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在看守所里，有時間細溯一下自己的歷史了。
釗自束髮受書，即矢志努力於民族解放之事業，實踐其所信，勵行其所知，為功為罪，所不暇計。……
他認真書寫著《獄中自述》，平靜地向政府陳述著自己的生命歷程、政治見解與行動。
他被關在門口掛著「優待室」木牌的單間里。《晨報》報道，蒙難的李大釗態度「甚從容，毫不驚慌」，「儼然一共產黨領袖之氣概」，「聞在廳甚受優待，唯看守特別嚴重」。獄中，女兒李星華曾隨一同入獄的母親見過爹爹一面，是為讓法官核實彼此的身份。爹爹的極為冷漠的表情曾令小星華頗感不解甚至憤懣。當時的報紙上說，李大釗「在獄二十餘日，絕口不提家事」。為何冰冷如霜？也許只能有一種解釋，即他主意已定，決意要赴天國。
絕大多數寫李大釗入獄後的文字都說他曾被嚴刑拷打，受盡酷刑，手頭一份最新出版的《人物》雜誌上說得更狠：「兇殘的敵人施以酷刑，用竹籤釘進他的指縫，拔掉他的指甲……」
我一直對李大釗曾遭肉刑一說難以置信。與他同時入獄的女兒李星華沒說，反倒有剛才引過的「在廳甚受優待」的消息。扎竹籤、拔指甲之類的刑訊逼供不是用來對付一位具有全國影響力的政治人物的。一入敵獄必遭酷刑，這是1949年以來藝術作品的一種模式，於是乎，人們就跟著作家、編劇們相信了：只要好人被壞人抓起來，就必然要坐老虎凳，被灌辣椒水，遭皮鞭抽，挨冷水潑。我和我的同代人從小就背熟這個公式了。歲數漸大，讀書漸多，思索漸深，便漸對因襲的說法有了懷疑。也許並不絕對吧？「階級敵人」也不是逢人便打，逮誰揍誰，那樣的話，他們也忒簡單了點兒。專制體制的殘暴是全方位的，肉刑是一種殘暴，精神摧殘也是一種殘暴——讓你放棄原有的信仰，背棄人生的選擇，出賣自己的同志去跟他們同流合污，讓你的後半生一直處於良心的自責之中，這不也是一種殘暴？而且是更難抵禦的殘暴！李大釗乃社會賢達、知名教授，對這樣一位政治犯，當局理當不會像一般刑事犯一樣對待。況且，一個意志堅定的理想主義者是視死如歸的，豈是吊打或扎指頭所能屈服的？
幾年前入北洋政府監獄的張國燾，曾被黨內風傳遭過嚴刑拷打，甚至被打折了一條胳膊。但當他出獄到上海後，卻對關心此事的同志否認道：我未受刑啊！令在中央機關工作的同志們頗感意外。
後來的國民黨政權對落入己手的共產黨人的摧殘甚於軍閥政府，但他們對中共重要人物也並非個個大刑伺候。陳獨秀在南京服刑期間，不光獨處一室，還有人服侍，而且還可以不斷地接待來客，甚至還曾寫信給蔡元培為其他政治犯緩頰。
中共中央撤離蘇區後，被「洋房子先生」們丟下的瞿秋白被當地民團所逮，送至國軍第三十六師師部里看管後，生活上受著優待不說，而且還有足夠的時間伏案寫作，不然，那本彌足珍貴的《多餘的話》也就不會傳世。
先是中共中央出版部部長、後為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即「托派」）中央常委的鄭超麟曾兩次被關進駭人聽聞的上海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看守所，但他也從沒受過刑，倒是寫下「強盜確是受罪犯待遇，我們則彷彿是客人」的文字。在初入監獄時，他聽到旁邊屋裡有受審者在慘叫，居然瞎湊熱鬧，「想跑過去看看，一個包打聽（便衣特務）阻止我，他說：『你們看不得。』完全是好意的阻止」。
當然，不施刑並不一定說明統治者的仁慈，李大釗、瞿秋白等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不就被槍斃了嗎？對政治犯的留與殺完全是按統治者自訂的法律和當時的政治需要而定的，有時並不非要有理由才動手。
沒有李大釗被刑訊的記錄。刑訊往往因被審者拒絕回答問題而被強施，可李大釗不是。他不屑於隱瞞自己的政治信念與工作情況，他很痛快地回答了警察的訊問，而且，每次審訊結束時，都堅持要來筆錄細看一遍，把被記錯的意思和寫錯的字一一改正。那篇傳世的《獄中自述》，便是披肝瀝膽、磊落坦蕩的遺言。他的態度是：
今既被逮，惟有直言。倘因此而重獲罪戾，則釗實當負其全責。
既然已經如此，那就只有實話實說——他自己說得明明白白嘛！
不過，讀其《獄中自述》，未有隻字涉及共產黨，說的全是國民黨的工作。另外，對蘇聯使館的庇護，他也儘力解脫之，如抱怨「應交使館之電燈、自來水等費，亦多積欠未付」，如所有人員活動「釗均徑自允許，並未與任何俄人商議」，「俄人向未參加」，等等。
據說，北京市檔案館裡保存著一份《李大釗供詞全份》，是當年京師警察廳報給高等檢察廳的抄件。從文字看，李大釗有問必答，十分配合，甚至稱得上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這份口供上，涉及了共產黨。審訊者問他是否「北方共產首領」？他如是回答：
我是左派首領。惟我所主張共產主義與一般人所主張不同。例如英國礦山事業極為發達，應用合法手續轉移為國家管理，以免為一二人所壟斷。並不是如外間所說，他人之產業即強為我之產業，我之產業他人強作自己產業。蓋「共產」意義，原為共同生產。在手工業時代是個人生產，機器業時代即是共同生產，在機器工作之人即是無產階級。我是擁護農工利益，要完成中國國民革命。
不用扎指尖、上老虎凳，李大釗便從容不迫地向審訊者陳述了自己的政治觀點。按其陳述，他主張的共產主義，是將極少數人壟斷的國家財產以「合法手續轉移為國家管理」，而非以暴力手段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即將走到生命盡頭的李大釗，似乎又回歸到了年輕時的溫良思想。
在日本留學時，他即接受了托爾斯泰的「無抵抗主義」。「十月革命」的炮聲傳到中國後，他歡呼的是「自由的、人道的」社會主義。在他最著名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長文中，他「主張以人道主義改造人類精神，同時以社會主義改造經濟組織」。沒有對暴力革命的歡呼，沒有對階級專政的渴望。
然而，蘇俄「勞農政府」對華的空頭支票，讓這個急切地盼望祖國富強起來的知識精英極快地相信了「遠方」的謊言，為把蘇俄人代為描繪的藍圖在中華大地上建成現實，他急劇轉向了革命，從一個反對暴力、贊成改良的社會主義者，自覺轉變成了追隨列寧主義的職業革命家，奔走於蘇俄人與軍閥巨頭之間，吶喊於大學校園與政府客廳之中，直至被軍政府送上絞刑架。
李大釗以三十八年的短暫生命，完成了那個時代一個反差最大的人生傳奇。
《獄中自述》的最後一節文字，是為同案被捕的年輕同志求情，也為自己被抄走的藏書求情：
惟望當局對於此等愛國青年寬大處理，不事株連，則釗感且不盡矣！
又有陳者：釗夙研史學，平生搜集東西書籍頗不少，如已沒收，尚希保存，以利文化。
謹呈。
這就是北洋時期傑出的革命家、政論家、文學家李大釗留在人間最後的文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