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年中共「一大」召開時，偌大的中華大地上只有五十幾個黨員。只憑維經斯基和馬林兩個特使通過陳獨秀和李大釗動員起來的這麼點人，且多是年輕的知識分子，要想建立全國政權，談何容易！於是，民國十一年（1922年）夏，列寧派來了越飛（Abramovich Joffe），以使華全權代表的身份，來與中國政府商談兩國建交事宜——為了國家利益，他們已經不計較對手是反對「赤化」的「反動軍閥政府」了。
民國十一年（1922年）8月23日，在上海出版的國民黨中央機關報《民國日報》上，刊發了一則來自北京的消息：
北京學界招待俄代表
（北京訊）蘇維埃俄國代表越飛君抵京以來，已引起各界之注意。本月十八日下午八時，北京大學蔡校長、李守常教授等十餘人，設席東方飯店招待越氏。……首由李守常教授致詞，略謂越飛君及俄代表團來華，意在與中國及中國國民建設友誼的關係。吾人代表中國智識界，得與負有真正責任之俄國代表諸君共聚一堂，深引為幸。
只有三十三歲的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已經位列德高望重的蔡元培之後，成為「中國智識界」的代表。眾所周知，數月前，李教授曾做客洛陽的直魯豫巡閱使署，與遙制北京政府的吳佩孚大帥會晤數日。在首都政學兩界，他已經是任何人都不敢小覷的人物了。
沒有人告訴我們李大釗曾與權力更大的越飛單獨談過什麼。
接待過越飛之後，李大釗立即南下上海轉至杭州，參加了只有七個人的中共高層會議（史稱「中共杭州特別會議」）。會上，馬林傳達了「遠方」要中共與國民黨合作的方案。把兩個不同性質的政黨摻和在一起的政治設計激怒了中共領導集體，四位中央執委（常委）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高君宇，異口同聲地表示反對。做馬林翻譯的張太雷似無話語權，只是候補執委的李大釗一番苦勸後，領導同志們才勉強達成共識，即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國共合作。
隨後，李大釗奉馬林派遣到上海與孫中山相見，孫氏當時被叛將陳炯明的大炮轟出了廣東，寓居在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今香山路）上的一棟華僑贈送的小洋樓里，正鬱悶著呢！用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里的話說，就是：
孫中山在絕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孫中山歡迎十月革命，歡迎俄國人對中國人的幫助，歡迎中國共產黨同他合作。
「孫大炮」與「李鐵嘴」的後人談得非常投機。李大釗後來在獄中回憶說，兩人「暢談不倦，幾乎忘食」。會談以國民黨總理孫文親自主盟、中共創始人李大釗加入國民黨而圓滿結束。當時，年輕的李大釗曾如實向老一輩的黨魁孫先生說明，自己已經是第三國際的黨員。
急於得到蘇聯人支持的孫總理是這樣回答李同志的：
這不打緊，你儘管一面做第三國際的黨員，儘管加入本黨幫助我。
回到北京後的李大釗，便開始毫無顧忌地為赤色俄國吶喊。
11月7日，除了蘇俄人，沒有幾個中國人記得是個什麼特別的日子，但李大釗記住了。在當天的《晨報》副刊上，他以「守常」為名，發表了紀念俄國紅色暴動成功五周年的文章《十月革命與中國人民》：
在十月革命的火光里，誕生了勞農群眾的國家和政府！這是全世界勞農群眾的祖國、先驅、大本營！
文章結尾時，李教授竟底氣十足地命令起本國政府：
我們有幾句重要的話要外交當局仔細聽著：
要即日無條件的承認勞農政府（指蘇俄政府——筆者注）！
要即日無條件的開始中俄會議！
不許一味仰承資本主義國家外交團的意旨來辦理對俄外交！
不許沿用媚強欺弱的帝國主義式的無恥的外交手段來辦理對俄外交！
我們要嚴重的監視外交當局的對俄外交！
然而，一介書生的訓斥與監視，並沒使得北洋政府放棄對外蒙古和中東鐵路的力爭，中蘇兩國政府的談判因而一直沒有實質性的突破。
同一天，李大釗還在北大三院舉行的「蘇俄十月革命紀念會」上演說，一反其反對暴力的觀點，疾呼要以暴力的手段改變中國。他教導學生們：
十月革命有四大好處：一、無產階級專政；二、剝奪壓迫階級的言論出版權；三、紅軍；四、恐怖主義。
李大釗已完全駛離了他原先設計的人生軌道。
在這一年歲末，通過對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南高加索的兼并，「蘇維埃社會主義俄國」成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取代了「蘇俄」。
民國十二年（1923年）歲首，李大釗介紹給孫中山的蘇聯全權代表越飛也出現在上海莫里哀路。六天之後，《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公開見報。
我讀過的介紹「孫越宣言」的文字，都說其主要內容是孫中山自此確立了聯俄政策，蘇俄支持中國的統一和獨立。但是自己讀一遍宣言全文，才發現孫文的聯俄是有很多前提條件的。宣言主要內容有四條，其第一條是：
（一）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菲（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菲（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感……
為什麼我們的黨史專家沒有把它公開，想必有其原因。
然而，孫氏畢竟不是秉國者。於是，迫不及待的蘇聯政府又派來了列夫·米哈伊洛維奇·加拉罕（Leo Karakhan，又譯喀拉罕），一個曾僑居哈爾濱後又回到俄羅斯的代理外交人民委員（即外交部代部長）。以如此重要人物來充任全權代表，後又任首位駐華大使，足可見「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對中國問題的極度重視。
加拉罕只受到了民間而非官方的歡迎。時任外交總長的顧維鈞暮年回憶過：
外交部和政府其它部門都沒有為他舉行任何官方儀式。
在與中國代表團團長王正廷博士舉行了長達九個月的艱苦談判後，加拉罕終於入住東交民巷，取代了沙俄駐華公使，並接收了俄使館旁邊的前俄軍兵營和中東鐵路辦事處等沙皇俄國時的領地，也就是日後李大釗等國共兩黨骨幹存身的地方。之後，蘇聯政府又率先宣布，將駐華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弄得同一條巷子里的西方各國公使們好一陣尷尬，兩年後各公使館才紛紛升為大使館。
顧維鈞乃清末民初的職業外交家，在《顧維鈞回憶錄》中，有一段提到李大釗，是在中俄談判緊要關頭時，兩個人有過極不愉快的接觸（原文為一長段，為方便閱讀，筆者分段排之）：
北京大學派了一個代表團來到外交部要求與我面談。我記得代表團的團長是李大釗。他是那個由大約八至十名北京大學的教授和學生組成的代表團的發言人。他的主要觀點是，王正廷博士與加拉罕先生所達成的協議草案是中國外交史上最好的協議。他想了解政府予以否決而不批准的原因所在。
向他們講明政府何以反對這一協議並不困難，於是我便向他們解釋了協議草案中的各點，並著重指出，外蒙問題是中國對該地區的主權和中國領土完整問題，不容隨意侵犯。在談判中，王博士無權將過去俄國與中國或任何其他方面所簽署的有關外蒙的條約排除在外而不置於廢除不平等條約之列，從而默認外蒙不再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李大釗教授的回答使我極為震驚，他說：即使把外蒙置於蘇俄的支配和統治之下，那裡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他講話時非常激動，以致使我覺得他已失去了辨別是非的理智。
因此我便對他說，他當然可以發表或堅持個人的見解，但是我，作為中華民國的外交總長，有責任設法維護中國領土和主權的完整，使之免遭任何外國勢力的侵犯。
由於考慮到李大釗教授的意見與我的見解完全相反，我便告訴他，鑒於我們的觀點截然不同，我沒有必要就此問題與他討論。於是我說了句「請原諒」，便起身告退了。
顧外長比李教授年長一歲，算是同齡人，他自幼赴美留學並獲法學博士學位。同樣的年紀，同樣有海外求學的經歷，卻在國家利益的大是大非面前有如此之大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