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迤東不遠處的錫拉衚衕是緊傍東皇城根南街的一條小巷，2003年7月8日上午，我駕車從靈境衚衕拐了進去，在一座大樓門口停了車。
這條衚衕的西端，曾有袁世凱的龐大的家，而民國元年（1912年）秋章士釗被安排住下的地方，就是老袁家中。大總統已經帶他眾多的家人與下人去了中南海。
錫拉衚衕實際上是一條拐了彎兒的衚衕，很窄，容不得兩車並行，所以，衚衕西口就立著禁止機動車通行的標誌牌。北京的私家車增長太快，甭管住房多麼簡陋，甭管住在陋巷裡的居民是否有錢，汽車是要一窩蜂買的，所以，衚衕里的破門舊檐下，到處擠放著一輛輛很扎眼的小汽車。
因路邊車密，我只能把車停在稍寬一點的這座樓前。不料，大院兒里走出一位脖子上耷拉著口罩的保安員，趨近正色稱：「非典」期間，外地人進院要登記！他顯然看到了我的魯B車牌，以為我要進去找哪個單元的哪位朋友呢！
我倒真的想把自己當成章老先生的忘年朋友，儘管我知道無論地位還是學識，我根本不配。一個很想走近他內心的後生已經越來越懂得這位國士的分量，只可惜他的思想真髓一直未被天下讀懂，章含之的那些回憶文字也較少反映其先父的思想。
莫小看這條細細的巷子，從清末到民國，此衚衕可謂虎踞龍盤。除袁世凱在此居住過外，至少還有三位人物值得一說。
一曰王懿榮。論官職，王懿榮只是一個從四品的「國子監祭酒」和「南書房翰林」，在滿朝紅頂子中並不顯赫。但他對中國文化的貢獻卻是一品大員也比不上的，因為正是這位山東福山縣（今煙台福山區）人最先鑒定出河南彰德府出土的甲骨上的那些刻痕乃中國最早的文字！甲骨文自他而為世人所知。八國聯軍打入北京城後，他因臨時受命為義和團的頭領而自知無力抵抗，便寫下絕命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後吞金並投身自家院內井中自盡，其妻與大兒媳亦隨之入井殉命。待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娘兒倆回到京城後，聞知朝中居然有如此捨身殉國的官員，大為感動，特謚其為「文敏」。後其子將故宅闢為祠堂，請軍機大臣張之洞題寫了匾額，並在井上小亭處題「福山文敏公殉節處」的石碑。住在同一條衚衕的直隸總督袁世凱和順天府尹（北京地區一把手）均曾到場祭奠。如今，宅已無存，碑將焉附？據說，此碑尚在，舊房拆遷時被其故鄉文物部門拉回老家去也。住過王懿榮一家，小巷裡就存有一股子不散的節烈氣。
一曰蔣百里。據說一位德國駐華武官評價過：中國最優秀的軍事家就是蔣百里。這位浙江籍的青年才俊曾留學著名的日本士官學校，與蔡鍔以及後來當過日本首相的小磯國昭同窗。自日本回國後，他復赴德國學習軍事，回國後以二十九歲的年齡出任保定軍校校長，令官場為之一震。北洋時代初期，他是首屆內閣的陸軍部次長（總長是段祺瑞）、總統軍事顧問；後期曾在「十四省討賊聯軍」任過吳佩孚的總參謀長。南京立都後，他雖為北洋要員，卻沒被追究，反被蔣介石又安排到原先的職務上了——陸軍大學代理校長（校長由蔣自兼）。不幸的是，抗戰初期，這位軍事天才病歿於廣西。如此說來，無論北京時代還是南京時代，整個民國的將領們大都是蔣百里的「桃李」了。有上將軍在，衚衕便不乏英武氣。
一曰何思源。何早年從山東菏澤來京，就讀北大，是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人的學生，後留學美、德、法諸國，獲經濟學碩士（後被美國人追授博士）。回國後，他歷任山東省教育廳廳長、山東省主席及北平特別市市長。國民政府潰敗時，他因參與了與中共的聯繫而遭受過國民黨特務的暗害，宅門一開，炸彈爆響，家人一死五傷。他一直活到1982年以八十七歲高齡謝世，生前為全國政協委員。其女何魯麗曾在20世紀90年代出任北京市副市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博士曾經居此，小巷自然就多了些書卷氣。
然而，因為對舊時代歷史人物的長期詆毀，這條巷子里本應瀰漫著的節烈氣、英武氣和書卷氣全都沒了。左看右看，有些氣象的舊宅院根本沒有，最有分量的建築就是眼前這棟不大不小的六層居民樓，但它遮了半條衚衕的陽光，也遮得我心裡黯然了不少。
再回望小巷，貼牆處只稀稀拉拉立著幾棵無精打採的白楊樹。
是的，根本沒有蒼然的桐樹。
也就是說，章士釗在京的第一處故居已經不復存在了。
章士釗為何堅決不入革命黨？
是他害怕了？他曾是國內最激進的《蘇報》的主筆，連當朝皇帝都敢罵為「載湉小丑」（結果釀出轟動一時的「《蘇報》案」，撰稿人章太炎入獄服刑，被「二章」所力薦的《革命軍》作者鄒容瘐死監舍），那他還有什麼話不敢說？他連暗殺組織「愛國學會」的副會長都敢出任（會中有蔡元培、陳獨秀等人），並組織過行刺清廷前任廣西巡撫的行動，還有什麼大事不敢承擔？
是他厭倦了？刺殺未遂，租界巡捕將刺客緝捕歸案；他身為主謀，逃跑尚來不及，但卻天真地於當晚跑進巡捕房意欲與被捕者「一商對簿時如何立辭」！結果巡捕們只問了幾句就看出破綻，遂當場將其扣押審問。偏偏他又不會說假話，供出自己的住所。於是，包括黃興在內的一大批同黨相繼入獄。在獄中他意氣消沉，竟說過出去後欲往西湖邊開個小牛肉店的沒出息的話！於是有人猜測他是怕再遭牢獄之災，故厭倦了政治活動。
細細想來，他倒也真的是怕了——但怕的是自己的才力不夠，不足以勝任秘密的革命活動。幾年的風風火火的體驗，特別是這次被捕入獄，使他對自己的短處看得更明白了：
上海之新敗也，吾才短力脆，躁妄致敵，……眼前失機猶小，將來誤事必大！
是的，以他的資歷，若加入政黨，豈不要負很大的責任，這反倒會對革命大業造成更大的損失。所以，他怕。
而且，他也真的厭倦了——投身革命以來，他已看到了革命黨人只重行動不重理論的隱患。他認為，重要的問題在於教育國民，而不僅僅是死上多少個烈士換取多少個權臣的頭顱。
他甚至預言過：
黨人不學，妄言革命，將來禍發不可收拾，功罪必不相償。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但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卻一直未能在中國確立，社會反倒更加動蕩不安，這正應驗了章氏的不祥預卜。
那時的章士釗就認為，他不適宜投身政治活動，只可能走「苦學救國」的路，他要在理論上發憤學習，為喚醒大眾做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
老袁安知士釗之志哉？所以儘管大總統對而立之年的章士釗極為青睞，無奈章不僅不識抬舉，反倒「恩將仇報」。民國二年（1913年）3月20日晚他正在總統家裡與袁共進晚餐時，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遭暗殺的電報傳來。袁拿著電報嘆：「遯初（宋教仁字遯初）可惜！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章士釗聽得極不舒服，第二天即逃離京都，潛往上海。
上海司法機構逮到刺客後，竟順藤摸瓜揪出國務院秘書洪述祖，又從洪的信札里看到了內閣總理趙秉鈞的影子！趙總理乃袁大總統的老部下，於是，袁便被有罪推定成了最大的嫌疑犯。後來，刺客死於上海獄中，而趙秉鈞猝逝於直隸總督任上（趙因宋案已改任斯職）。這一下，全國人民都成了推理破案的偵探，在國民黨報紙的導向下，都認定大總統即幕後主謀。儘管袁世凱曾催促趙秉鈞前往上海接受法庭調查，也儘管官場都知大總統待宋教仁不薄，最要緊的是，迄今尚無直接證據表明袁與宋案有涉，但這一血案已經不容置辯地成了口碑不佳的最高統治者的又一大罪狀。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北上時，宋教仁是內閣中的農林部總長，後辭職專事組建國民黨，鼓吹議會政治，致力於本黨以優勢選票入主內閣。他正是在來京參加國會的時候死於非命的。章士釗與宋教仁是湖南同鄉，又是在日本留學時的革命同志，而且，宋還比章小一歲，享年僅三十一歲！好友的遇害，不能不令章士釗悲憤異常。儘管他不知道刺宋的真兇究竟是誰，也判斷不出袁的那聲哀嘆到底是真心難過，還是假惺惺地作秀給他看，但血案畢竟發生在袁政府手底下！
在上海，章士釗先後向黃興與孫中山通報袁氏有可能稱帝的種種跡象，並親往粵漢鐵路督辦岑春煊處，遊說在前清時與袁氏有深仇大恨的前兩廣總督岑春煊與孫、黃合作討袁。數月後，南方各省討袁軍興，大元帥即岑氏，而討袁檄文則出自章士釗之筆。不過，想必孫、黃二位與岑大元帥誰也沒告訴過他這位討袁軍的助產士，是日本政府分別出錢武裝了他們。如果書生氣十足的章氏知道此事，早晚要說出來的，哪會憋在心裡六十多年而不言語？
討袁失敗後，章士釗二度流亡日本，以「孤桐」名創辦了政論性雜誌《甲寅》。那一年是民國三年（1914年），農曆甲寅年，即虎年，雜誌名即由此而來。因封面印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