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失去的灰牆 第十一節

民國十六年(1927年)4月7日,北京各大報均刊發了一條爆炸性新聞,其中尤以李大釗擔任過副刊主編的《晨報》披露得詳盡(為方便閱讀,筆者另分段落):

昨日軍警包圍搜查共產黨大本營

逮捕中俄男女六十餘名

搜去手槍炸彈文件數車

李大釗路友於被捕說

昨日東交民巷內發生極重大事件,為《辛丑條約》設定保衛界以來,空前未有之事。

昨晨十時半東交民巷東西北各路口,停留多數洋車及便服行路者之徘徊觀望,過者早知有異。迨十一時,有制服警察一大隊約一百五十名,憲兵一隊亦有一百名,均全副武裝,自警察廳分路直趨東交民巷,首先把守各路口,余皆集中包圍俄國大使館旁鄰之中東鐵路辦公處、俄款委員會、遠東銀行。所有便衣偵探,一律胸系紅線為記。

搜查隊上到三處門口時,即嚴守大門,大部即時全體入內搜索。時在內者突見有許多軍警趨入,聞有人向空中放手槍數響,意似報警,令人逃走。唯當時軍警一入室內,便又分頭搜檢致無脫逃餘地。當經逐房查索,逮捕之中俄兩國人有八十名之多。被捕者皆一一捆縛,編成號數,先後用汽車送往警廳,交由司法處審訊。

當時事出倉猝,欲逃無路,聞有藏身於煙囪者,亦有匿於廁所者,然無不被發見,足知搜索何等嚴厲矣。

至被捕者之人數,報告不一,其較可信者,則俄人十四五名,華人四十五六名(中有僕役等)。

上海發行量最大的《申報》,對被捕者的情況有進一步報道:

華人之中,其屬遠東銀行僱員者,昨今兩日已開釋十餘名,現在羈押中者,華俄人共有六十餘名。唯其中有為共產黨機關之僕役、廚房等約二十餘人,故實際上所捕之共產黨員只有三十五名左右(俄人在外)。知名者只有李大釗、路友於二人。

聞李大釗受審問時,直認真姓名,並不隱諱,態度甚從容,毫不驚慌。彼自述其信仰共產主義之由來,及該黨之工作,但否認最近於北方有何密謀而已。……

昨日除捕人外,尚搜得各種物件甚多,聞運至警廳竟費數輛汽車之多。物件之中,有步槍三十餘支、手槍十餘支、手提機關槍二架。國民黨特別市黨部名冊確被搜去,共產黨臨時執行委員會名冊、共產黨北京市黨部黨員名冊、共產黨政治委員會名冊等,又共產黨臨時招待委員會方印一顆,及共產黨各機關印信數顆。此外如宣傳品及關於共產黨書籍等,不計其數。……

國民黨的《國民日報》更是驚呼連連!除案發當天即報道「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執行委員李大釗今日在俄使館被捕」的「當日訊」後,第二天下午又登出後續報道:

截至本日下午二時止,被捕者俄人十六名,華人三十二名,內有女子四名。

四位女性被捕者,我們已經知道了,即與李大釗一起住在俄舊兵營30號房間的妻子趙紉蘭和兩個女兒李星華、李炎華,另一位是北大畢業生、國民黨北京市黨部婦女部部長張挹蘭女士,二十二天之後,她和導師一起被推上了絞刑架,李氏妻女則被釋放回家。

還在這一天,下午,即中國軍警撤離東交民巷之後,氣急敗壞的蘇聯駐華代辦齊爾內赫親自跑到外交部去抗議,卻不料本日雖是禮拜三,卻是中國的清明節,顧總長等領導人均放假了。代辦先生遂徑往京師警察廳,要求立即釋放被捕之蘇方人員。遭到拒絕後,他只得悻悻而歸。

深夜,外交總長顧維鈞奉命向蘇聯政府提出抗議,抗議俄使館違反國際公法和中俄協定,容留共產黨人陰謀暴亂。

4月7日,事態進一步升級。齊爾內赫代表本國正式向中國外交部提出抗議。因搜查者已經闖入蘇聯使館辦公區內的武官室,故歐登科也因中國軍警超出約定範圍搜查而以公使團名義向外交部提出抗議。不過,明眼人都看出,後者的抗議更像是走過場。

4月8日,天津軍警進入天津法租界內,強行搜查了一家俄國人開的商店。七年前,李大釗等「黨人開會,圖謀不軌」被曝光事件,即發生在天津租界內,政府認定此店為蘇共在津門的一處秘密據點。

4月9日,在遙遠的莫斯科,蘇聯代理外交人民委員(外交部代部長)齊契林召見中國駐俄代辦鄭延禧,「嚴重抗議」中國政府搜查本國使館的違犯國際法的行為,要求中方「立即撤出」被占的使館武官室、交還從武官室搜去的所有文件、釋放被捕之俄使館人員。最後,這位外長忿忿地稱:此事乃帝國主義者之教唆,藉以誣衊蘇聯,北京政府已成帝國主義之工具,云云。

可憐的鄭代辦根本不知道本國發生了這麼一出嚴重的涉外事件,只得含混其辭地支吾了幾句,退回使館內,再拍電報詢問北京。

4月16日,已得國內指令的鄭延禧前往蘇聯外交部,正式拒絕了蘇聯政府的「四九」抗議,謂:使館內不能容許組織、助長所駐國的內亂機關,俟將搜出的宣傳共產之文件翻譯完後,再提嚴重抗議。他提交的中國外交部的照會,是對俄人兩次抗議的正式答覆:

此次中國軍警搜查俄舊兵營,系因亂黨在內組織機關,圖謀推翻政府,擾亂治安。此實違反國際公法和《中俄協定》,不得已乃根據國家自衛之發動而實行搜查。

搜查結果,獲得重要亂黨及黨員起事時所用旗幟、鈐印、名單及各種證據文件,其它多數軍械及各種機關槍子彈,及私與亂黨通謀之證據文件等。此皆在蘇俄大使館管轄下或有密切關係各機關內所得。……

4月19日,北京外交部將整理出來的有關蘇聯使館顛覆中國政府的證據編纂成《蘇聯陰謀文證彙編》冊子,提供給了中外各報館和公使團。

同日,齊爾內赫率館員黯然回國。至國民黨建都南京之前,中蘇兩國關係名存實亡。

安國軍政府的目的達到了。讓蘇聯人「推翻駐在國政府」的陰謀破產,同時摧毀了存身於他們保護下的南方革命黨在北方的總堡壘。

竊以為,這才是「四六」事件的真正原委。

被捕前的李大釗並非高枕無憂,他已經從自己的交通員閻某的突然失蹤上,從應聘而來的伙夫的可疑面目上,從突然收到一封問候他的未署名的紙條上,嗅到了空氣中瀰漫著越來越不祥的氣息。

他所不知道的是,他的學生、前中共北京市委書記、現市委宣傳部部長李渤海,已經在警察廳里被迫供出了他的所在;那個經驗老到的偵緝隊隊長雷恆成也在西交民巷的郵電局——即我看到的那個小郵局——的例行抽查中,發現了越來越多的蘇俄使館收和發的奇怪信函,政府方面已經確認李大釗等黨人正藏身於蘇聯使館!

為防止不虞,李大釗開始親手焚燒文件。跟他同日入監的大女兒李星華回憶說:

我們住的那座院落後面,有一個僻靜的小院子。父親和他的同志們在那裡生起一個小火爐,一疊疊的文件被父親扔進熊熊的爐火中。

李大釗已經感覺到了危險的逼近!他甚至從蘇聯人那兒領來了一把防身用的精緻的勃郎寧手槍。

然而,手槍並沒派上用場,李大釗被捕的那一刻,儘管一直握著那支手槍,卻並沒扣過一下扳機。

與父母同住在一起的李星華回憶過那個驚心動魂的時刻:

……就聽見一聲尖銳的槍聲,接著就聽見庚子賠款委員會那邊發出一陣紛亂的喊叫,接著又聽見有許多人從那堵矮小的花牆上跳到我們的院子里來。

什麼?爹!我瞪著兩隻受驚的眼睛問父親。

沒有什麼,不要怕。星兒,跟我到外面去看看吧。他不慌不忙地從抽屜里取出那支閃亮的小手槍,就向院里走。我們剛走出房門,就看見許多赤手空拳的青年像一群受驚的小鳥似的東奔西撞,找不到適當的去處。剛才就是他們從牆上跳過來的。我緊隨父親身後,走出這座一時充滿恐怖的院子,找到一間僻靜的小屋,進去後暫時安靜下來。

父親坐在椅子上,一句話也沒說,神情非常冷靜,手裡握著那唯一的武器。看樣子,假如可能抵抗,他一定要抵抗一下的。我也有些膽壯起來。

一會兒,外面傳來一陣沉重的皮鞋聲,我的心劇烈地跳動起來。我沒有吭氣,只用恐怖的眼光瞅了瞅父親。聽聲音,來的人不在少數,而且已經把這間小屋團團圍住。

不要放走一個!粗暴的吼聲在窗外響起來,喊聲未落,穿著灰制服和長筒皮靴的憲兵們、穿便衣的偵探和穿黑制服的警察就蜂擁而入,一瞬間擠滿了這間小屋子。他們像一群魔鬼似的,把我們包圍起來,十幾隻黑洞洞的槍口對著父親和我。一個壞蛋立刻衝到跟前,把父親的手槍奪過去了。

……殘暴的匪徒們把父親綁起來,簇擁著走了。

二十五年之後的1952年10月20日,被上海公安局抓獲的「趙志安」終於交代自己正是當年的偵緝隊隊長雷恆成,正是上前把李大釗的小手槍「下」了的那個「壞蛋」。手槍到手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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