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97年12月14日，我就找過北京故宮東牆外的箭桿衚衕，北洋時期的箭桿衚衕九號，現為20號，是陳獨秀任教北大時的故居。
大門朝北的陳氏故居，隱匿於紫禁城東的一片灰色的衚衕里，已經破舊不堪。之後幾年，我又去過幾次，去看望房東孫志誠老先生。老先生的父親，即當年陳獨秀的房東。我曾幾次在當年的《新青年》編輯部里，聽老人坐說當年。
老人說，當時，他們一家依然住在南邊的那排屋裡，北邊靠衚衕的這排房子，租給了陳獨秀先生（他每提陳獨秀，必加「先生」二字）。當年，住這兒多方便啊！陳獨秀先生從這兒去北大上班兒，或者走衚衕西口的騎河樓南巷再轉到北巷，或者走東口的北河沿大街，往北走沒多遠，就是北大紅樓了。陳獨秀先生當年與高君曼和一雙兒女都住在這個小院。北邊靠門口的這間房子，就是《新青年》編輯部。靠門兒方便啊，人來人往的，聽父親在世時說，那會兒，這兒可熱鬧啦！
蔡先生胸寬如海，陳獨秀如魚得水，初到北京的日子，陳獨秀工作順心，事業斐然，群星拱月，天下景仰。在胡適、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李大釗等新文化運動的幹將加盟後，《新青年》成了一個時代的號角和整個世紀的旗幟。這位新文化運動的「總司令」（毛澤東語），講學、撰稿、交友、演講，甚至親自撒傳單，像旋風一樣掀起了中國近代的一場思想大啟蒙運動。現在，誰都得承認，沒有五四時期陳獨秀所領導的那一場新文化運動，就不會有現代中國的大批傑出政治、軍事、文化人才的湧現，也就不會有日後中國共產黨的問世。
嗚呼！漫漫中國歷史上，有幾位在野的思想家的號令，能令整個中國的知識分子如此感佩，如此響應，如此奮起，並因此而改變了民族的命運？
然而，誰能想到，即使佔據了全國最高學府的一流位置，即使已是萬眾仰望的知識界領袖，即使果敢地加入了約束一己物慾的北大「進德會」，陳獨秀仍堅持不做完人，他白天忙著發動新文化運動，晚上則忙裡偷閒去八大胡同銷魂。
高君曼當然要與他吵鬧了。小眾女士言簡意賅地罵丈夫為「無恥之徒」（確實比較無恥），而陳先生則十分機敏地反譏新妻為「資本主義」（只想壟斷私產之意？）。後來，陳獨秀竟因與學生共爭一個妓女而被政敵捅到報館裡。
蔡校長很為難，只好借教學體制改革之機撤了文科學長一職，請陳專做教授。為安慰他，還弄了張北大「國史館編纂」的聘書給他。然而，陳獨秀哪裡是肯安分地坐而論道的教書先生？他更無心去編纂國史，借蔡校長辭職南下之機，索性請假不上班了。那時，他已經迷上了馬克思主義，除了主辦《新青年》，還整天忙於校外的政治活動，從「教學第一線」的骨幹，成了風風火火的職業革命家。
民國八年（1919年）暮春的一個晚上，陳獨秀叫上北大同事高一涵、王星拱、程演生和內務部僉事鄧初等人到中央公園向乘涼的人們分發《北京市民宣言》。傳單是頭一天晚上印好的，還請留美博士胡適將內容翻譯成了英文。第二天晚上，他們再接再厲，在一家川菜館吃完飯後，又分頭到市民們晚上乘涼和娛樂的新世界商場和城南遊藝園去分發傳單。一向大大咧咧的陳教授，手執傳單，逢人便送，終被蹲守的便衣警察抓獲。還好，他從幼稚舉動中猛醒過來，大呼大跳「暗無天日，竟敢無故捕人！」滿堂嘩然，高教授與鄧僉事這才知大事不妙，遂僥倖脫險。
其實最僥倖的是陳本人。因頭一天中央公園的傳單已經震驚了京城的治安部門，軍、警各派偵探分布於市民扎堆的場所。陳獨秀不幸撞在網上，卻又有幸是被警察捕去的，如若被軍人抓走，則其生命很可能終止於四十歲那一年！
說來真巧，陳獨秀是安徽人，北京政府的當家人段祺瑞也是安徽人，而且，段總理起用的兩位京城治安聯防的最大頭目——京師警察廳總監吳炳湘和京師衛戍區司令段芝貴，也都是安徽人。讓人慶幸的是，吳總監是看重鄉誼並敬重文化人的老鄉，堅持把陳先生留置警廳並善待之。而段司令則是個一心為政府並極端仇視「過激主義」的武夫。陳獨秀擬定的《北京市民宣言》上，五條要求之第二條，實屬「過激」：
免除徐樹錚、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段芝貴、王懷慶六人官職並驅逐出京。
可想而知，當晚陳獨秀若被投入段司令的京師衛戍區的執法處牢房，那可不是要了命嘛！
由於多位皖籍在京名流的聯名保釋，在大總統徐世昌的親自過問下，吳炳湘把陳獨秀關了三個月後將其取保釋放。
接司法程序，陳獨秀貌似認真地填寫了具結書：
前因為人撒發傳單，破壞社會道德，實屬不知檢束。自被查拘，頗為覺悟。以後安心學問，並在北京就正當職業，以謀生計，不再作越出法律範圍舉動。
有道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被安徽同鄉會接回家後，陳獨秀變本加厲地「過激」起來，後來違反保釋規定，擅自離京，在武漢發表「過激」演講被報紙刊登出來。於是，吳總監勃然大怒，決定在陳獨秀回京後將其立即收監！或許又是不知哪位在體制內的皖籍人士的通風報信，這才有了李大釗化裝成年關收賬人親自駕車將陳獨秀送走的一段黨史傳奇。
轉了一圈兒，陳獨秀又把《新青年》帶回了其發祥地——上海老漁陽里環龍路二號。
民國十年（1921年）10月4日下午，陳獨秀正在樓上午睡，忽聽天井裡一陣嘈雜，他趿鞋下樓探看，卻見剛才被高君曼拉著打牌的楊明齋、包惠僧、周佛海和柯慶施被法租界的巡捕圍住。懵懂中，他和所有的在場者，包括積存的《新青年》和印刷器材，都成了巡捕房的戰利品。後因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花了大價錢聘得著名的洋律師為他們辯護，而且馬林還曾對巡捕房表示過「意思」。二十多天後，陳獨秀等人被保釋，巨額罰款也是那位馬林先生提供的。本來陳獨秀挺煩這位指手畫腳的荷蘭人，這次出獄後，他才對馬林有了好感。
一年後的8月，巡捕再次闖進此宅逮捕了陳獨秀。這一次，他在法國人的監獄裡待了十天，也是法租界迫於社會輿論，判罰大洋四百元後釋放了他。
對了，還有一次陳獨秀是在石庫門房子里被捉拿，只不過那是被「自己人」誤捉，虛驚一場。那是「五卅運動」期間，陳總書記帶中共秘書處的任作民同去一幢空著的石庫門房子里，這一老一少的行動難免有些鬼鬼祟祟。入內一會兒，突然房外有人拍門山響，一開門，卻被一伙人撲翻在地並縛住。陳、任二人自不敢報家門，那伙人遂以抓到兩個姦細的興奮心情將其押解至上海總工會。是一位又高又瘦的青年領導人出面接收的。對方一見老「姦細」，稍一怔，連忙當眾厲聲審問是否為搗亂工人運動的壞人？待二人表示絕非壞人後，便下令將二人立即釋放。出門後的陳總書記一定和任作民相視大笑，因為他們知道，抓他們的，是警覺過分了的工人糾察隊的弟兄們，而「審問」並釋放他們的，乃本黨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兼上海總工會負責人劉少奇同志。因黨的最高領導的身份不便暴露，機敏的劉少奇只得不動聲色地將戲演了下來。
此事絕少人知道，若不是鄭超麟偶從一位地下交通員處聞知，此次「被捕」真要絕版矣！？
大概就在房東家裡嵌著標誌牌的地方，當時陳獨秀掛了一塊小黑板，他在上面很不客氣地寫著一行字：
會客談話以十五分鐘為限
不知這個「限時令」對革命同志是否適用。民國九年（1920年）春住進這裡的陳獨秀，把他的家當成了《新青年》編輯部，更當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籌建辦公室。
暮春，一位神秘的俄羅斯中年男子就曾在一位大個子中國人的陪同下，頻繁造訪此宅，十五分鐘對於主客所談的重大話題來說，顯然太短太短！
這位「老毛子」叫「吳廷康」，即維經斯基，是一位蘇共特使。那位陪同者兼翻譯是華裔蘇共黨員，早年從山東平度闖海參崴的華僑領袖楊明齋。他們出示了北大李大釗寫的介紹函。他們來華的目的十分明確，即考察中國各種激進的政治團體的實力，進而組建中國共產黨。雙方一拍即合。早期中共幹部包惠僧甚至說兩人「一見如故」！
新解密的史料證明，當初，比之手無寸鐵只會講書辦刊物的中國大學教授們，聯共（布）決策層更勢利地看好了擁有南方割據政權和國內第一大黨的孫中山。也就是說，他們本來打算讓孫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與領導者！只因孫氏不為所用，他們才轉而選擇了手無寸鐵但卻理想純真的著名教書先生陳獨秀。
維經斯基的多次造訪，完善了陳獨秀的建黨思路。民國九年（1920年）8月某日，陳獨秀與李漢俊、沈玄廬、施存統、戴季陶、陳公培在此宅宣告成立了一個全新的政黨——中國共產黨。陳被推舉為書記。他們共同起草了黨綱。稍後，邵力子、陳望道、趙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