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過錫拉衚衕的兩天以後，我去東四一帶找章士釗第二次來北京時的舊居。查資料得知，1916年春至1926年春，章士釗曾在北京住了正好十年，那時的章宅，是「魏家衚衕十三號」。
查地圖得知，魏家衚衕在東四北大街附近。
那是7月的北京，悶熱難當。開夏利的司機捨不得開空調卻還一個勁兒糊弄我說：開窗多好，自然風不傷人，也不傳染「非典」，云云。等車子停在路邊「魏家衚衕」的紅路牌下時，後背和褲子已濕濕地粘在了身上。
和北京的大部分衚衕一樣，魏家衚衕也是一條東西向的衚衕，路邊也是一排散漫而蔫巴巴的白楊。
自東向西，我和同伴開始逐門尋訪。
倒是有幾幢像是舊時的大戶人家的房子，但門牌不對。
最符合想像的是一幢高大的門頭，絳紅色的「廣亮大門」顯得十分超凡，而且，整個建築是新近維修過的。該宅門面基本保持原貌，只是兩邊已經破牆開門，門上懸著計算機、財會培訓學校之類的大牌子。
從灰瓦下的方銅牌上得知，此為「魏家幼兒園」，且是東城區的「文明單位」。
有門鈴按鈕，但門虛掩。推開大門，孩子們的拍掌唱歌聲撲面而來。
這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一進門是影壁，影壁西側是一進院。
在一進院通往二進院的月亮門處，一位穿白大褂的五十歲上下的女子正拽著一個淚汪汪的少婦的胳膊在勸說什麼。想必這是剛把寶貝送入幼兒園的家長聽到了孩子的哭喊而不忍離去，而幼兒園的老師正在見慣不驚地攔截肝腸寸斷的家長。其實，院子里，年輕的老師正帶著花花綠綠的小兒女們做遊戲，熱鬧得很。
見到不速之客，那位白大褂稍有詫異，待聽完我的來意後始有笑意。她的胸卡標明，她即本園的園長。她告訴我說，這所房子不是私人的，歸區房管局管，解放前的房主一家現定居美國，他的後人去年還回來看過，但不姓章。至於七八十年前那個當部長的章什麼人是不是住這兒可就說不清楚嘍。
這位友善的園長邊說邊往門外引我們，然後，又不辭悶熱地領我們到了鄰近的一座同樣規模的門前去打探。
這家也是一座「廣亮大門」，只是正在全面修葺。大門四敞八開，大門的描梁畫棟工程似已完工，門楣正上方的三幅山水畫還散著淡淡的油彩味兒。門後，沙、石、水泥袋堆了一地。
顯然這是比幼兒園更大的一所宅子，因為透過二門，我已經看到裡面嵌有精美磚雕的更大的影壁了。
正想往裡走，有個民工模樣的人出面阻攔，說這是私人住宅，又正在施工，不能往裡去。口氣很堅決，我也只好作罷。
倒是這座大門旁邊的一座只一米寬的小鐵門讓我怔住了，因為它的上方，一方巴掌大的門牌正標著我想找的那個地址：魏家衚衕13號。
不過，只看上一眼，我就失望了，多年遊走於京城衚衕的經驗告訴我：這個緊緊關閉著的紫漆小門，顯然是從這座大宅子牆上破出來的，小門後一定是個小院，裡面七拐八拐地藏了好幾戶尋常百姓家。僅此而已。
清末在京師大學堂任教的日本人服部宇之吉曾著日文版的《北京志》。查該志可知，至1907年，北京人口有200萬，內、外城的「正戶」與「附戶」加起來是123990戶。北洋時代是個動蕩的時代，人口與戶口不會增長到哪裡去，所以，那時城裡人家的生存空間很闊綽，能住得起大宅子的人家根本不需要破牆另立門戶。
也就是說，蜚聲南北的北大名教授和後來的政府總長章士釗先生是斷斷不可能窩憋在現今的13號里的。屈指回算，七十多年過去了，天地已經翻了幾番，小小的門牌挪挪位不是很自然的嘛！
如此看來，要麼西邊的那座幼兒園，要麼東邊的這所高深莫測的大宅子，一定有一棟屬於當年的章先生。
過後，我問過章含之女士其父在魏家衚衕的舊居，她還是什麼也不知道。
民國五年（1916年）6月6日，袁世凱在舉國聲討聲中死去。護國軍完成使命，軍務院撤銷。在上海的家中，章士釗與陳獨秀、吳稚暉探討完有關新內閣的組成事宜後，於7月21日趕到北京，在這魏家衚衕的大宅里住下了。
「孤桐」自己說過，他一生既無不動產，也不蓄財。當然，不管是位居閣員還是落魄民間，也無論是北洋時期，黨國時期，還是共和國時期，他總有貴人相助。用他的北大同事梁漱溟的話說，就是「每月用度不貲，率由其時其地秉政者供給之」。
北洋時期，無論誰當政，他這個當過總長（部長）和國會議員的名士都不會囊中羞澀。想到歐洲去轉轉了，大總統黎元洪馬上派人送來一筆可觀的資金。
北洋政府垮台後，國民政府當家，章士釗也沒吃苦。雖說成了新政府的通緝犯，但他先是去歐洲遊歷了一年，後受張學良之聘，回國到東北大學當了教授。出關教書，既解決了生計，又解除了通緝，真是一舉兩得——本來是遭通緝的「北洋餘孽」，經「少帥」說情後得到解脫。「易幟」未久的張學良那時牛得很，他讓東三省歸了中央政府，為統一中國立了一功，所以他的話在南京很有分量。
重量級人物當教授，其報酬也是重重的，別人月薪平均三百元，而章大教授（後任文學院院長），月工資竟高達八百元！若不是「九·一八」猝發，章士釗或許會一直在黑土地上授業解惑呢！日本人佔領瀋陽後，張學良顧不上他了，他便南下上海掛牌當起律師。且不說給杜月笙當法律顧問每月有五百元的進項，單憑其聲望為人代理官司，即該有不菲之入賬。抗戰期間，他在重慶，拿著參議員的津貼也不會過窮日子。況且，這位書法大家還有眾多的傾慕者，高昂的「潤格」也不會讓他落魄。出獄後的陳獨秀曾親代友人向其求字，因未得答覆而頗為抱怨地說，「行嚴官僚習氣又加以名士習氣」，「不可治矣」！可見章氏書法還是大受追捧的。
共和國時代，他既是全國人大常委，又是中央文史館館長，正部級幹部，哪會為錢而操心呢？老友紛紛在受苦受難之際，他卻逐年享用著毛澤東的「還賬」——毛澤東硬要用自己的稿費把當年借他的兩萬銀元償還完；九十高齡出版了那本《柳文指要》之後，周恩來還特批給他一萬元錢，而那時，整個大陸都取消了稿酬制。
總有錢花的人，一般是不考慮置辦不動產的，所以，章士釗一輩子沒有自己的房子。無論北京還是天津，也無論上海還是重慶。
那麼，這魏家衚衕的某個宅院是屬於誰的？是他又借居朋友的，還是自己花錢租下的？
現在的魏家衚衕已經不會告訴我答案了。
其實北京的文物部門不妨考證一下，把曾影響過中國政局的歷史人物的舊居都普查一遍，像上海人一樣，在那些「有名有姓」的門前立一塊小小的牌子，讓人文的游脈不致到此中斷，豈不善哉？
入住此衚衕後，章士釗即代表西南軍政府首腦岑春煊與繼任大總統黎元洪商談了有關善後事宜。他和黎元洪也不是頭回相見了，討袁伊始，他曾專程前往武昌遊說過黎。現在，老袁死了，章士釗嚮往的精英政治局面就要出現了，他「漸厭政治」，便轉身走進了北京大學。
袁世凱在世時，曾有意讓章士釗出任北大校長，但章以年輕學淺堅辭不就。此番天下太平了，蔡元培被黎大總統任命為北大校長了，他卻欣然接下蔡校長的聘書，當上了這座最高學府的邏輯學教授兼圖書館主任。
須知，正是由於章士釗的謙讓與力薦，二十八歲的李大釗才得以進入北大接任圖書館主任。而後，章士釗又將同鄉好友楊昌濟介紹來北大任教倫理學，而楊又把投奔自己而來的大弟子毛澤東介紹給了李大釗，毛成了大釗手下人。李大釗馬上成為京城知識界的風雲人物，而毛澤東則在大釗先生被難後，經二十多年黨內黨外的苦鬥，終於率共產黨人將中華民國在大陸上的歷史終結，並於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春重新回到舊日京城。
共產黨領袖們將北洋時期的總統府做了自己的辦公處和居住處。入主中南海後，毛澤東曾愉快地請「行老」等湘籍前輩進入新華門泛舟于波光瀲灧的南海。對中國士人來說，這無疑是件莫大的榮耀。
追根溯源，沒有章士釗當年的引薦與退讓，也許就沒有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快速發展，也就沒有以李大釗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骨幹隊伍的形成。毛澤東對章氏的禮遇，決不僅因為彼乃恩師兼岳父之好友。
楊昌濟早就寫信向章士釗鄭重介紹過毛澤東、蔡和森：
吾鄭重語君，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
好友如此隆重地推出的人，一定會讓章士釗格外留意，而在李大釗那兒默默工作著的同鄉後生的表現也給他留下良好印象。所以，當毛澤東開口向他借兩萬之巨的銀元時，他沒有讓對方失望——儘管他是在八十歲以後才知，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