽到「走失」一詞，我們都相信愛麗森·卡特爾一定是出了什麼可怕的事兒。因為我們也相信，在十二月中旬的德比郡，有一種情形對於一個像她那樣——也就是像我們這樣的女孩子——是無論如何也逃脫不了的。
並不只是十三歲的女孩子相信這一點。上百人自願參與了搜尋，我父親也是其中一員。他們搜遍了斯卡代爾附近的高沼地和森林茂密的峽谷。當他結束了一天的搜尋，毫無結果地回到家裡時，他那嚴峻、恐怖的表情至今依然鮮活地銘刻在我的記憶當中。
我們一直關注報紙上有關尋找愛麗森·卡特爾的報道。在學校，一連好幾周，每天總會有人做出新的猜測。這麼多年之後，我依然有很多問題想問喬治·貝內特——當年負責這個案子的警官，但有些問題他未必能回答。
我的敘述不僅僅是以喬治·貝內特當時的記錄和現在的記憶為基礎。為了寫這本書，我多次走訪了斯卡代爾以及附近地區，採訪了很多當時對愛麗森·卡特爾事件提供線索和看法的人，收集他們對此事的印象，比較他們作為親身經歷者的描述和見解。此書之所以能夠完成，主要得益於包括珍妮特·卡特爾、湯姆·克拉夫、皮特·格倫迪、查爾斯·洛馬斯、凱西·洛馬斯以及唐·斯瑪特等人的幫助。雖然我在借用藝術手法表達人物的心理、情感和對話時，並非與現實生活中的人一一對應，但這些都是以我對依然健在的相關人員的採訪為依據的。他們願意幫助我把這一事件中的群體和個人忠實地塑造出來。
當然，1963年12月那一天夜間發生的事情，有一些永遠也不會為人所知了。但是，對於任何一位被愛麗森·卡特爾的生與死所牽動的人，無論時光怎樣流逝，無論和她熟悉還是陌生，喬治·貝內特對這起暴行——20世紀60年代最令人髮指的暴行之一——的描述都將是攝人心魄的。
在很長一段時期里，由於人們對眾所周知的「沼澤謀殺」議論紛紛，便漸漸淡忘了這一事件。但是，愛麗森·卡特爾的命運就像遭遇「沼澤謀殺」一樣悲慘，因為她落在了一個兇手之手，而她是這個兇手唯一一個被害人。她的死給人的啟示至今依然很重要。如果愛麗森·卡特爾事件向我們昭示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即使最險惡的用心也可能會戴著友善的面具。
無論如何，愛麗森·卡特爾都不會起死回生了。但是，以她的不幸警示世人，可以防止更多的人受害。如果此書能夠達到這一目的，那麼我和喬治·貝內特都會感到十分欣慰。
凱瑟琳·希斯科特
1998年於朗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