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蒙塵獨秀峰 第十節

陳獨秀歸葬家鄉兩年後,江山易主,他手創的中國共產黨終於把宿敵國民黨趕到了台灣島上,他的學生毛澤東在世界東方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紅旗。

滄海桑田,萬象更新,但陳獨秀的後人的生活卻一如舊時代。因生計窘迫,在安慶窯廠工作的陳松年甚至不得不將父親在北京的一處房子賣了。在共和國時期,「叛徒」、「漢奸」、「機會主義路線頭子」的遺族的日子可想而知。

然而,到了1953年春天,情況突然有了變化——中共安慶地委統戰部開始按月發給陳松年三十元人民幣作生活補助金,且一直發到1990年陳松年過世!20世紀50年代,中國大陸的一個普通工人的平均月薪也不過三十元啊!年復一年,在普遍困厄的年代,這是多大的一筆財富!陳松年及其子女一直也弄不明白,共產黨的這筆錢究竟是給陳獨秀的兒子的呢,還是給陳延年、陳喬年兩位烈士的遺族的?

他們當然更不知道,這風雨無阻的關照竟然來自最高層!

那年早春二月,毛澤東乘從國民黨海軍手裡接收的「洛陽」號炮艇巡視長江沿岸。21日上午,安慶地委書記傅大章和市委書記趙瑾山奉命登艦迎接主席。大革命時期,毛澤東曾多次乘船經安慶往返於上海和武昌,卻從沒在此登岸。

這一天,毛澤東興緻勃勃地坐定安慶城,見傅大章等拿出厚厚的筆記本和各種文字材料要彙報工作,他大手一擺:今天不用你們彙報工作,隨便談談。隨即,毛便打聽:陳獨秀家在安慶什麼地方?

傅大吃一驚,沒想到主席竟然會問起本地一向諱莫如深的人來,便謹慎稟報:在獨秀山下。

毛一怔:安慶有個獨秀山?

傅實話實說:獨秀山是懷寧縣內的一座小山,離這裡有三四十里地。

毛再問:是獨秀山以陳獨秀得名,還是陳獨秀因山得名?

傅答:原來就有獨秀山——先有獨秀山,後有陳獨秀。

毛頷首,釋然。俄爾,問起陳的家人情況,當得知陳松年尚在此地生活且曾賣房以維持生計時,頗不以為然,說:「陳獨秀的後人有生活困難,可以照顧嘛!」

最高領袖一言九鼎,陳松年一家遂有了固定補助。

毛澤東與陳獨秀緣分極深。

早在西北的窯洞里時,毛澤東就對第一個採訪他的外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坦言:青年時代與陳獨秀的結識「成為我一生轉變的原因」。他還說起早年在長沙讀書時:

有很長一段時間,每天除上課、閱報以外,看書,看《新青年》;談話,談《新青年》;思考,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問題。

對陳獨秀的崇拜竟讓這位湖南學生領袖在自己主辦的《湘江評論》創刊號上喊出了「我祝陳君萬歲!我祝陳君至堅至高的精神萬歲」的口號!

成為職業革命家後,毛澤東更在北京、上海、廣州、武昌等地與「老先生」有過親密接觸。

且看毛澤東與陳獨秀同在一地時的概況——

在北京時,陳乃堂堂的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和威名赫赫的《新青年》主編,毛是該校圖書館裡的一個毫不起眼的助理員;在上海時,陳是中國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即後來的政治局)委員長,毛為中共中央秘書,就等於是陳的秘書;在廣州時,陳是國共合作時的共產黨首腦,毛乃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並擔任過該黨中宣部代理部長的高級幹部。

蘇聯人在中國大力推行的「國共合作」政策,終以國民黨統一了中國,共產黨差一點被趕盡殺絕而告結束。斯大林惱羞成怒,乃讓曾在莫斯科喝過洋奶水的青年幹部瞿秋白等取代了陳獨秀。彼時的毛澤東只是中央委員,尚不具備競爭領袖的資格,但代表斯大林領導中共的馬林同志對這個從湖南山溝里走出來的中共農委書記很有興趣,所以,在清算陳獨秀「錯誤」的「八七會議」上,毛澤東擢升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儘管幾乎中外的傳記都稱毛澤東在那次重要的換班子會議上作過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長篇發言,且有會議記錄為憑,偏偏當時以中共湖北省委代表身份列席會議的鄭超麟不這樣說。鄭老生前在他的那本彌足珍貴的《懷舊集》里另有說法。

鄭文道:

1927年8月7日上午,主要是十幾位與會者聽瞿秋白念了由共產國際起草的《告全黨黨員書》,之後,幾個人發言……

最後,毛澤東從床沿上站起來發言,他只說了幾句,我忘記了說的甚麼,但羅亦農制止他說下去,理由是:我們現在很不安全,今天的會已經開得太久了,要快點散會。於是毛澤東坐下來。八七會議就此結束了。

鄭超麟老人特別補充道:

多年來有一種傳說,說毛澤東召集和主持八七會議,在會議上長篇大論批評陳獨秀的機會主義,最後罷免了陳獨秀的總書記職務。……這個傳說與歷史事實有多大的出入!陳獨秀在八七會議以前好久便已自己辭去總書記職務了。

至於那份明明有毛澤東發言內容的「八七會議記錄」,鄭超麟老人認為,那不過是在場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讓人補記以向共產國際交差的材料罷了。鄭說,那個年代,會後補記的事並不稀罕。

以毛澤東當時的地位,他不一定知道陳獨秀與共產國際在華代表們的具體過節,但就其剛強的個性與敏感的民族自尊心而言,他又與下台的陳獨秀何其相似乃爾!

隨著陳獨秀的被迫辭職,茫然登上黃鶴樓的毛澤東,無比悲涼地吟著自己的心境:

茫茫九派流中國,

沉沉一線穿南北。

煙雨莽蒼蒼,

龜蛇鎖大江。

誰說那首悲情四溢的《菩薩蠻·黃鶴樓》是「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強烈控訴」?或者,是對大批犧牲的革命烈士的緬懷?不!分明是作者面對黨內驟變的形勢的一種極大的困惑,是對被趕下台的「老先生」的深沉的憑弔——

黃鶴知何去?

剩有遊人處。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酹,就是把酒潑在地上以緬懷故去者的一種古之習俗。民國十六年(1927年)春在武昌的毛澤東,面對即將被轟下台去的政治導師,能不「酹滔滔」歟?

是的,在「倒陳」的那段時間裡,善於獨立思考的毛澤東不會人云亦云,他也許猜得出,陳獨秀的出局恐怕是斯大林在找替罪羔羊罷了。性情耿直的「老頭子」的觀點有什麼錯?「中國的事只有靠中國人來辦!」——「老先生」痛徹肺腑的喟嘆理應一直迴響在毛澤東的心壁。只不過,一直被共產國際當面領導並監督著的陳獨秀成了斯大林錯誤決策的犧牲品,而毛澤東則利用長征途中與「遠方」失卻聯絡的一段寶貴時間,成功地把中國共產黨引上了勝利之途,讓蘇聯人不得不接受毛澤東領導中共的現實。

毛澤東在遙遠的大西北悄然執掌中共之時,正是陳獨秀被國民政府提前釋放之際。

然而,有誰知道,當毛澤東在黨內有了話語權以後,中共對「老先生」的態度反倒開始產生變化!

陳獨秀提前出獄後,毛澤東欲將本黨創始人接至延安養起來,但因陳拒絕公開聲明悔過而作罷。

毛澤東心有不甘,即使到了「神仙」從天而降後,他仍想著陳獨秀呢——「神仙」乃毛澤東對被蘇聯飛機送來延安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王明、康生的稱呼。尚未被「遠方」正式認可的毛澤東對王明的出現正心懷忐忑,中共其他領導人也把目光轉向了「天外來客」,所以,王明一時也就真把自己當成了斯大林派回來當家的人。由是,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12月9日至1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就成了毛澤東忍讓王明的一次非常會議。會議上,一共有三個人作了報告:總書記張聞天同志理所當然要發言,他的報告為《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接著開腔的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他神氣活現地給長期留在國內的同志們指點迷津——《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最末一位作報告的是項英,未參加長征的他向中央彙報了《三年來堅持的游擊戰爭》,顯然,這是一個必須要向黨內交代清楚的彙報。毛澤東在這個重要的會上,沒有發言權!過後,毛曾多次發牢騷,稱王明回國後的那段日子,「沒有人理我」!

時任政治局委員兼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的張國燾晚年在《我的回憶》中,記下了他叛逃去國民黨前所參加的最後一次中共高層會議的情景:

……他(毛澤東)似也懷念陳先生的舊誼。他曾向我表示,可以與陳獨秀先生等形成某種合作關係,以期一致抗戰。……

由於毛澤東的這種態度,張聞天(時任總書記)也只好遵照實行。……

這件案子拖延到這次政治局會議上才提出討論。王明知道了這件事,不問情由,便聲色俱厲地表示反對。他指出我們和什麼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國際上我們可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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