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府被南京政府取代後，按說楊度可以公開身份轉入「地上」了，可他並沒受到民國新貴們的禮遇——也許蔣中正他們根本就不知道這是本黨已故總理生前親自「發展」過的「同志」，但也有可能人家是明知故「忘」，不願讓已經亂七八糟的本黨與口碑更差的楊度攪在一起。反正國民政府在南京開張後，有功之臣楊度反倒被冷落。這個聲名狼藉的保皇派頭領，這個縱橫於各軍閥豪門間的北洋遺老，只得黯然致信友人，慘兮兮地稱：
此後生涯正無住著，意在赴滬鬻文。
志在做泱泱大國首輔的政治家，一下子淪落為在上海灘以賣字畫維生的手藝人。白雲蒼狗，世事無常。
在老友章士釗的介紹下，楊度成了名聲更差的幫會頭領杜月笙的清客——掛名秘書。章氏也一樣，從北洋時代的總長級大人物，成了「海上聞人」杜氏的法律顧問。
楊度逐漸淡出公眾視線。民國十八年（1929年）2月27日，人們在靜安寺里見到了他和他寫的輓聯，那一天，是上海為在北平過世的梁啟超舉行公祭的日子，身為故人曾經的至交，他不能不到場。
照例，輓聯又是膾炙人口的佳作，而且，還是楊氏風格，既悼故交，亦憐自己：
事業本尋常，成固欣然，敗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殺，我獨憐才。
天曉得，這位坐在專用黃包車上招搖過市的「杜公館」的座上客，此時，竟然已經是中國共產黨黨員，而且還是共產黨最核心的秘密機關——特科的諜報人員！要知道，那個時候，正是轉入「地下」的共產黨被國民黨當局追殺得血流成河的極為慘烈的年代！
更匪夷所思的是，楊度的真實的政治面目竟然一直被隱瞞下來，不光國民黨當政時未稍有暴露，即使到了共產黨坐定天下後的很長時間裡，依然沒被公開認可，一直拖到20世紀70年代末，才被親歷者似是不經意地披露出來！
謎底是這樣披露給世人的——
1978年7月30日，曾長期在周恩來身邊做秘密工作的國家文物局局長王冶秋，在《人民日報》上撰文回憶前年謝世的周恩來。文中有這樣一段：
敬愛的周總理在逝世前幾個月，有一天，派秘書來告訴我：當年袁世凱稱帝時，「籌安會六君子」的第一名楊度，最後參加了共產黨，是周總理介紹並直接領導他的。總理說，請你告訴上海的《辭海》編輯部，《辭海》上若有「楊度」條目，要把他最後加入共產黨的事寫上。
我聽了以後，一面告訴上海《辭海》編輯部，一面向許多人打聽。大家都覺得很奇怪，從來沒有聽說過楊度加入共產黨。但是大家也都一致認為總理重病在身，還記住向有關同志交代這件事，說明他關心同志，不忘為革命做過任何貢獻的人，確實是胸襟磊落、處處體現黨的政策的典範。
這篇《難忘的記憶》，除了讓人們加深了對已故總理的緬懷之外，還意外地讓蒙受了大半生屈辱的楊度的子女們淚流滿面，更讓天下知楊度其人者目瞪口呆。
這個註定遺臭萬年的人物，竟是周恩來先生親自批准加入中共的地下黨員！早在「文化大革命」時，楊度的女兒楊雲慧就從章士釗老人那兒聽說，偉大領袖親口說過，楊度是中共黨員。但「最高指示」為何不公開？章老伯也無從知曉。現在，中共中央機關報終於確認了其真實身份，怎能不令其後人感慨萬分？
楊度的真實身份，其入黨介紹人和直接聯繫人潘漢年當然更清楚。只不過，當年的特科第二科（情報科）科長「小開」（「小開」乃1949年前使用的滬上舊語，用來稱呼遊手好閒的富家公子，黨內對風流瀟洒的潘漢年即以此謔稱），解放後幾乎一直被關在監獄裡，成為莫須有的「內奸」，沉冤二十七年里自己性命難保，哪還有機會替一個過世並過時的「壞人」鳴冤？
另一位知情人夏衍，也是解放後黨內殘酷鬥爭中的受難者，雖長期為部級高幹，但何敢主動供認與臭名昭著的楊度相識？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風雨初霽時，夏公才敢公開回憶故人——儘管他緬懷的是五年前冤死的潘漢年，但也捎帶著提及早逝了半個多世紀的楊度。
在1982年11月23日的《人民日報》上，有夏衍懷念剛剛被中共中央平反昭雪的潘漢年的文章，其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一九三一年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之後不久……大約在這一年深秋的一個晚上，他（潘漢年）通過良友圖書公司找我，見面之後，他就要了一輛計程車，開到法租界的薛華立路（現建國中路——原注）的一家小洋房裡，把我介紹給一位五十齣頭一點的紳士。他們似乎很熟脫，相互間沒有什麼寒暄。漢年同志一上來就說：「過幾天後我要出遠門了，什麼時候回來也難說，所以……」他指著我說：「今後由他和您單線聯繫，他姓沈（夏衍本名沈端先——筆者注），是穩當可靠的。」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補充了一句：「他比我大六七歲，我們是老朋友。」他們隨便地談了一陣，講的內容，特別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臨別的時候，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煙交給了他，潘收下後連謝謝這句也不說，我也猜到了這不是什麼臨別的禮品了。出了門，他才告訴我：「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黨員，一直是我和他單線聯繫的，他會告訴我們許多有用的事情，你絕對不能對他怠慢。」停了一會，又說：「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安南即越南的舊稱，時為法國殖民地，上海法租界的巡警多為安南籍——筆者注）不敢碰，所以你在緊急危險的時候可以到這兒來避難。」這之後，我和潘漢年同志闊別了五年，直到抗戰前夕才再次會面。他給我介紹的那位老先生，開頭我連他姓什麼也不知道，大約來往了半年之後，他才坦然地告訴我：「我叫楊晳子，楊度。」這一下可真的使我大吃一驚。
夏衍的確該大吃一驚，他萬萬想不到，當年的帝制禍首、軍閥政府的座上賓，上海灘無人不畏的青幫頭子杜月笙的清客，竟然是本黨同志！嘸得了哇！
夏衍說的建國中路上的這座建築，就是差點與我擦肩而過的「楊度故居」。
原法租界薛華立路一五五號，現在是座普通的居民弄堂。2000年1月8日中午時分，我在弄堂口駐足，從建國中路公交車站等車的「阿拉」們身後，繞過一個正在起勁叫賣著平板車上的橘子的游販，徑直走進弄堂。
這大概就是上海人說的那種民國時代的新式花園裡弄房：住宅不再是臨街的石庫門房，不再以高牆自絕於鬧市，而是以一條挺寬的弄堂串起一排排統一模式的紅磚樓，而這些紅磚樓又都是不大的宅門和不高的圍牆，不同的只是各家門前種植的一點花草各顯繽紛。上海的弄堂亦即北京的衚衕，但同樣是住宅，開放式的洋樓與閉塞著的四合院所體現出來的居民的精神內涵卻十分不同。20世紀前期的「海派」與「京派」之爭，輸贏其實早在各自的民宅建築取向上即顯現出來了。
弄堂內的第三排小樓，門牌13號，東、北兩面牆上各掛一塊牌子，東牆乃於樓門一側掛著一方木牌：建中居委會；北牆上嵌一小塊石牌，讓我頓感釋然：
1929年～1931年
楊度曾在此居住
住過神秘人物的老房子很是不好看，雜亂的電線與晾衣繩把我的視線割扯得亂七八糟！更為有意思的是，二、三樓的每個窗台上幾乎都懸著長長短短的拖把。若時光倒退七十年，這些窗口外的「裝飾」也許就是房主人示警的信號，但現在，卻只是上海人精明持家的小小佐證。
我走進樓里。
黑洞洞的樓內深不可測，定定睛，看清正面是樓梯，身邊是幾堆蒙塵的雜物。在把舊時豪宅糟踐得一塌糊塗方面，「海派」與「京派」是一派的。
左側有一扇虛掩著的門，很厚很大的那種老式木門。
叩門。裡面傳出難得和藹的邀請：請進。
從黑暗中一下子被請到陽光燦爛的屋裡，眼睛與心理都難免有所不適。
屋裡只有一位中年女子，正在填《盧灣區計畫生育一戶一卡登記冊》。問清我的來訪動機後，她十分熱情地介紹了該樓的情況：現有四家人住在二樓和三樓上，一樓這間是居委會的辦公室。上面是住家，不好打擾的，而且這麼多年，解放前的東西早都沒有了。「倒是這間，」她有些自得地環顧了一圈兒，「你看，這門窗、地板、壁爐，都是原來的，從來沒動過的。」
果然，當年的楊度先生的會客廳保存完好，別緻的橢圓形窗戶、華貴的天花板飾線、堅實的木板、漂亮的靛藍色瓷磚，均安然若故。若不是桌台上的一尊「文化大革命」時的毛澤東標準半身瓷像和牆上掛著的那幾面「二級居委會」、「盧灣區先進單位」等錦旗和標誌牌，我怕真要陷進七十年前了。
「那個壁爐是蠻好看的！」居委會女幹部直誇。是的，西牆裡的那個被藍瓷磚嵌著的壁爐真的很好看。我忍不住上前摸了摸，很光滑，也很涼。