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城區房屋土地管理局
大會堂西街迤西，是一排排相似的灰瓦灰磚的平房。北部是一道一直延伸到長安街的長長的大牆——平房是皇城根兒百姓們的擁擠住宅群，而大牆內則是北京諸多不便標明其單位名稱的禁地。深秋的寒風一把一把地捋著街樹的葉子，蕭瑟中我記起了這條街的舊名——刑部街。
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坐定古都後，接收舊警察局所轄的功德林監獄的幹部無意中得知，獄中所存放的一台體量龐大的機器，竟是原北洋政府時留下來的絞刑架！一位舊獄警報告說：據說被執行人中，就有「貴黨李大釗先生」。於是，層層上報後，這部殺人機器便被搬進故宮午門下的一間平房裡，供新中國各單位組織人員前往參觀。我認識的一位住在景山後的恭儉衚衕的趙姓離休幹部，就曾隨所在部隊參觀過。老人回憶說：那個絞刑架聽說是袁世凱當大總統時從德國進口的，個頭很大，機械很複雜，像一部小汽車似的，上面還有一塊塊暗紅色的痕迹。我聽得心驚肉跳，想去中國革命博物館一睹那座殺人機器的慾望一點兒也沒有了——據說那是「革命博物館」收藏的第一件文物，館藏文物編號為001。
清時，這條街上有大理寺、都察院和刑部，是國家最高司法機構一條街。朝廷更迭後，新主人大多一邊大罵前朝統治者渾蛋，一邊恬然享用人家的物質遺產甚至精神遺產。所以，中華民國的京師警察廳、法院和看守所繼續借用君權王朝的外殼也就沒什麼奇怪的了。
只是，那一堵僅存的灰色大牆在哪裡呢？
特此通告。
冷風中，目光也冷。我們走進最南端的西交民巷，開始了冷冷的審視。
我們想尋李大釗先生的殉難地。
高碑衚衕已是一片狼藉。不斷有搬家公司的民工在搬遷戶的監督下，從陋巷窄院里抬出冰箱、彩電和傢具塞進泊在街口的小卡車上，而眾多的拾荒者則在興奮地東奔西走，每一處搬空了的房子都成了他們的天堂。
李大釗這個名字，我從小就聽得很熟了：他是20世紀初北京大學的著名教授，是第一個把馬克思主義引進中國的思想先驅，是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建人，1927年被把持北京政府的奉系軍閥張作霖下令絞死，年僅三十八歲。
西交民巷與東交民巷遙遙相對，那邊是使館街，這邊是金融街。早年的大清銀行、金城銀行、中國實業銀行等都在這條巷子里，如同現在的西二環路。
牆上的一紙布告告訴了我謎底：
沐著世紀末的夕暉，在中國的政治中心之地，我默默地想著這些好沉好重又好難找到頭緒的問題。
北京市房屋拆遷公告
根據《房屋拆遷許可證》西拆遷字（99）第117號規定，國家大劇院工程業主委員會在西城區（縣）東起人民大會堂西側路，西至兵部窪衚衕，北起東絨線衚衕，南至高碑衚衕（在圖內的）地區的範圍內，進行國家大劇院工程建設，需對上述範圍內的房屋及其附屬物進行拆遷。本地區拆遷價格為每平方米6500元。
在李大釗殉難後的第二十二個春天，曾經在他手下做北大圖書館助理員的毛澤東與天津南開學校的學生領袖周恩來等意氣風發地入主北京城。途中，毛澤東曾對身邊人說：三十年前我就來過北京，遇到了一個大好人李大釗，我就是在他的影響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回到大會堂西街，我不死心，又朝北邊的高碑衚衕深處走去。
西房拆告字（99）第117號
屈指一數，從布告張貼的第二天起，這麼多的原居民必須於二十四天內全部遷走！遷到哪去？來得及購買或租借新宅嗎？「無乃太匆忙！」我不由地吟了一句老杜的詩。
原來，把世代居住於這皇城根兒的人家全部遷走，只為建一座國家大劇院。也就是說，這裡要傳出最為動聽的人聲與樂聲了。或急切或舒緩的旋律，會講述好多年前的一個讓人悚然的故事嗎？
被拆遷的單位和個人必須服從城市建設的需要，在（19）99年11月6日至（19）99年11月30日內完成搬遷。
民國十六年（1927年），是中國共產黨人永遠也不會忘記的一年。這一年春，蔣介石麾下的北伐革命軍攻入大上海後，「十里洋場」很快就成了處決「共黨」的刑場，自4月12日那天起，上海灘到處陳列著身首異處的共產黨人的屍骸。就在「四一二」慘案發生後十六天，就在我現在待著的這個地方，甚至也是這樣一個日頭偏西的時候，也發生了一起駭人聽聞的集體處決事件——「過激黨領袖」李大釗等二十人，被張作霖的軍政府特別法庭執行了絞刑。在中國共產主義事業的天平上，北方折斷的這顆頭顱，抵得上南方多少犧牲者的重量？
「要奮鬥」，為什麼一定「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在中國為什麼是「經常發生的」？毛澤東所總結的中國現代歷史現象何以會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