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1月7日，我在上海。
一場連綿的冬雨淋得人心情黯然。我曾沿上海南昌路自西向東找去，尋覓在中國革命史上大名鼎鼎的「老漁陽里二號」。
一峰獨秀，萬山景仰。陳獨秀是民國初期中國知識界的精神聖哲，而《新青年》則成為所有進步青年心中的聖經。聖哲的故居，聖經的誕生地，能不拜謁嗎？
史料稱，這處房產屬於柏文蔚。陳獨秀與柏文蔚乃早年在安慶相知的同志，安徽公學裡的同事，共同創建岳王會的戰友。陳東渡日本後，武備學堂畢業的柏先生到南京新軍成為掌握一營兵力的管帶（營長）；民國成立後，柏回省做過一把手，陳是他的高等顧問；「二次革命」失敗後，兩人各自東西。此時，柏文蔚已在廣東成為孫中山的重要助手，而陳在上海居無定所，所以，住在柏先生的空房子里，他心安理得。
這是我第一次在大上海走街串弄。上海人的某些性格，的確該歸咎於一輩復一輩過於擁擠的生存空間：一條極破敗的老弄堂，居然就是一個居委會；窄得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裡，老人正哄著孫兒在陶然地看電視。然而，窘迫的上海人，尤其是陋室里長大的年輕女人，出淤泥而不染——雖住處陳舊，但衣著與精神頭兒都十分光鮮，一匯入大街，即宛如大家閨秀春遊探芳一般。
南昌路100弄內沒有擎著花傘走出的光鮮小女子。冷雨把許多人堵在家中。無人可問，我只得自己憑感覺看門牌摸進去：1號？不對。2號？有點像。我收了傘，鑽進了黑黝黝的窄小門洞內，喊了一聲：有人在家嗎？
旁邊傳出來一個中年男子的聲音：找哪位呀？——上海式的普通話。
我趕緊自報家門：我，外地的一個記者，來找當年的《新青年》編輯部。
眼前亮了，一個壯碩與樸實得不太像上海男人的中年人拉開了門，友好地微笑道：是的，就是這裡，請進吧。
我找到了！我竟然一個人找到了陳獨秀故居！
眼前這位房東大哥姓趙，五十三歲，這間十二平方米的小屋是他在上海美術公司工作的妻子多年前分得的福利房。
一張舊沙發佔了半壁江山，那邊是一張窄窄的雙人床，他的兒子正在卧床而眠，被我這不速之客擾起，只得披衣而出。床的上方，是一個用角鋼搭起的吊鋪。這難免使人想到了過去上海特有的亭子間。
當然，這不是亭子間，亭子間在樓上。房東大哥說：陳獨秀原來住在樓上，亭子間就是他的客房，樓下的這間屋子，是陳獨秀當年的會客室和中共中央辦公室。說著，他把手指向了牆上。
牆上，嵌著一塊白色大理石標誌牌，牌上有一段塗著金粉的字：
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成立中央工作部，領導當時黨的日常工作。一九二一——二三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工作部在這裡辦公，毛澤東同志也曾一度在這裡工作。
居然沒一個字提到陳獨秀！
當年的《新青年》和第一本中國共產黨黨刊《共產黨》都是陳獨秀在家編輯的。這麼狹小的院落，如此局促的房間，哪裡是編輯部？
我想上樓看看。
房東大哥點頭：可以，樓上擠著三家人，不過，都不在家。
樓梯昏暗如舊社會，我只好借我的佳能EOS-5相機的閃光燈頻頻照耀著攀登的方向。
木梯咚咚，略帶迴音。想到當年陳獨秀與一班革命黨人匆匆上下時的情景，心裡就隱隱發熱。樓上只兩個門，但全掛著鐵鎖，遮著窗帘的玻璃窗讓我什麼也沒看見。一間大屋，應該是陳獨秀當年與高君曼的卧室；另一間小屋，則是亭子間無疑。房東趙大哥說，有專家來看過，說，陳獨秀當年把亭子間當成了客房，一些革命同志來滬，就曾在此暫住。
只是，陳獨秀為什麼不讓自己的親生骨肉在此居住？
在這裡，高君曼相繼生下兒子陳鶴年與女兒陳子美。
從樓上回到樓下，再看嵌進人家私宅里的那塊煌煌石牌，覺得格外彆扭。鑲在屋內，要給誰看？真難為了這位寬厚的大哥一家人，怎麼會同意文物部門把應該嵌在大門外或大街上的標誌牌安進了狹小的居室里！是有感於八十多年前的那位房客的魅力，還是希冀這塊來頭極大的石牌如鎮宅之「泰山石敢當」一樣保佑一家人平安？
臨別陳獨秀故居時，十分好客的房東大哥說：現在好多人打聽到了這裡，中央電視台和上海電視台也來拍過好多次，都說這裡應該開闢為紀念館，「我們住戶是很願意讓出來的了」。
大哥還說，這房子的大門外，是有標誌牌的，你進的是後門，所以沒看到。
從石庫門出來，見牆上真有白色大理石標誌牌：
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
《新青年》編輯部舊址
上海市人民委員會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布
此牌之上，還有塊小小的黑色大理石銘牌，只兩行字：
陳獨秀
曾在此居住
還是沒說到最主要的，即此乃中國共產黨的正宗發祥地，也是共青團的發祥地；標誌牌的文字還遠不能與其歷史地位相符，即此處最應作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起來。
與之不遠處，有國民黨上海執行部舊址，有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與外國語社舊址，更有參觀者川流不息的興業路76號中共「一大」會址。這些極重要的20世紀遺宅，除已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並重修得像豪宅一樣的「一大」會址之外，其他幾處都被單位或居民佔用。
大上海寸土寸金，大上海不厭其大，到處都是工地，到處都在長高。砌的是錢，墊的卻是近代的不可替代的文化。不知哪一天人們會想起南昌路100弄里的這幢石庫門房子，把這小院里的極少幾戶人家動員出去，妥善安置，再把八十多年前的那位房客的牌位祭在此宅，凈心焚香，祈其魂兮歸來！
在這所石庫門房子里住了一年之後，陳獨秀就帶家人暫時離開了，因為，他要到北京大學赴任。
陳獨秀去北京工作，純屬偶然。本來他去京城，是尋找擴大《新青年》影響的機會，卻被聞訊趕到前門外旅館的蔡元培先生堵在房間里。那時，蔡先生剛被黎元洪大總統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別看蔡先生一團和氣，但也曾是前清上海灘「暗殺團」的頭兒，陳獨秀乃該團的成員，兩人曾是同一戰壕的戰友。蔡先生一番苦勸，並承諾讓陳把《新青年》帶到北京來辦，陳獨秀這才答應到北大當文科學長，即後來的文學院院長。
蔡先生求賢若渴，但卻有替老友偽造履歷的嫌疑。我見過當年教育部對陳獨秀任命的確信函複製件，該函有北大對陳獨秀來京前的公職身份的說明，讀來頗覺可疑。
全文照錄如下：
徑啟者：頃准
貴校函開前安徽高等學校校長陳獨秀品學兼優，堪勝文科學長之任。茲特開具該員履歷，函送詧（同「察」）核施行，等因到部，當經本部核准在案。除令行外，相應面復貴校長，請煩查明。此致
北京大學校長
中華民國教育部（印）
民國六年一月十三日
陳獨秀何時出任過「安徽高等學校校長」？我讀過的相關資料均稱，他只在民國元年擔任過該校的教務主任，之後，便是自由職業者或曰職業被通緝者，哪裡做過大學校長？按說，他這個以說假話為恥的人是不會自造工作經歷的。那樣的話，可能就只剩了一個，即：德高望重的蔡先生代陳獨秀造假去蒙教育部，而教育部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沒準還是故意的呢）讓陳獨秀過關了。在信息不發達的百年前，官方造假，特別是頗有聲望的人參與造假，風險指數幾乎等於零。
不管真相如何，反正，民國六年（1917年）歲首，三十八歲的陳獨秀，帶著他風靡全國的《新青年》雜誌，來到北京，成為中國最高學府的文科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