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京宣武門外的文華衚衕李大釗故居往東不遠的地方，有一條達智橋衚衕，此衚衕在明清兩代赫赫有名，只因衚衕里有座「楊椒山祠堂」。
「椒山」是明朝忠臣楊繼盛的號，此人因上疏彈劾首輔嚴嵩而蒙冤入獄，備受折磨，三年後被處死，其妻當日自縊殉夫。後世皇帝為其平反昭雪，並將其故居立為祠堂以彰其忠。有清一代，宣外的楊椒山祠是個很有名的地方，對國事擔憂的讀書人，想起來就會跑到這條小街上，在楊氏當年手植的國槐樹前垂淚憑弔一番。康有為發動的轟動一時的「公車上書」事件，就發生在此院。楊繼盛為國忠心耿耿，為文也光彩熠熠，曾寫過一副為天下讀書人津津樂道的名聯：
鐵肩擔道義，
辣手著文章。
李大釗的寓所，距楊氏故居沒隔幾條街，對楊的忠烈之氣和楊的這副名聯，自會耿耿於心。所以，在後來主持《晨報》副刊時，他就曾將此聯刊發於版面上，只不過，他將聯中的「辣」改成了「妙」，成了「妙手著文章」。此後，親戚楊子惠索墨，他便寫下了「改動版」的這副名聯，以勵親友，兼示情懷。
喜歡此聯的當然不止李大釗一人，民國初年的著名報人邵飄萍在其《京報》編輯部里，就懸上「鐵肩辣筆」四個大字。楊繼盛為國死諫的精神一直是閃耀在許多知識精英心室里的聖火。
「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是李大釗生命中的兩個車輪。只是，這輛急進的思想之車在俄國人的驅使下越馳越快，最終，「著文章」的輪子跑掉了——報刊上，「李大釗」或「李守常」署名的文章越來越少，至民國十四年（1925年）之後，每年只有四五篇文章見諸報端，到生命被中止的那一年春天（1927年4月），頭三個月里，他一篇文章也沒寫。只剩一個輪子飛奔的車子，很快就偏入了災難之境。
對「妙手」而言，「著文章」實是人生一件快事。所幸的是，李大釗意氣風發的時候，也正是言論空間最為敞亮的時候。
本來，軍閥政府對學人們是敬而遠之的。北洋時代的中國，「士」的社會地位突然有點像回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很可以指點江山亂說一氣。自古天下興亡士人自覺有責，北大的文科教授們更以天下為己任，議論朝政，暢所欲言，無所畏懼。公允地說，那時，政府賜給知識分子的言論空間比之後來的「黨國」時代實在要大得多，不然，20世紀初中國的思想領域就不會有空前的繁榮。
近代的「北洋軍閥時期」確是顛三倒四的亂世，但主政的武夫們對文人們的寬容卻也是不容否認的。
就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在《新青年》之外，又創辦了《每周評論》，邀李大釗等同事為主要撰稿人與編輯。由此，李大釗又多了個傳播自己思想成果的平台。民國八年（1919年）一年，李大釗就在該刊上發表五十四篇文章。其中一些文章，至今讀來仍不覺過時！
且讀《危險思想與言論自由》的段落：
禁止思想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監獄、刑罰、苦痛、窮困，乃至死殺，思想都能自由去思想他們，超越他們。這些東西，都不能鉗制思想，束縛思想，禁止思想。這些東西，在思想中全沒有一點價值，沒有一點權威。
思想是絕對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斷斷沒有一點的效果。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著你的禁止越發強大。你怎樣禁止他、制抑他、絕滅他、摧殘他，他便怎樣生存、發展、傳播、滋榮，因為思想的性質力量，本來如此。
民國十二年（1923年），已經被公認為中國共產主義第一人的李大釗還在《平民主義》中這樣談他所追求的公平社會：
純正的「平民主義」，就是把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一切特權階級，完全打破，使人民全體，都是為社會國家做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須用政治機關以統治人身，政治機關只是為全體人民，屬於全體人民，而由全體人民執行的事務管理的工具。
這就是中共成立數年後的李大釗對社會主義的認識。
讀李大釗的文章，你會暗自吃驚：軍閥政府怎麼會容忍一個大學教授這麼「放肆」地「惡毒攻擊」？他直言反對軍閥政府與督軍和檢閱使制，呼籲解散安福俱樂部，揭露外交方面的秘密交涉，倡導召開國民大會以取代國會，為工人爭八小時工作制，說《土地與農民》，為婦女爭翻身平等之權，甚至談《魯豫陝等省的紅槍會》，真是方方面面，無所不干預。
一介穿著布長袍的謙和的先生，一位叱吒風雲的公共知識分子，終於一步步贏得了北大同人們的尊重。
民國九年（1920年）7月8日，北京大學評議會全體通過，將李大釗的「圖書館主任改為教授」（北京大學《評議會議事錄》第二冊語）。當年秋，他開始在北大政治系、史學系、法律系、經濟系陸續開設了「現代政治」、「唯物史觀研究」、「史學思想史」、「社會主義」等課程，並在首都各高校兼開相同的課程。誨人不倦的演說，加之他在這一時期寫下的一百三十多篇文章，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打下了理論基礎。所以，說李氏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之父」並不為過。
從校圖書館主任到教授，從一開始不被人們看重的土氣的職員到北京大學最高商決機構「評議會」的成員，從熱衷於在刊物上寫文章的政論家到有職有權的校長室秘書——那時沒有副校長，故秘書權力甚大，李大釗扎紮實實地登上了知識階級領袖的台階。
知識階級的領袖不光敢說，還敢做。李大釗就曾以北京八高校代理聯席會議主席身份，領導了「索薪事件」：
民國十年（1921年）3月，教育部拖欠各校的經費三個半月了。學校領不到經費，老師們就拿不到薪水，於是，就罷教。那時的中央政府，真是寒酸。國家機關各部的工資，竟是靠借錢發下的！各地割據的軍閥們，撈點錢就去置槍置炮，哪有誰上繳國家財政。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這又是一條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李大釗等教授們以退為進，發出《全體辭職請願書》和《敬告國人書》，並隨數百學生往新華門上訪，終與總統府衛兵發生了肢體衝突。秀才遇上兵，肯定不是對手，所以，被毆傷多人。這一天是6月3日，故時稱「六三事件」。
堂堂的中華民國政府並沒以思想鉗制和行政懲處為武器來收拾書生們，卻不恥為原告，到法院起訴教職員代表衝擊政府。不料李大釗等人毫不畏懼，反向檢察廳提出控告，起訴總理靳雲鵬與主持教育部工作的次長馬鄰翼，還捎帶上了京師警察總監殷鴻壽（那時當國家的警察頭子真夠倒霉的），告他們「破壞教育」！
教書匠狀告中央政府的官司，檢察廳真就受理了！結果，政府託人調解，並派專人向教育界慰問，為受傷者報銷醫療費，並籌款兩百萬銀圓設教育準備金等。學界的要求一一落實，知識階級大獲全勝！
那時的知識界，被寫為「智識界」。有智有識，理應比只有知識層次更高，可能後來的學人們在酷烈的政治迫害下漸漸喪了「智」，只靠一己之「知」謀生，故「智識」才淪為「知識」。恕我瞎掰。
你看，那時的「智識界」是何等的威風！北洋時代，「智識階級」的整體地位真是不得了！李大釗的影響也真令人刮目！
章士釗回憶過：
守常一入北大，比於臨淮治軍，旌旗變色，自後凡全國趨向民主之一舉一動，從五四說起，幾天不為守常之馬首是瞻？
老章又在掉書袋了。「臨淮」說的是三國時代的名將魯肅，他是臨淮東城人，即現在安徽定遠人，他以嚴於治軍而名重當時。「旌旗變色」源自唐代「光弼入子儀軍，號令一施，旌旗變色」的典故，即李光弼到郭子儀部隊後，一下令，郭家軍就幡然成了李家軍。章士釗先後把李守常比作了古之名相和名將，足可見外表上有些冬烘的好好先生李守常，到了北大以後，已經在國內思想界有了足夠的權威。
民國十三年（1924年）3月，北大舉行二十五周年校慶活動時搞過一項民意測驗，其中一個問題：「你心目中，國內或世界大人物是哪幾位？」學生們選出了這幾位：孫中山、黃興、段祺瑞、陳獨秀、胡適、蔡元培、梁啟超、李大釗、章太炎。列位「大人物」中，李大釗資歷最淺，卻也得到學子們的擁戴，而且排名於革命元老、國學大師章太炎之前，甚是了得！九個人中，革命黨領袖佔兩席，做學問的佔去六席，而那些不可一世的軍閥巨頭，除一個段祺瑞外，其餘統統不值一提！
認識一個人需要時間，認識一個寡言的偉人更需要足夠的空間。
章士釗稱與李大釗交誼「亘十有四年，從無間斷，始終情同昆季」。在我讀過的諸多讚頌李大釗的文字中，章氏的評價可能是最直言不諱，卻也是最準確到位的，他說過：
守常乃一剛毅、木訥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識，識不如德。
是的，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