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後，十八歲的李大釗從永平中學畢業，成了既通國文也知英文、既熟國學也懂數學的新派學生。然而，不幸的是，祖父李如珍壽終正寢，家底很快被姑母（李如珍的親生女兒）和一個本家叔叔折騰光了。家道中落，學費無著，是賢惠的妻子變賣了家裡值錢的東西支持他外出求學，他才與幾位同學去了繁華的天津。在那裡，他從北洋軍醫學堂、長蘆銀行專修所和北洋法政學堂這三所正在招生的高校中，選定了法政學堂。
北洋法政學堂的創辦者乃袁世凱。其時，在袁總督的有效治理下，直隸省天津府已經成了北方最繁華的現代化城市，洋務發達，新政通暢，地方自治試點成功，立憲運動氣氛濃厚。在拉扯起一支全新的北洋軍的同時，袁氏還不忘培養未來的行政、司法管理人才，因而便派人創立了「以造就法政通才為主」的國內第一所法政大學。專科學制長達六年，即前三年預科，後三年正科，面向全國招生兩百人。此「法政專科」非現今與「本科」相對之「專科」，乃與「簡易科」相對的「專業科」。招生廣告上的各項條件均讓人動心，尤以畢業生「其成績優者，並可遣赴東西各國留學」一條，更對報考者有著極大的誘惑力。一心救國的李大釗有幸通過了專科考試，成為袁氏所辦的最後一所學校的學生——就在北洋法政學堂招生結束後，袁世凱接到諭旨，離開天津，成了天子身邊的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
一個十八歲的少年，為何獨對法律和政治感興趣？直到人生的最後時刻，人們才在他那篇著名的絕筆書中窺得原委：
釗感於國勢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奮國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專門學校。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的大清國，內憂外患進一步加深。強蠻的日本人已經將韓國置於自己的統治之下，並借口保護韓人將我吉林省延吉廳所屬四縣的國土圈為所謂的「間島」。樂亭縣與永平府均距山海關不過百餘公里，日本人在關外鬧事，直隸東部的紳民首當其衝。穿過永平府的京奉鐵路，還是清國花了一大筆錢才從日本人手裡贖回來的。日本還和法國簽訂了在華劃定勢力範圍的《日法協定》，日本圈去了福建及「滿蒙」，法國則划走了粵桂滇三省。在大清國的領土上，兩個強盜商量著劃定「勢力範圍」，而清廷卻毫無辦法制止，只能軟綿綿地發一紙抗議便沒了下文。偏偏這一年的南方，成了革命黨人起事的重災區，孫文的同盟會僅在廣東一省就發動過四次武裝反叛，另有劉師復謀刺廣東水師提督李准未遂事件，令粵省疆吏草木皆兵。皖省巡撫恩銘在出席該省巡警學堂活動時，竟被該學堂會辦（副校長）、浙江籍的徐錫麟當眾槍殺！雖說過後徐錫麟等光復會的同黨以及被牽連出來的紹興府大通學堂女督辦（校長）秋瑾被處決，但各地輿論卻是對朝廷一片激憤的指責！更洶洶而來的是各界請願早日立憲的浪潮日益澎湃，但王朝的統治者卻為一族之私利而遲遲不肯挪步前行。這就是彼時的國情！
國難當頭，任何一個有抱負的讀書人都不會無動於衷。所以，愛國心切的李大釗選擇該校深造，是很自然的事。
朱志敏先生在他的《李大釗傳》里算過一筆賬：北洋法政學堂是當時費用比較高的一所高校，從學費、膳食，到紙筆、操衣（運動服），一年總費用至少需要一百二十元。
好在家裡那位像母親又像大姐一樣的妻子支撐了他——
學費所需，皆賴內人辛苦經營，典當挪借，始得勉強卒業。
在《獄中自述》中，李大釗用平靜的口吻表述了對賢妻的感激。
入校以後，李耆年把自己的名與字都改了，改成了日後閃亮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大釗」與「守常」。這位志存高遠的學子不在乎是否活得長久，一心勉勵自己要成為堅忍不拔的有為者——「釗」意為勉勵，「守常」與「壽昌」諧音，但取持之以恆之意。
學校有位南方來的史地教員，姓白，名毓崑，字亞雨，或作雅雨。白先生時常對學生慷慨陳詞說國事，令「聽者皆涕泣相向」。從江蘇通州（南通）被聘到津門的白先生，同時在法政學堂與女子師範學堂上課。他發起成立了「天津共和會」，整天為立憲奔走呼號。武昌首義後，南方各省紛紛響應，靠近京城的直隸省卻兩個月里無動靜。這位手無寸鐵的中年書生毅然告別妻小，隻身去了三百多華里外的灤州（今灤縣），竟然赤手空拳說服了灤州知州附和革命，並親自攜帶從州府提出來的巨款前往新軍兵營主持了灤州兵變。起義很快被政府軍鎮壓下去，幾位新軍的營長，僅馮玉祥一人幸免於難，其他幾位都成了殉身共和的革命烈士，剛剛擔任「北方革命軍政府」參謀長僅三天的白先生也被政府軍逮捕並遭處決。臨刑前，行刑者照例令其跪地受戮。他立而不跪，昂首宣稱：「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並對士兵說：「我死不足惜，倒是你們今天做清政府的奴隸，明天就要做外人的牛馬，難道不覺得痛心嗎？」心驚肉跳的行刑者只能先砍斷其雙腿再斬下其頭顱才得以完成任務。
白先生慷慨赴死的背影給了二十三歲的李大釗極深的影響。後來，李大釗多次在文章中悼念「白亞雨先生」，還曾設想在灤州火車站為老師立一座雕像或建一祠堂。十五年後，李大釗也被政府的軍警逮捕並處死，他從容走向絞刑架的身影與其年輕時的導師何其相似！
白先生的血並沒白流——三十八天之後，清帝即宣布退位，中華民國正式取代了大清帝國。白老師成了名重一時的革命先烈。只是，令法政學堂學子們尷尬的是，烈士是本校的老師，而下令殺害烈士的卻是本校的創辦者——前清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他搖身一變，又成了中華民國的大總統。
所以，步入共和時代的李大釗，曾心情複雜地寫下了這樣的感慨：
嗚呼！吾先烈死矣！豪暴者亦得揚眉吐氣，擊柱論功於爛然國徽下矣。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於吾民也？
李大釗最後一問，問得何等深刻！
民國元年，政黨林立，各為己謀，紛爭不已。民國元年（1912年）6月，這位在校大學生即寫下了擔憂國運的長文《隱憂篇》，指出三大禍國之患：「一黨私」，「二省私」，「三匪氛」。其見解之深，文筆之辣，即使百年後重溫，仍令人嘆服！
因其為人忠厚，為文斐然，李大釗和另一位頗有文採的同學郁嶷被學生組織「北洋法政學會」推舉為編輯部長，兩人共同主持了該會月刊《言治》。在創刊號上，他以「李釗」為筆名發表了《大哀篇》，清醒地表明了一位有獨立思想的青年學人的卓然政治見解，也充分展示了「李鐵嘴」孫子的非凡辯才（括弧內的文字為筆者所注）：
彼等見夫共和國有所謂政黨者也，於是集烏合之眾，各豎一幟，以渙汗人間（像帝王一樣發布號令），或則詡為穩健，或則誇為急進，或則矯其偏，而自矜為折衷。要皆擁戴一二舊時黨人、首義將士，標為自黨歷史上之光榮。
實則所謂穩健者，狡獪萬惡之官僚也；急進者，蠻橫躁妄之暴徒也，而折其衷者，則又將伺二者之隙以與雞鶩爭食者也。……
試觀此輩華衣美食，日搖曳於街衢，酒地花天，以資其結納揮霍者，果誰之脂膏耶？此輩蠅營狗苟，坐擁千金，以供其賄買選票者，又果誰之血髓耶？歸而猶紿（欺騙）吾蠢百姓曰：「吾為爾代表也，吾為爾解痛苦也。」然此輩肥而吾民瘠矣！……
吾儕小民，固不識政黨之作用奚似（何似），但見吾國今之所謂黨者，敲吾骨吸吾髓耳。夫何言哉？夫何言哉！
前面引用的那句悲憤的發問（「共和自共和……」），即出自《大哀篇》。
接著，在第三期的《言治》上，他發表了一年前寫好的《隱憂篇》，他總結的國家三大「隱憂」的頭號「隱憂」，即「黨私」：
試觀今日之政黨，爭意見不爭政見，已至於此，且多假軍勢以自固。則將來黨爭之時，即兵爭之時矣！黨界諸君子，其有見及此者乎？
對政黨有如此清醒見解的人，半年後，卻在第一次上北京時，就加入了中國社會黨。十數年後，更參與創建了中國共產黨。大時代對一個人的改變，實在太大！
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早年曾入中國社會黨，此事長期被黨史選擇性遺忘。從1951年始，即有北京宣文書店推出《李大釗先生傳》（張次溪著，章士釗序），因未拜讀此書，故不敢妄言。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的《李大釗選集》上，有《李大釗同志生平事略》，上面根本沒提李大釗早年曾入社會黨這件事。極左時代結束後的1979年，還是人民出版社推出新版《李大釗傳》，作者署名「《李大釗傳》編寫組」，其權威性自不待言。書中有了這樣一段文字：
一九一二年冬天，他曾去北京。為了摸索救國救民的道路，與當時的一些政界人物進行了接觸，但這隻能使他了解到官僚政治的黑暗。他還同中國社會黨北京支部負責人陳翼龍有過交往。可是社會黨在江亢虎（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