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二年（1913年）夏，李大釗結束了長達六年的法政專業的學習，除獲得已更名為「北洋法政專門學校」的該校文憑之外，還與白堅武、郁嶷兩位同學分享了「北洋法政三傑」的桂冠。
畢業後，為了躲避政府對社會黨的追查，李大釗這位該黨天津支部負責人跑回到樂亭老家住了一些日子。之後，他告別了妻子和一雙兒女（李葆華與李星華已經出生），隨留學大潮去了日本。清末民初，每年有數千中國學子留學日本，日本成了培育中國政治、軍事、文化巨子的搖籃。
出國留學的資金，是孫洪伊和另一位著名的立憲派首領湯化龍提供的。湯氏時任中國民主黨幹事長，後歷任眾議院議長、教育總長、內務總長，屬北洋時期的一流政治人才。不幸竟於1918年10月出國考察期間，在加拿大被氣度狹小的國民黨人暗殺了，年僅四十四歲。
湯先生對李大釗的器重與信賴不亞於孫洪伊，在資助李氏赴日不久，他把妻子、兒女也送去日本，委託李大釗關照其兒子的學業。而李大釗又是知恩圖報的忠厚晚輩，於是，每周六下午，李大釗就要耗時一個鐘頭耐心地聽取一個十齡學童的本周學習彙報。義，不容辭；恩，也不容辭。
如同六年前報考法政學堂，李大釗去日本的目的也非常明確：尋救國之道。
兩年後，他在那篇轟動一時的《警告全國父老書》中，追記過航行日本途中的感受：
曩者（從前）去國，航海東來，落日狂濤，一碧萬頃。過黃海，望三韓（朝鮮半島古時的三個部落聯盟，喻韓國）故墟，追尋甲午覆師之陳跡，渺不可睹。但聞怒潮哀咽，海水東流，若有殉國亡靈凄凄埋恨於其間。……不勝國家興亡之慨。
可以想像得到，這位中國少年赴日時的心情是何等的悲憤！與前輩的革命黨領袖不一樣的是，他並未對即將登臨的日本國抱有嚮往，也從未借用東洋人的勢力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警惕日本，憎惡日本，自始至終。
抵達東京後，某日，他無意走進了靖國神社裡的「游就館」。像今天不通日語的中國人依舊不知這三個字是什麼意思一樣，李大釗也被館名弄糊塗了。進館參觀後，他才知道：此為日語，是軍事博物館，而館藏的甲午之役戰利品令他大感悲憤！他「睹物傷懷，徘徊不忍去」，後來寫下這樣一段話：
蓋是館者，人以紀其功，我以銘其恥；人以壯其氣，我以痛其心！惟有背人咽淚，面壁吞聲而已。
嗚呼！民族之氣節如此強烈的人，焉能不成為時代巨子？
此時，章士釗因討袁失敗而流亡日本，正要創辦《甲寅》月刊。李大釗仰慕章士釗久矣！章氏主持過《蘇報》、《國民日日報》、《民立報》和《獨立周報》，為名滿天下的政論家與報人，先後留學日本、英國，熟悉東西洋的憲法與政治，辦報一向持「不偏不倚」方針。在天津讀書時，李大釗即曾擔任過《獨立周報》的「代派人」。於是，李大釗便附信投稿給章氏。
得，還是聽當事人自己說吧！1951年8月，章士釗為共和國出版的第一本《李大釗先生傳》作序，開篇即說：
余之知守常也，初不經介紹，亦不聞有人游揚，余心目中並無此人跡象。一九一四年，余創刊《甲寅》於日本東京，圖以文字與天下賢豪相接。從郵件中突接論文一首，余讀之，驚其溫文醇懿，神似歐公！察其自署，則赫然「李守常」也。余既不識其人，朋游中亦無知者，不獲已，巽言復之，請其來見。
翌日，守常果至。於是在小石川林町一斗室中，吾二人交誼，以士相見之禮意而開始……
你看，本來無人知曉的李守常，就因一篇投稿而得到章主編的激賞，甚至誇其文筆神似歐陽修！於是，在異國的一間小屋裡，兩位國士開始了十幾年的友情。
如果說白亞雨老師是李大釗人生的第一位導師的話，那麼與比他大八歲的章士釗的相識就是他的第二次幸遇。
呵呵，說來有趣，兩人明明已經是朋友了，章士釗卻以為「李守常」就是對方的姓名。直到有一天逛公園，無意說起來，章士釗才知，「守常」是其字，本名叫「大釗」。這一來，章就奇怪了，問：為何寫文章不署本名啊？李是這樣回答的：「投文於《甲寅》，吾何敢與先生同名？」原來，章氏著文，偶爾署名單字「釗」。李大釗在天津讀書時，也曾如此署名。怕掠人之美，李大釗才不再用本名。這段趣聞，也是章士釗在1951年告訴我們的。當年謙謙李君子，一直用「李守常」作為筆名發表文章，直到深秋才在《甲寅》上用了一次本名，而且是全名——「李大釗」。
《甲寅》很快就成了海外志士的思想啟蒙課堂。「孤桐」先生的政治觀點與寫作文風，影響了許多人，李大釗尤受其影響，以致後來很長一段時間人們把李氏列為「甲寅派」的一員。後來李大釗為自己起了個筆名，叫「孤松」，顯然是為與「孤桐」相呼應。而章氏的古道熱腸更使李終生受惠，且一直蔭及其遺屬。此後話也。
也是在《甲寅》，李大釗以文會友，與皖籍著名的革命志士陳仲甫相識。陳發表了《愛國心與自覺心》，第一次署名「獨秀」，從此，「陳獨秀」成了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響亮的名字。而李大釗則跟進一篇長文《厭世心與自覺心》。歷來李氏傳記都稱，李文批評了陳文的「悲觀論調」。我今來讀，卻只讀出李大釗批評革命黨中的「湘中少年」「相率自裁」的輕生厭世行為，卻並沒找出指責陳獨秀的片言隻語。於是，我不得不對某些史學家的「史料」抱以懷疑。
是年9月，李大釗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從報考的專業看，他顯然已經為自己設計好了人生的奮鬥方向。
袁世凱稱帝一年前，其美國顧問古德諾曾在北京《亞細亞日報》上發表文章，大意是說家族制的中國人民歷來沒有參政的習慣，所以「建設一鞏固有力之政府」是主要的，「人民參與政事之權猶在其次也」。章士釗聽出弦外之音，率先發難，在《甲寅》上有理有據地批駁了這位「洋客卿」為袁氏專制而造的輿論。李大釗讀過章文後，馬上跟進，發表了《國情》一文。
關於李氏此文，黨史專家歷來說，這是「揭露帝國主義與袁世凱暗相勾結的陰謀」的檄文，「是我國人民反對袁世凱稱帝的先聲」。我逐字讀罷這篇難讀的文言文，老實說，並沒看出專家們所說的這層深刻的內涵來。如說「先聲」，章氏的《古諾德與新憲法》發表在先（《甲寅》第一卷第二號），李氏的《國情》刊登在後（《甲寅》第一卷第四號），孰先孰後不言而喻；如一定要說李文語涉袁氏，那倒不如說是對袁走向專制的善意的勸諫，否則，長文的末一句就不會這樣長嘆了：
嗚呼！歐美人之言，豈盡可恃哉？求國情於外人，竊恐此憾終難彌耳！
作為袁氏學校畢業的學生，作為從直隸省出來的遊子，李大釗對當朝大總統的感情是很複雜的。在老袁帝制自為之前，儘管在日本的革命黨人已經整天地暴罵其為「竊國大盜」，但以寫時評著稱的李大釗卻從未點名道姓地指責過袁氏，一次也沒有。即使日本人逼迫袁氏簽署「中日二十一條」時，李大釗也未加入到反袁大合唱中，他受清國留學生大會之命撰寫的那篇著名的長文《警告全國父老書》，寫得氣勢磅礴，極具感召力，裡面卻沒有一個字指責袁及中國政府，非但沒有指責，反倒明文「督勵」！
時隔八十多年後的一個陽光柔和的冬日，我坐在青島的一座高樓的書齋中，捧著195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精裝本《李大釗選集》，找到這篇落款「留日學生總會李大釗撰」的著名文章，捧讀再三，猶能感受到一股正氣在字裡行間鏗鏗鏘鏘地律動著：
寅卯之交，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娵呰鶉火。戰雲四飛，倭族乘機，逼我夏宇。我舉國父老兄弟姊妹十餘年來隱憂惕栗，夢寐弗忘之亡國慘禍，挾歐洲之彈煙血雨以俱來！
噩耗既布，義電交馳。軍士變色於疆場，學子憤慨於庠序，商賈喧噪於廛市，農夫激怒於甿郊。凡有血氣，莫不痛心；忠義之民，願為國死！同人等羈身異域，切齒國讎，回望神州，仰天悲憤！
之後，是一大段對世界大勢的中肯的分析。而對我的家鄉青島何以成為日德交戰之地，日本為何要在「二十一條」中盡收前德國租借地的利益，年僅二十六歲的李大釗分析得極為精闢：
夫青島孤懸一隅，德人不過幾千，兵艦不過數艘，僅足自衛，烏敢犯人？詎能擾亂東亞之平和，阻塞過商之要路？日本必欲取之者，非報德也，非助英也，蓋欲伺瑕導隙，藉以問鼎神州，包舉禹域之河山耳！
在披露了「二十一條」中的主要內容後，這位血性男兒悲憤無比地寫道：
彼有強暴之陸軍，我有犧牲之血肉；彼有堅巨之戰艦，我有朝野之決心。蜂蠆有毒，而況一國？海枯石爛，眾志難移！舉四百餘州之河山，四萬萬人之墳墓，日本雖橫，對此戰血餘腥之大陸，終恐其食之不下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