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來，國運式微，自古以天下為己任的中國知識分子，凡有良知者，莫不起而探求救國之道。無論康梁的「變法」，還是孫文的「革命」，概莫能外。
清廷既倒，民國已立，但國家依然動蕩，列強仍舊強蠻。正在此時，「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語）——民國六年（1917年）深秋成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俄國」，即簡稱「蘇俄」的新政權，號稱是世界上第一個工人農民當家做主的政權（時譯「勞農政府」），這自然引起了中國先進的思想精英們的極大興趣！民國八年（1919年）7月25日蘇俄新政權發布的《告中國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亦稱「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宣稱將無條件放棄沙俄時代與中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更使得半殖民地國度的先進國民們感激涕零！
誰不嚮往那個平等待我中華之龐大鄰國？哪個愛國者不想看到強鄰歸還本屬於我們的大片疆土的這一天？在中國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政權不正是從康有為到孫中山都夢寐以求的天大好事嗎？於是乎，信奉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李大釗便率先響應了蘇俄人的急切尋呼。
現在人們清楚了，列寧率領俄國革命黨人建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儘管高舉著的是國際主義的大旗，但首先還是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家園。他們的外交出發點和別國並無二致，也是首先要維護本國之利益。他們信誓旦旦的外交聲明每每也只是權宜之計，弱時乞憐，強時逞凶，斯為天理，豈有例外？所以，說要歸還的沙俄時代鯨吞我中華的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也就一直沒歸還；那條橫在我東北地區的中東鐵路，也一直像劍一樣擱在東三省的腹上，隨時都可以割得我們血流如注。俄國的新當家人面臨的大環境並不美妙——前門外有更為強大的西方國家的環峙，後院有狡猾的日本人的覬覦（日俄戰爭的慘敗讓他們一直對日本人心有餘悸），更兼有大批沙俄時代的軍人、貴族們（亦即所謂的「白俄」）逃到了遠東的中國，這不全是隱患？他們實在無力兩頭應付，故把中國培養成蘇俄的穩定後院便成為其遠東外交政策的出發點。
於是，在擊敗反蘇維埃新政權的眾多「白匪」武裝，打通與中國的通道之後，列寧想在遠東建立下屬共產黨組織的模糊設想便清晰起來。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一書中披露過1920年的蘇俄對華工作情況：
共產國際、俄共（布）中央委員會遠東局和西伯利亞局、外交人民委員部、全俄中央合作總社……以及其他機構，分別派遣代表帶著各自的任務去中國從事秘密工作。他們各行其是，沒有統一計畫。他們的任務不僅是建立與中國革命分子的聯繫，也包括變賣珠寶和進行政治偵察。……
這期間，有10多名俄國共產黨人在中國工作。他們擔負的是非常秘密的任務：與中國的激進社會活動家建立定期聯繫，幫助他們組織共產主義傾向的團體。
於是，民國九年（1920年）4月，一位叫維經斯基（又譯魏金斯基、威金斯基、烏金斯基）的俄國人從海參崴經哈爾濱來到北京。來華之前，他為自己起了個中文名字，叫「吳廷康」。陪同者是其夫人和助手馬邁耶夫夫婦以及一位山東平度籍的俄共（布）黨員楊明齋。
是在北大當俄文講師的俄國人柏烈偉（又作鮑立維）把來自海參崴的「生活報記者」吳廷康介紹給李大釗的。而柏烈偉正是經李大釗介紹來北大兼課的天津大學的俄籍教授。當年的北大有規定，凡兼職本校者，只能做講師而不被聘教授，哪怕部里的小領導、正以筆名「魯迅」成為新文化運動主將的周樹人先生亦不例外。
李教授對「十月革命」的嚮往是人所共知的，他曾在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和天安門前的北大集會上為俄國的「十月革命」歡呼過，並曾預言：「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還在他主持的《晨報》副刊上開闢過「馬克思研究」專欄，他發表在《新青年》上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長文更被人目為中國第一篇較為完整、準確地介紹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文章。所以，俄國特使到紅樓拜訪他是順理成章的。
前面已經說了，維經斯基不是造訪紅樓的第一個俄共特使，早在一年前，即有以哈爾濱俄僑身份的伯特曼來過了。
而且，在「吳廷康」到訪之前，李大釗曾於1月份到天津租界的特一區（原俄租界）與柏烈偉會晤過。柏烈偉的公開身份是一位俄國的漢學家，其另一個身份則是俄共（布）遠東分局海參崴分局的派遣人員，與維經斯基同出一門。不料，那次見面，被影響僅次於《大公報》的天津《益世報》披露出來，稱「黨人開會，圖謀不軌」，所以李大釗只好匆匆返回京城。
現在，要說說李大釗加入共產國際的事了。他曾明確面告孫中山和國民黨大佬們，自己是第三國際的共產黨員。第三國際，也即列寧領導的共產國際，總部設在莫斯科。李大釗既是國際共產黨員，又是中共黨員，還是以個人身份加入的國民黨黨員，真正是跨黨且跨國的多黨籍黨員。
那麼，伯特曼、柏烈偉、維經斯基、越飛、馬林、加拉罕，李大釗到底在哪一次與哪一位俄人接觸之後加入了「國際」？是在中共「二大」召開之前，還是在這之後？——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秘密召開，維經斯基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參加，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即承認中共是「國際」下屬的一個支部。李大釗究竟是「遠方」一直單線聯繫的特殊黨員，還是由黨批准後轉入「國際」的中國籍黨員？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亞局遠東分局東方處下設「俄共華員局」，楊明齋應屬該局所轄成員。那李大釗呢？如了解李大釗的這一鮮為人知的背景，其後來的所作所為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不過，這一切，從來沒人給我們講清楚。真的期待有良知的黨史專家為澄清歷史煙雲而有所作為。
再回到「吳廷康」的登門造訪。現在想來，李大釗介紹柏烈偉來北大，沒過幾個月，柏烈偉又介紹維經斯基給李大釗，這或許是一個事先謀劃好了的路線圖。
李大釗應客人要求，在自己的圖書館裡為其操辦了幾個座談會，把熱衷於社會主義的弟子們都喊來，甚至把章士釗也請來了，讓「吳先生」很是開心地介紹了蘇維埃政權的先進理論和偉大實踐。會上反響熱烈，於是，奉命來華覓找合適的政治夥伴的俄共特使先生一激動，當場宣布：在座各位都是共產黨員了！
維經斯基操之過急的宣布，暴露了俄共（布）對中國問題的焦慮。若不是當時在場的羅章龍的回憶文字，我們還真不知道當年俄人居然上演過這麼一出小小的鬧劇。
「吳廷康」冒失地宣布完了之後，想必座下一片愕然，繼而嘩然，尤其那位早就發誓終身不入政黨的大名士章士釗。好在李大釗清醒，覺得不妥，便請客人南下，持他寫的介紹信去上海，與更具資格的陳獨秀先生會商建黨事宜。
那時，陳獨秀已經回到上海。
進入民國九年（1920年），陳獨秀在北京已經待不下去了。他因與別人爭妓一事被人揪住不放，蔡校長不得不提前進行人事改革，免了其學長的職。而陳氏主持的《每周評論》又早被政府查封，近期更傳來政府又要緝捕他的消息。無奈，陳獨秀只得暫時躲在安徽懷寧籍的同鄉、理科教授王星拱家裡，伺機南歸——三年前，他本來就是從上海來北京為《新青年》募捐的，只因被蔡元培先生強留北大，才成了新文化運動的「總司令」（毛澤東語）。
在全國政協編纂的《文史資料選輯》第六十一輯中，有當事人王星拱老先生寫的回憶文章：
李大釗挺身而出，自願護送陳獨秀從公路出走。因李大釗是樂亭人，講的是北方話，衣著又樸素，很像生意人。……
時當陰曆年底，正是北京一帶生意往各地收賬的時候。於是他們兩人雇了輛騾車，從朝陽門出走南下。陳獨秀也裝扮起來，頭戴氈帽，身穿王星拱家裡廚師的一件背心，油跡滿衣，光著發亮。陳獨秀坐在騾車裡面，李大釗跨在車把上。攜帶幾本賬簿，印成店家紅紙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釗出面辦理，不要陳獨秀開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順利地到了天津。
兩位轉向革命的思想家，漫漫旅途，一路傾談，直至陳獨秀登上了南下上海的客船。不過，陳、李一路所談，並無別人在場，內容也無紀錄，後來卻成了中共史上「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一段佳話的由來。
當年，李大釗的辦公室，是個熱鬧非凡的去處。晚年寓居加拿大的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有一段詳細的記載：
在北京，唯有李大釗先生一人，有可能聯繫各派社會主義人物，形成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運動。他的個性溫和，善於與人交往，極具耐心而又沒有門戶之見。……
那時的北大圖書館設備還很簡陋，地方不算寬敞，圖書也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